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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于《诗》,为乐正所崇《诗》、《书》、礼、乐四术之一。列于庠序学校之中,为贵族子弟所诵习的政治教科书之一。视为“先王之教,王官之学”。王官授《诗》,美文武,刺幽厉,成为传统教育,具有是古非今的思想倾向。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并没有把《诗》义、《诗》教来一番新的解释,而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诗》、《书》”,“是古非今者族”。汉兴,惠帝刘盈解除秦禁。至文景二帝,“《诗》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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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诗》有三家:“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112]称三家诗,为今文学派。三家释《诗》,换了一个方式,托言阐发孔子经书的微言大义,实际结合纬书,以术数灾异说经,使经学神学化,穿凿附会,为“汉兴授命”创立理论根据。特别是齐诗派搀入阴阳五行学说的观念,用《诗》来解说《易》和律历。《汉书·翼奉传》说:“《诗》有五际。”颜师古注:“阴阳始终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借《诗》的篇目编次说明汉之当兴,秦之当灭。从而受到朝廷的赞赏,三家诗于文帝、景帝时先后立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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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献王,名德,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不以今文派为然,喜爱古文经学的《毛诗故训传》。《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艺文志》云:“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毛诗故训传》重在“名物训诂”,以考证为特色。授《诗》之义,多为先秦王官的旧说,未能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故云:“不在汉朝,故不立于学。”史家因称河间献王“笃信好古,实事求是”。由今视之,《毛传》释《诗》较三家之释高明,河间献王论学,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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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学者咸以“求是”为训,榜于书院,置之座右。韩愈曾言:“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为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湖南岳麓书院为今存宋代书院的最早者,它的礼堂东西两壁转辗犹存往昔旧题遗辞:实事求是。陆象山云:“吾人之志当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王阳明云:“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为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同也。”清黄以周主讲江阴南菁书院时,书其座右铭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张衡《东京赋》谓“温故知新,研核是非”。这种治学态度在中国实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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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实为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他将“求是”古训赋以新义,所谓新义,即与振兴中华、彪炳事功及欧西科学家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结合起来。曾云:“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以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一洗往日柔善之习、衰老之态。相与精诚团结,内兴要政,外御强侮。”[113]又作《革命与科学》的讲演,谓:“天文学地球绕日之发明,引起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之思想革命,而有此思想革命,欧洲继起研究科学者益多。176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遂引起十八、十九世纪工业之革命。科学与革命均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义。凡与真理相背、全民利益相冲突者,皆非科学。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出于爱。布鲁诺之死,以其爱真理胜于其性命。中山先生之所以毕生致力于革命,由于其爱中华民族。”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內容与《革命与科学》融合,远远超越于儒生所言,蕴藏着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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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治学,笃行其所主张:“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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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重视“知行合一”,曾阐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云:“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115]竺师讲演,指出了治学的方法、精神与目的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今人治学有的“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116]是不足为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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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物致知 日积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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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认为宋儒如朱熹所倡导的“格物穷理”和“读书明理”的见解,具有科学精神。曾云:“朱子《近思录》中《格物穷理》一章云:‘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此即科学上所谓以类而推,即是今之演绎推理。又曰‘学者须先要会疑’,又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察即observation,即观测也。”[117]议论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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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重视格物工夫,故甚注意自然科学的知识。认为:“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砥录作:皆是自然底道理)。”[118]朱熹论学,因此推崇宋代科学家沈括的科学见解。如:“月本无光,犹一银丸,日耀之乃光耳。”此说“足破千古之疑矣”。[119]宋儒理学有朱陆异同之辩,于格物一说亦然。陆象山认为“心即理”,“在事上用功”,只是“闻见之知”,博学多能,多读书会妨碍“发明本心”。朱熹见解实较象山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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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云:“陆九渊嘲笑朱子的致知格物,说他照朱子办法,坐在竹子旁边去格竹子的物,结果坐了十天,人几乎病倒了而不能格得一个道理出来,这就是因为不知实验的缘故。广东岭南大学的植物教授Prof·Michare,他花了十几年功夫,把世界所有竹子五百几十种,统种在岭南大学的植物园里,天天观测,数年以后,竹子的性质统被他弄明白了,这才配称格竹子的物。”[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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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治学,十分重视格物致知工夫。就其气象、物候这一专业说,他自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起,迄于逝世前一日,每日记日记。对于每日天气以及物候的演变,观测记录,从未间断。日积月累成为有价值的科学资料。朱熹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要见得尽处。……凡万物万事之理皆要穷,但穷到底,无复余蕴,方是格物。”[121]竺师治学是继承着这种优良学术传统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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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记》中述:“昔在杭州大学路浙大校长官舍前有二罗汉松。一高大而一低小,不解其故。翌年大者开花结子,未几,其下有若干小罗汉松满布地上,因悟罗汉松之有雌雄。今日阅《泰和县志》卷三十轶事下有一节,载泰和县南古岗有庵。庵前有罗汉松二株,萦缠纠结,屈曲交加,常年一花而不实,一实而不花。刘子高诗云:‘东树开花西树子,谁从枝叶认雌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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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午回,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內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窝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树顶有一雀窠,适合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之言。”[123]竺师观察舍前两罗汉松,阅读《县志》,益信“松之有雌雄”。两小百舌坠地,而悟《诗经》“鸠居”之意。是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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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竺师在杭州时,阅高攀龙《武林游记》。悉高氏于庚寅八月十五游满家村、龙井、烟霞洞、石洞,时值丹桂盛放,飘香满山。万历十八年中秋,即1590年9月13日竺师联系自己于1936年9月13日,亦曾游山,桂尚初放,因知近三百年间桂花盛开,相差至少为一星期。[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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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遵义时,“晨起,见南窗外梨花如雪,桃花盛开。骤思苏东坡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因悟东坡所见梨花清明始开,而遵义则春分前桃、李、梨花已芬芳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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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竺师读《吕氏春秋·审时》理解到:“凡农之道,候之为宝。”农业授时,于观测天象外,同时亦须注意物候。《任地篇》中有不少物候资料,清初张标《农丹》中据《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苍蒲未发者矣。”根据张标所说,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吕氏春秋》中有“仲春之月,仓庚鸣”,而目前黄莺与布谷均于五月间始到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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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一段文字中有“玄鸟氏司分者也”一语,竺师据以分析:“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皡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古时山东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我们现在有物候观察网,除作其他观察外,也注意家燕的来去。根据近年来的物候观测,家燕近春分时节正到上海,十天至十二天之后到山东省泰安县。郯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据E.威尔金森在他的《上海鸟类》一书中写道:‘家燕在3月22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显然三四千年前家燕于春分已到郯国,而现在春分那天家燕还只能到上海。把这两个地点的同一时期(1932—1987年)温度比较一下,看一看它们有多少差别,那是有意义的。”[126]读过《左传》“玄鸟氏司分者也”这句话的众多,但能作这样的研究与理解的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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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从中国丰富的物候学史料中,联系实际观测,慎思明辨,进而理解到气候有东西南北、山岳平原、海滨大陆、古今先后的不同,物候时时处处有异。五千年来气候时见波动,变化却是它的主要趋势。登高自卑,行远自迩。竺师治学,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逐步深入古气候学的堂奥的。气候学是具有世界性的,古气候学也是如此。竺师治学,博览群书,古今中外,宏观、微观,各种资料随时采集钩记,悉在他的研究与注意之中。朱熹云:“知至如《易》所谓极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能虑便是研幾,如所谓‘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又云:“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127]竺师治学,真有这种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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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中说:“我们古代物候记录在那里呢?经、史、子、集均有记载。唐宋以后的游记、笔札更有不少宝贵资料。南宋朱熹跋吕祖谦日记云:‘观其翻阅论著,固不可以一日懈。至于气候之暄凉,草木之荣悴,亦心记焉。’唐宋的大诗人如杜工部、李太白、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所咏的诗,均以千计,其中不少是物候的材料。”竺师所看资料,涉及中国古籍的许多方面。竺师将这些资料与气候学的世界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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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洲在17、18世纪曾经过一个所谓‘小冰川’的寒冷时期,这在北京的物候里得到反映了吗?”在谈迁的《北游录》里就可获得理解。顺治十年(1653年)七月尾,谈迁从家乡杭州出发,由运河坐船去北京。在11月7日诣天津,到18日运河封冻,谈迁只得改走陆路。他到北京逗留到顺治十三年阳历三月,到3月7日河冰开冻,坐船南返。“封冻日期共110天”,“和近来京津运河封冻时期相比”,“要比近十年华北最冷冬天,即1957年还要长”。谈迁留京两年半,三次去报国寺观赏西府海棠,与“近十二年北京海棠开花时期相比,就要迟七八天之多,可知那时北京冬天花信比现在为迟。”谈迁日记曾记顺治十一年江浙冬天之冷。关于这时冬天的冷,叶梦珠所编《阅世编》亦曾述之。“自顺治十一年甲午冬严寒大冻,至春橘、橙、柑之类尽槁。”江西橘、柑从唐到明,一直为贡品,“到17世纪后半期,在二十多年中常被冻死。有两次遭毁灭性的冻害,使农户不敢再种。从此可知,17世纪的后半世纪,我国北方与长江流域和欧洲一样是一个寒冷时期。”“对于清初可这样来衡量,对于唐、宋、元、明各代只要有文物材料,均可这样做。”[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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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气候为什么会见之于物候呢?中国古代学者往往知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竺师于此进行探索:“大自然好像是乐队指挥员,他的棒指到那里,花就得要放,鸟就得要鸣。北京的气候是大陆性很强的,春天非常短促,好象是奏的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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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气候为什么有波动呢?竺师究其原因,认为这是由于“太阳辐射有强弱的缘故”。太阳辐射何以又有强弱?其原因是:“太阳黑子、光斑、日珥等的多少,象征着太阳的活动,却有十一年的周期变化。大气中的磁暴,北极光和游离层均与之有关。”“我国历史上黑子西汉元帝永光元年起(前43年)即有记载。从公元以后直到明末崇祯,共计109次。极光的记录历代亦继续不绝,见于史书。最早在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统计,从汉成帝到清咸丰三年(1853年)共记134次。”“凡是黑子记录多的世纪,也为我国历来严冬多的世纪。”物候的迟早显示着气候的波动;而太阳辐射的强弱,又关系着气候的波动。“当然形成气候波动的原因是复杂的,不少尚未查明,有待深入研究,方能解决。”[129]关于黑子,欧洲自18世纪中叶“始有详细之记载。迄今日则沃尔夫氏对于黑子之数,每月均有报告,其详确断非我国历史之记载可比”。[130]这些都可说明竺师“格物致知”的深度与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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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规律 开物成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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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发展到了北宋,出现了综合性的科学专著《梦溪笔谈》,英国李约瑟博士誉之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131]。沈括治学,重视实验。例如:“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132]使步漏之术合于尺度。提出自然现象的变化有其客观规律:“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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