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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展的伦理可以从以下事情中体现。一位英军官员这样回忆他面对德国撒克逊部队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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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A连队喝茶时听到一串射击声，我们就走出来观看出了什么事，我们发现战士们和德国人都正站在自己的堑壕外的土墙上。突然一阵炮火打来，但没有造成伤亡。这时双方跳下土墙，我们的士兵开始骂德国人。这时立即有一个大胆的德国人跳上土墙大声喊道：“我们很抱歉，但愿没有人受伤，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该死的普鲁士炮兵干的。”（Rutter 1934，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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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撒克逊人的道歉不仅有助于防止报复，它还反映了由于违反相互信任而表示的道德的歉意和对某人可能被伤害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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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克制是一种相互间的合作，它确实改变了相互作用的性质，使得双方关心着对方的利益。这个改变可以用“囚徒困境”的术语来表述，即持续的双方合作的经历改变了双方的收益，使得双方合作比以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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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也对，当双方合作的模式被人为袭击所破坏时，一个强烈的报复伦理被激发了。这个伦理，不仅是采取回报策略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如何才算适当地履行了对死去的同伴的责任的问题。报复又激起另一个报复。因此，合作与背叛都会自我强化。这些双方行为模式的自我强化，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双方采用的策略上，而且体现在它们对结果的意义的感受上。用抽象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仅偏好影响行为和结果，行为和结果也会影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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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战对理论的另一个发展是仪式。这个仪式表现在使用轻武器时的敷衍和炮兵的故意无伤害的射击。例如，德国人在一个地点“用老练的不变的炮火和差劲的射击实行他们的攻击行动，以满足普鲁士人的要求，而同时又不给托马斯·阿特金斯的部队造成严重伤害”。（Hay 1916，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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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防区出现的可预测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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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德国人］在选择目标、发射时间和轰炸次数上如此有规律，来到前线一两天后，琼斯上校已经发现他们的规律，并且知道一分钟后什么地方将落下炮弹。他的计算相当准确，他就像老练的参谋官员一样，知道当他到达那个被射击的地方之前炮火就会停止。（Hills 1919，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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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也在做同样的事，就像德军士兵写下的关于英军“夜间射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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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在七点发生——如此地有规律以至于你可以用它来对你的表，……它总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它的范围是很精确的，它从不打偏，也不打在目标的后面或前面。……甚至有些好奇的家伙在七点前一点点，爬出来看这突然的射击。（Koppen 1931，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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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敷衍了事的例行射击显示了一个双关的信息，即对上级司令部表示他们在攻击，对敌人表示和平。这些人假装在执行进攻的命令，实际上并没有。阿什沃斯认为这个典型的行为不仅是为了避免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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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堑壕战中，形式上的攻击是一种仪式。敌对者以有规律的相互响应的各种武器发射来参加这种仪式。同时它表示和强化了双方相互同情的情绪和敌人也是共患难的伙伴的信念。（Ashworth 1980，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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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仪式有助于增加道德的约束力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的进化基础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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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中出现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说明了友谊对于基于回报的合作的产生并不是必要的，在合适的环境下，合作甚至可以在敌对者之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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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中的士兵们显然清楚地理解和认识到回报在维持合作中的作用。下一章用生物的例子说明参与者的这种理解并不是合作出现和稳定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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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什沃思（Ashworth 1980，pp.171—175）估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在英军1/3的堑壕战部队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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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第五章 生物系统中的合作进化 （与威廉·D.汉密尔顿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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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四章中，几个进化生物学的概念被借用来帮助分析人们之间的合作的出现。在这一章中，情况反过来了，那些用于理解人的行为的发现和理论现在用来分析生物进化中的合作。从这个研究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预见对于合作的进化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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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的理论是以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为基础的，而合作普遍存在于相同种类的个体之间，甚至存在于不同种类的个体之间。大约在1960年以前，进化过程的研究都没有对合作现象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忽视来源于对一种理论的误解，这种理论将大多数适应性说成是种群或整个种类水平上的选择。结果，合作总被认为是一种适应。然而，最近对进化过程的评论已经表明，把选择看作是基于整个群体的利益是没有足够根据的。相反地，在种类或种群水平上的选择过程是很弱的，达尔文理论最初对个体的强调是更有效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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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明显存在的合作及其相应的群体行为，如利他主义和竞争中的节制，最近进化理论分别在遗传亲缘理论和回报理论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目前在野外考察和理论发展上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有关亲缘理论的。正规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但亲缘理论越来越多地采用基因的眼光看待自然选择（Dawkins 1976）。实际上基因在自己终有一死的载体之外看到存在于其他相关个体中自己的永恒拷贝。如果对局者有足够密切的关系，即使单个利他者有所损失，利他主义仍然给这组复制品带来了好处。与这个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的是，几乎所有利他主义的实例和大部分观察到的合作行为（除人类以外）都是发生在密切的亲缘关系中，通常是在直系家庭成员中。工蜂的自杀性倒钩刺的进化就是这个理论的典型例子（Hamilton 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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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合作例子（虽然几乎没有极端的自我牺牲）也发生在没有密切亲缘关系的情况下。对双方都有利的共生现象提供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例子：真菌和藻类形成了地衣；胶树为蚂蚁提供住处和食物，反过来蚂蚁也保护了树（Janzen 1966）；还有，黄蜂寄生在无花果花内，作为果树唯一的传花粉和留种的手段（Wiebes 1976；Janzen 1979）。通常，这种共生中的合作过程是很温和的，但是有时这些伙伴也会出现对抗，有时是本能的，有时是由特殊的遭遇而引发的（Caullery 1952）。[3]正如以后要讨论的那样，虽然可能也包含亲缘关系，但是共生关系主要说明了进化理论的另一个最新发展：回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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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驱者特里弗斯（Trivers 1971）开始，合作本身并没有得到生物学家的重视，但是有关在冲突情况下的克制的相关论题，已经取得理论上的进展。与此有关的一个新的概念——“进化稳定策略”——已得到发展（Maynard Smith and Price 1973；Maynard Smith and Parker 1976；Dawkins 1976；Parker 1978）。通常意义下的合作由于某些困难而仍然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特别是考虑在原来自私的状态下合作的开始（Elster 1979）和合作一旦建立后的持续稳定。因此，越来越需要一个正规的合作理论。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主要集中在经常性欺骗行为上。这种欺骗，使得双方有利的共生现象的稳定性显得比在为种群利益而适应的观点下更成问题了。同时，其他曾经在亲缘理论范围内显然那么肯定的例子，现在也开始暴露出对局者并不像基于亲缘关系的利他主义所期望的那样有足够的亲密关系。鸟类的合作繁殖（Emlen 1978；Stacey 1979）和更普遍的灵长目类群体中的合作行为就是这样的（Harcourt 1978；Parker 1978；Wrangham 1979）。要么合作的出现是不可靠的（一半亲缘利他性，一半欺骗），要么大部分的行为是基于稳定的回报。以前我们曾考虑到回报，可是对它的苛刻条件强调不足（Ligon and Ligo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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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对生物学的新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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