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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原因，假设有80个绿的和20个蓝的在一个小镇上。每周每人相互接触一次，对于绿的来说，他们的大部分接触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群体内部的，因而得到双方的合作。但是对于蓝的，他们的大部分接触是与另一个群体（绿的）发生的，因此得到的是双方背叛，这样占少数的蓝的平均得分就少于占多数的绿的平均得分。甚至当每个群体都倾向于同类交往时，情况也会如此。因为占少数的蓝与占多数的绿相遇的次数在少数者总的相遇次数中占的比例比在多数者总的相遇次数中占的比例要大（Rytina and Morgan 1982）。结论是标记支持了使每一个人受害的成见。而少数人的群体会比其他人受更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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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也会造成另一个结果，即它支持了地位等级。例如，假设每个人有一些特征，如身高、力量或皮肤光泽，这是可以观察和比较的特征。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不存在相同的值。这样，当两个人相遇时，哪个有较多的特征，哪个有较少的特征就很清楚。现在假设每一个人都欺侮那些在他之下的人，而对在他之上的人则是逆来顺受。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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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当一个人遇到在他之下的人时采用的策略是交替地使用背叛和合作，而当对方一旦背叛一次，他就不再合作，这是很霸道的。因为他可以背叛别人但决不容忍别人背叛他。再假设一个人遇见在他之上的人的策略是合作，而当对方连续两次不合作时，就永远不再合作。这是软弱的，因为他可以容忍受到交替的背叛，但他也是可激怒的，因为他不能容忍太被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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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为模式建立了基于可观察的特征的地位等级。接近顶层的人做得不错，因为他们对几乎所有的人都称王称霸。相反，接近底层的人就做得很差，因为他们要对几乎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接近顶层的人满足于这种社会结构。但是接近于底层的人能单独改变这种社会结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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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可能，因为在折扣系数足够大的时候，从欺侮你的人那里每两步得到一步安慰，总比背叛后面临无休止的惩罚要好。[2]因此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是陷入困境的。他或她做得很差，但试图要反抗这个系统则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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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方策略不变的情况下，孤立无援的反抗是无益的。低层的反抗将最终伤害双方。如果较高层在某种压力下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那么低层的人在打算反抗时就应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种考虑会使得较高层的人关心自己信誉的坚定性。为了研究这类现象，人们需要探讨信誉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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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和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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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信誉体现在其他人对他将采用的策略的信心上。信誉是通过观察这个人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时的行为来建立的。例如，英国的可激怒的信誉是通过它反击阿根廷的入侵收回福克兰群岛而建立的。其他国家能够看到英国的行为，并据此推断它会如何对他们自己在将来的行为作出反应。特别相关的是，西班牙关于英国对直布罗陀所承担的义务的推理和中国关于英国对香港承担的义务的推理。这些推理是否正确是另一码事。重要的是当第三者在观察时，当前选择的利害关系从当时的直接结果扩展到了对当事人的信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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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某些人的信誉能使你在作出第一次选择之前就能知道一些关于他们采用的策略的情况。这个可能性带来了一个问题，即确切知道对方所采用的策略有多大价值。衡量任何一个信息的价值的方法是计算在你有这个信息时所做的比没有这个信息时好多少（Raiffa 1968）。因此，没有这个信息时，你做得越好，你对信息的需求就越少，那么这个信息就越不值钱。例如在两轮“囚徒困境”的竞赛中，“一报还一报”在不知道对方所采用的策略的情况下就做得很好。知道对手的策略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能使一个人做得更好。例如，如果已经知道对方的策略是“两报还一报”（即只有在对手在前两步连续背叛时它才背叛），那么你采用背叛与合作交替的策略就可能比采用“一报还一报”要好。但是在两轮竞赛中没有多少可剥削的策略。所以提前知道对方的策略也不能帮助你干得比“一报还一报”策略好。事实上，从知道对方策略中得到的好处很少，这正说明了“一报还一报”策略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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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的价值问题可以反过来讲：让其他人知道你的策略的价值（或代价）是什么。当然，答案取决于你所采用的策略。如果你采用的是可剥削的策略如“两报还一报”，那么代价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如果你采用的是最好与它完全合作的策略，那么你可能很愿意让人家知道你的策略。例如，如果你使用“一报还一报”，那么你会很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并且适应它。当然未来的影响必须足够大使得最好的反应是采用善良策略。事实上，如前面说过的，“一报还一报”的优点在于它在游戏的过程中容易被识别，即使采用它的人还没有建立起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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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有一个牢固的采用“一报还一报”的信誉是很有好处的。但这确实不是一个最好的信誉，最好的信誉是恶棍的声誉。最好的一种恶棍是具有尽可能压榨对方又不容忍对方有任何背叛的信誉的恶棍。尽可能压榨对方的方法是频繁地背叛，恰好使得对方总是合作比总是背叛只好一点点。鼓励对方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让大家知道如果对方一旦背叛，你就决不会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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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建立恶棍的信誉是不容易的。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恶棍，你就必须经常背叛，这就意味着你很可能激怒对方来报复你。到了你完全建立信誉时，你很可能已经陷入许多毫无益处的毅力较量中去了。例如，对方即使只背叛一次，你也会在是按要建立的信誉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还是在当前接触中力图恢复友好关系之间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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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方也试图建立他的信誉时，情况就更坏，因为他将不会宽恕你用来试图建立你的信誉的背叛。当双方都试图建立自己的信誉以便用来对付未来对策中的其他人时，他们就很容易卷入一连串的相互惩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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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意假装没有注意到对方在试图干什么。双方都想显得是不可训练的以便使对方自愿停止欺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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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竞赛建议，一个使对策者显得不可训练的很好方式是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这个策略的简单性，使得它容易表明它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并且它的易识别性使得对方很难继续假装不知道它。采用“一报还一报”是控制对方并让他适应你的一个有效方法。它拒绝被欺负，但它自己也不欺负人家。如果对方确实适应它了，其结果就是双方合作。事实上，威慑是通过信誉的建立而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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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誉是要通过可信的威胁来达到威慑的作用。你试图作出某个反应的许诺，实际上当偶然情况发生了，你并不想真正去这样做。美国恐吓苏联不要夺走西柏林并扬言要发动一场战争来对付这种掠夺行为。为了使这个威胁可信，美国就得建立不管短期的代价有多大它都要能确实履行这个保证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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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5年美国政府作出许诺要以发动一场战争来对苏联的决定作出反应时，越南就是美国政府要建立这个信誉的手段。在给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他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麦克劳顿描述了美国要保持信誉的迫切愿望，并把美国在越南的目标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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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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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避免美国因失败而丢脸（即保持一个保证人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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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防止南越及邻近领土不落入中国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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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南越的人民可以享受一个更好的更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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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Sheehan and Kenworthy 1971，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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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获得一个强硬的信誉来保持威慑，不仅在国际政治上是重要的，在许多政府的国内事务上也是重要的。虽然本书主要涉及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但这个框架确实可以用于有权威存在的许多情况。因为即使是最有效的政府，也不能把公民的服从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相反，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有对策关系。这种相互作用经常是以“重复囚徒困境”形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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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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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阻止它的公民触犯法律。例如，为了有效地收税，政府必须保持对逃税者进行起诉的信誉。通常，政府用于调查和起诉逃税者的钱比从逃税者那里得到的罚款要多得多。当然政府的目的是要保持抓获和起诉逃税者的信誉以防止任何人在将来想逃税。税收的情形是这样，其他政策的情形也是这样，即保证公民服从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够并且愿意投入比当前利益多得多的资源来保持它的强硬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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