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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航空调度员的重要责任是维护空中安全，使飞机在飞行中相互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他们利用雷达跟踪飞机，并利用无线电指挥飞行员。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联邦雇员，包括航空调度员，都受到一项伤残计划《联邦雇员赔偿法》的保护。如果他们由于工作的原因而伤残，那么他们在伤残期内就有权按照一个固定比例获得工资。这个免税赔偿额可高达基础工资的75%。在固定税率下，赔偿期内雇员根据伤残计划得到的实际收入比其工作时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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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赔偿，他们就必须证明自己所受的伤残与工作有关。当然，伤残不一定是肉体的，也包括精神的，比如工作压力造成的精神错乱。这为一些不合理的索赔要求埋下了种子，因为精神错乱是不好观察的，正常人也可以模仿精神错乱。为了控制不正当的赔偿要求，伤残报告必须附有医生证明以及同事们的第一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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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调度员通常被认为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一项工作，因此，可以相对容易地提出精神方面的伤残赔偿。1974年的伤残赔偿规定比1972年的规定更容易获取精神赔偿，结果调度员的伤残赔偿要求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为了获得精神伤残赔偿，一些人还与医生等串通出具虚假证明。甚至，有些调度员通过造成一些违章事故来“证明”自己已经不能胜任工作，比如在调度中“违反飞行间距”，即由该调度员负责的飞机飞行时距离过近。这就是调度员道德风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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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也有与此类似的案例，只不过这些例子不在航空业，而在煤矿业。由于监管不力，我国的煤矿事故比较高。过去，对于在煤井事故中死亡的人们能够获得的赔偿比较低，所以那些煤矿老板不太注重安全生产，因为承受不安全的损失或赔偿比提供安全的成本可能更经济。为了让煤矿老板重视安全生产，后来国家将煤矿死亡的赔偿提高到每人不低于20万元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老板煤矿重视安全，但是也刺激了煤矿工人的道德风险。有些煤矿工人，为了获得高额赔偿，故意不安全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我有一年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时，在某个讨论组听到一个研究者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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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事故与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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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汽车多，交通事故就多，伤亡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也就多。在20世纪50年代，汽车基本上没有安全带，而现在所有的汽车都有安全带。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纳德尔（R.Nader）写过一本《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书。这本书引发了公众对汽车安全的关注。于是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要求对汽车安全进行立法。最终，国会立法要求汽车公司必须在汽车上装配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装置，安全带由此成为所有新汽车的标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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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的法律如何影响了汽车安全呢？有两个经济学家后来评估了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对社会的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安全带使得事故发生时司机的性命更安全，司机死亡的人数下降了。但是另一方面，更有安全保障的驾驶条件也刺激了司机的道德风险，与缺乏安全保障下的谨慎驾车相比，更安全的司机驾车谨慎性下降了，在预计不会碰到警察路段的酒后驾车、开飞车的多了，结果是交通事故增加了，行人和旅客死亡的人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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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佩兹曼（S.Peltzman）写道：为了真正降低交通事故，不应该装备安全带，最好的办法是在方向盘上插一把匕首。这样，司机就不敢不全力以赴开车了。这个观点未免过于极端，但是却有其一定的道理。现在，汽车的安全性能越来越好，但我们看到的不正是技术拙劣的“马路杀手”越来越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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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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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一样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即由于股东们难以对公司高级管理者的行为进行完全的监督，所以在股东盯不到的地方，高级管理者就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股东利益。管理层道德风险在公司治理中已有很多研究，一般说来它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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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努力不足。当然，这不是说高级经理没有在办公室呆上足够长的时间（事实上大部分高级经理的工作时间都很长），而是指将工作时间在不同任务之间进行分配。高级经理很可能会为了避免谈判的不愉快而在原料供应、劳动工资等谈判中不那么坚持；也可能不愿投入足够的精力来监督下属员工，最近十多年许多企业内部控制不足而导致公司巨大损失的丑闻频频发生就是很好的例子；或者，经理也可能只花很少时间在聘请他们来做的工作上，而把大量时间花费到怎么保住自己的职位或提高个人的社会名誉上，比如他们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慈善等活动，而这些活动可能并无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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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过度投资。许多例子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某些CEO更醉心于营造一个企业帝国，而不是为股东创造最大财富。管理层完全有可能转移公司的合作机会，投资于个人偏爱而对股东无益的“政绩”项目，或者给高级经理支付过高的薪酬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真实利率高涨，但其石油产业的管理层仍然维持着巨大的石油勘探支出，而且石油行业的高级管理者们还把大额的现金投资于非核心产业，这些做法对股东其实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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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防御策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管理层通常会采取伤害股东的行为。事实上他们有很多防御策略。首先，他们可能会积极进行那些可使他们成为必不可少人物的专用性投资，譬如投资于一个他们擅长的而实际上已经快要过时的技术或者正在衰退的产业。其次，他们在职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很有动力进行报表粉饰，创造性地运用会计技术来掩饰其不断恶化的经营状况，使得业绩“看上去很美”。相应地，业绩很好的时候，他们常常倾向于过于保守的经营方式，因为他们不愿冒业绩下降而失去职位的风险；当业绩很差时，他们又常常偏好过于冒险的经营策略，因为损失最终是由股东来承担的，一招险棋或可换得重生也是很正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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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自利交易。管理层可以通过一些策略性的交易来增进自己的私利（private benefits）。他们可能会消费过高的补贴；或者任人唯亲，至少也得选一个想法接近自己的人以免退位后受到批评或者使其过去的业绩显得黯淡无光；或者将产品贱卖给亲戚朋友或者从亲戚朋友中选择一个昂贵的供应商；或者花费公司的金钱与政治家交朋友或为政治团体提供资助。近年来的公司治理丑闻，主要与自利交易有关，而且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时，某些自利交易虽然具有合法性质，但实际上是对股东财富的掠夺。价格转移、资产剥离、投资者稀释等方法可能常常是合法的攫取手段，但这与做贼没什么两样。当然，自利交易也可发展成直接的非法行为，比如内部监守自盗、违法的内部交易或者故意泄露或出售商业秘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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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再重复一次，道德风险的存在依赖于行为不可观察。如果行为可以被观察以及被第三方验证，那么就可以通过订立合同规避道德风险。从信息可观察和可验证的角度看，前面四种道德风险中，自利交易最容易被观察和发现，因此法律对于管理层道德风险的限制也主要集中在自利交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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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的存在依赖于行为不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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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中的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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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与一个伙伴合作去完成一项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不仅取决于你和伙伴的努力，还取决于“运气”。我们假设，如果你们两人都努力，则有0.8的概率成功而获得收入100元，有0.2的概率失败而只能得到0元。如果你们两人有一人努力，则有0.5的概率成功获得100元，有0.5的概率失败而只能获得0元。如果两人都不努力，则只有0.2的概率成功获得100元，有0.8的概率失败只能获得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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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每个人努力需要付出努力成本20元，不努力则付出成本为0元；对于合作利益的分配，是平均分配（因为不知道谁的贡献更大），任务成功每人可分得50元，失败则只能得到0元。于是，可以计算出每个人在各种情况下的预期净赢利，[2]如图3-1的盈利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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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团队生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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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本来大家都努力是最好的结果，但是纳什均衡却是大家都不努力这个最差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正是道德风险，因为你观察不到你的伙伴是否努力，所以他就最好不努力来占你的便宜；同样，你的伙伴也观察不到你的行为，所以你也会尝试占他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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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还不止这么一点。你们可以相互达成协议：大家都要努力。但是这个协议难以实施！因为你会想，对方是不是真的会努力呢？不管他努力不努力我都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即使知道结果是100或0，也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努力），既然不努力对他更好，这让我怎么能相信他会努力呢？除非他傻呀。而你的伙伴也会有跟你一样的想法。更进一步，你们彼此都很清楚对方心中的算盘，所以你们之间的信任将非常脆弱，结果大家还是会选择不努力。即使博弈重复有限多次，也难以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彼此的道德风险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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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把这个例子稍微改变一下：如果你们都努力，则一定会产出100（每人分50），而一人努力、一人不努力则产出50，每人分25，都不努力则产出20，每人分10。考虑扣除努力的成本，我们仍会得到图3-1。此时，订立一个两人都努力的协议是能够得以实施的。譬如，订立这样一个协议：如果谁不努力，就罚款12元；如果不能区别谁不努力，但只要有人不努力，就各罚款6元。此时，确定性产出价值将揭示努力的信号：如果产出100，则每个人都知道彼此都已努力；如果产出20，则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没有努力，两个不努力者均被罚款12元；如果产出50，则必有一方没有努力，他们彼此知道谁没有努力，但是监督协议实施的第三方无法判断谁没有努力，于是对每人罚款6元。这就使得（有协议下的）博弈转变成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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