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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遭遇烦琐的礼仪。礼仪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摆摆样子而已。为什么还要那么烦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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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恰恰是那些没有价值而又烦琐的礼仪，传递了合作的信号。一个人如果愿意不辞辛苦地以某种规格的礼仪来对待你，本身就表达了对你的看重程度。越是在礼仪上花费得多，对你就越看重。因为不看重你的人，实在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和财力去准备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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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当人们都知道礼仪会传递对对方看重程度的信号时，人们也就会通过礼仪规格来判断你对他的看重程度。这就强化了礼仪的信号作用，使得在很多时候，礼仪是合作不可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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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都知道礼仪会传递对对方看重程度的信号时，人们也就会通过礼仪规格来判断你对他的看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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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礼仪类似的其他社会规范也有与礼仪一样的信号传递功能。对规范的遵循本身传递着合作意愿的信号。进一步也可扩展到法律，法律是依靠第三方来强制实施的社会规范，签订合同和接受判决，也传递着合作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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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也是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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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沉默是金，那是因为人们从沉默中可以读到太多的信息。一个沉默的人，常常传递了这个人谦虚、沉静的类型信号；有时候，沉默也代表一种自信──沉默的人放弃为自己鼓吹的权利，是因为他相信已无须再鼓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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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景之中，沉默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在另一些时候，沉默代表了对自己缺乏信心。比如，求职者故意回避自己的某些可疑之处，或者对某些敏感问题闭而不答，那么面试官就有必要假设求职者可能在这些方面存在消极问题；因为如果是积极问题，那么他就会乐于回答。这就好像超市中的一些食品，有些贴上了各种食品安全验证信息，有些则未贴上相应的标签。那么我们只能把那些未贴上某项安全标签的食品视为不具有该项安全性。因为，如果它具有，那么厂商就会乐于把该项安全标签贴出来；所以我们只能理解为它不具有那项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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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题保持沉默的人，本身也可能揭示了这个人内心的态度；那些没有贴上标签的食品，实际上人们在心中早已给它们贴上了标签。沉默，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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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曼分离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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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信号传递。比如许多大学会披露其有几个院士；教授们会公布自己曾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过多少学术论文；公司会公布对其有利的排名结果；漂亮的女士一定会穿上显露身材的服装……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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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格罗斯曼曾提出过一种解释。假设有三个人，其能力值分别为100、80、60。由于平均能力为80，所以能力为100的人有动力以某种信号表明自己是突出于其他二人的。当能力为100的人被分离出来之后，剩下两人的平均能力为70，此时能力为80的人就有动力将自己与能力为60的人区分开来，使别人相信他并不是能力为60的人。因此，如果具有隐藏特征的代理人能够提供有关隐蔽特征的信息，那么所有隐蔽特征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人们了解。这被称为格罗斯曼分离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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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具有隐藏特征的代理人能够提供有关隐蔽特征的信息，那么所有隐蔽特征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人们了解。这被称为格罗斯曼分离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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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理可以表明为什么人们有动力披露个人私有信息。这实际上是一个竞赛。既然院士越多的大学常常代表着学科更权威，那么披露院士名额就是有利的。如果一个学校有院士而不披露，就会被人们划入没有院士一类。同理，教授不公布自己的学术论文，人们就会认为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论文值得公布；漂亮女人不穿显露身材的衣服，人们就会认为她的身材可能确实不怎么样……在这里，沉默也是一种声音，但它是一种不利的声音，因此能不沉默就不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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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 历史和政治中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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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传递忠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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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对乙是否忠诚？只有甲自己知道，乙并不知道。那么甲怎么可以向乙表达他的忠诚？让我们来看一段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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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计划灭楚。当时有两位将军可以出征，一是年轻气盛的李信，他要求带领20万军队作战；二是老将王翦，他要求带领60万人作战。60万人是秦国全军的人数，嬴政当然不放心把所有的部队交付给一个将军，于是派李信出征；王翦因而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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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信兵败，遂使王翦成了统兵攻楚的唯一人选。嬴政只好放下架子跑到王翦家，当面道歉并恳求他出山带兵再次攻楚，同时答应把倾国之兵60万都交给王翦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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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做出这个决定是以国运相赌。这60万精锐之师用来攻楚可以无往而不胜，但如果有一天军队失控，将领谋反，那自己横扫六国的霸业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嬴政和他的家族成员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当然，作为军事统帅的王翦拿到这60万军队的指挥权后，日子也不好过。不是因为对打胜仗没把握，而是因为王翦一定也觉得他让嬴政感受到威胁了──大臣一旦让君主感到是一种威胁，那么，要么是大臣自己，要么是君主的末日就快到了。所以，王翦必须设法让秦王对他放心。《史记》是如下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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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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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王翦的做法是在出发地灞上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并在出关攻楚前先后五次遣人向秦王索要封赏。这位老将军似乎是凭借其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的完全垄断地位向秦王进行敲诈勒索。然而，秦王并未因此而怨恨他。秦王室此后对王翦家族一直都很信任，王翦及其子孙都在秦国军队里担当统帅，直到他的孙子王离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俘虏，此后不久，秦朝灭亡。当他人对王翦的举动不解时，王翦的解释逻辑是这样的：嬴政这个人不仅暴戾，而且多疑，通过索要大量封赏可以让秦王觉得王翦乐于做一个富家翁，只求子孙富贵，没有觊觎神器的野心，也就不会成为王朝的威胁，从而能够被他重用以免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在王翦之前，大多数战国名将最终都为君主抛弃，结局极其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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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王翦可以通过“敲诈”秦王获得信任呢？如果敲诈可以获得信任，显示自己忠诚，那么忠诚和不忠诚的大臣都可以向秦王索要美田宅院──但这不是事实。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不模仿王翦呢？合理的解释也许只能是：模仿成本太高。在自然界，南美亚马逊森林里某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造成的空气涡流可能诱发太平洋上的一场飓风；在人类社会里，一场刺杀事件可以让全世界的国家相互厮杀数年；在崇尚绝对权力的帝国中，一人出言不慎就有可能祸及九族。每个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会使自己和他人进入不可预料的风险状态或者说陷入危险境地。但是不同类型的个人做同一件事，面对相同的危险却会有不同的代价。所以，“敲诈”上司实际上是一件有代价的事，在权力绝对集中的帝国中，敲诈君主则更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边缘。王剪就是通过“敲诈”秦王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来传递自己对秦王的忠诚；而这种传递信号的手段，并不能为一般的将领或大臣所模仿。下面的模型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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