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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关注互联网的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2015年的新书《回收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是众多哀叹“质量已死”的书，而罗伯特·德永（Robert Tokunaga）2015年的论文《对网络成瘾症的洞察，互联网使用问题》（Perspectives on Internet addiction，problematic Internet use，2015）则是一本很好的总结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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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写的这本书叫作《人类2.0》，描述的是一种被自己发明的技术增强的人类。我希望下一本书不会是关于人性在技术下扭曲和堕落的“人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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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交媒体也可以用来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它可以为好的动机迅速发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人。比如，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难，就会有人创建一个Facebook群来筹钱资助受害者。但总的来说，会在社交媒体上做公益的人还是少数。我也不认为社交媒体对技术和科学的创新做出了很大推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技术和科学交流场所仍然是各种论坛和会议，很多科学家甚至连Facebook账户都没有。也有人认为更广泛的社交媒体连接听起来似乎能促进政治进步，然而，目前来看，它的崛起倒是对极端主义的贡献不小（尤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的右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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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今天的社交媒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让人上瘾，否则它就会死。一家社交网络平台的生命周期跟它能否让人上瘾直接成正比。如果它是“能上瘾的”，它就会病毒式传播用户，而且用户每天会多次使用它，也就意味着广告商愿意为这样的平台付钱，意味着它能生存下来。反之，如果它还不够“上瘾”，它将很快在众多竞争者中销声匿迹。不仅社交媒体如此，不少其他APP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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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创造的整个社交产业里林林总总的产品都是这样，它们不过是费尽心血让你“上瘾”，它们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是所谓的“日活跃用户量”“总用户量”，鲜有人关心它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世界上不计其数的才华横溢的研究者、企业家、工程师花费它们所有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是试图发现一种新的能让你上瘾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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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2016年，我看到社交媒体呈指数增长的数据的同时，也看到了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自杀人数的统计数据：美国的自杀人数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在增长，不管哪个年龄段，无论男女。从1999年的10万中有10.5人自杀，上升到了2014年的10万中有13人自杀。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巧合是，硅谷也正是1999年发布了第一个社交媒体Steamtu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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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得有点幽默感。社交媒体确实是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它扭曲了社交，也杀死了不少真正的好媒体），但这个失败的实验每年都能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且，除了“卖广告”之外，如今的社交媒体还正成为大数据的最大来源，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社交媒体的结合，还不断将你的个人数据“变现”成某个公司的最新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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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闪耀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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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类需要社交？我认为，人类的大脑里有两股互相搏击的力量。关于人类是社交型动物的研究比较知名的是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他发表了关于孤独的颠覆性理论：孤独之所以会让人抑郁并引起自杀，是因为进化中的人类需要社交才能生存。比如，史前人类能够杀死巨型动物靠的是群体合作下的猎杀，农业社会的人们靠一起灌溉、收割解决食物问题。那些不愿意社交和合作的人便成了种族生存的累赘，因此，自然选择在千百年的岁月里“编程”了我们的基因，使我们社交时觉得开心，孤独时觉得不开心。2012年，伦敦帝国学院的吉莉安·马修斯（Gillian Matthews）还发现了“孤独神经元”，就是当我们社交时让我们感到开心，孤独时让我们不开心的神经元。然而，这不可能就是全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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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下“孤独者”在人类文明中有多重要吧！我们敬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僧侣、隐士和杰出的哲学家等，他们都喜欢独处，在孤独中诞生出了光芒闪耀的思想。我们至今视他们为“导师”，而不是“病人”。比如，佛陀是一个孤独者，一个树下的冥想者，而不是一个热衷参加派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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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欧普的理论并没有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多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圣徒，他们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孤独中度过。孤独者不仅给了我们智慧结晶，还给了我们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孤独者发现了新大陆，当欧洲、印度和中国到处是人群的时候，美国正被孤独的少数人殖民着……人类的进步一直依赖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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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下互联网时代。当摩斯拉（Mozilla）于2002年推出极具影响力的火狐浏览器Firefox时，它也具备了这种同时打开多网页的功能。这项功能大受欢迎，以至于今天每一个浏览器都存在多个选项卡，你可以不停地打开一个又一个网页，人们使用它的程度简直令人震惊。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发现自己同时打开着十几个网页。可以说，网页“标签”改变了我们体验互联网的方式：浏览信息变成了一个“多任务操作”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无穷的链接经常让浏览者自己也忘了最初为什么打开网页，哪怕在网上花费数个小时，也会像同时快速浏览好几本书一样，经常以“什么都在看，什么也没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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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互联网陪伴下长大的年轻人很早就学会了这种“多任务处理”方式，我们恐怕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具备这种奇特能力的物种了！我只能说人类真是好奇的动物，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试一试。以前我们社交，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陪伴、帮助和照顾，但如今的社会机制让我们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我们可以远距离做很多的事情，躲在屏幕后面叫外卖、买衣服、交友等，于是我们的社交也变成了一种肤浅的社交，尽管社交媒体上有上千的朋友，但很多都是“点赞之交”。如今的人们往往喜欢一个人待着，安安静静不被打扰，相比当面交流，他们更倾向于用各种电子设备一边“社交”，一边听音乐或看小说等处理多任务。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交动物了，而是一种好奇的多任务处理动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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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交时代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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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社交媒体对我的主要价值是：我能通过它更好地理解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比如，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大脑被秘密取下并储存了起来。这个大脑成了无数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人们想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能这么聪明。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梦想重构他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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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的网上档案包含了80 000份由爱因斯坦本人写下的或由他人写给爱因斯坦的文件。这些档案从政治到友谊，无所不包。这些档案包含了许多爱因斯坦和朋友彼此沟通的信件，这些朋友包括亨德里克·劳伦兹（Hendrik Lorenz）、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德西特（Willemde Sitter）、菲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外尔（Hermann Weyl）、马克斯·亚伯拉军（Max Abraham）、诺德斯特龙（Gunnar Nordstrom）以及许多其他人。广义相对论严格来说是“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社区的成果，而不是一个人的。最让人吃惊的是，这80 000份文档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竟然没有一份信件提到战争，这些科学家们生活在10余万人丧生的可怕的大屠杀期间，但他们全然专注于理解宇宙，而不是疯狂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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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呢？因为，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是看不到这些的，是找不到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的。他固执，曾犯下不少错误，以及和朋友间密切交流并向朋友学习等。但包含他“社交网络”的档案能还原一个更真实的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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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爱因斯坦时代的“社交媒体”还是传统的信件。如果一定要找出上个十年里出现的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的最大的好消息，我会说它真正带来了“平等”，在社交网络上没有基于性别、财富、种族……的歧视，统计数据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收入、民族、教育程度、性别、地理区域……全世界人民在社交媒体的“平等使用权”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唯一的差距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数量，但这个差距也正在缩小。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迅速普及：那些买不起个人电脑的年轻人可以直接用便宜的智能手机登录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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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另外一个“民主特征”就是当某段话或某张图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病毒式传播时，这种神奇的时刻可能会在任何人身上发生。没有什么算法可以预测出到底什么会一夜成名，它几乎是不可人工操作的。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画作可能只有10个人会看，然而，一个从没有学习过画画的小孩的作品却有可能被反复分享和传播，从而引起世界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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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支持和捍卫现在的社交媒体真是一件难事，在Facebook和微信之前我们一直都有社交，只有在它们之后，我们的社交才变成了“发布状态或图片、视频”。简而言之，我认为它们不过是代表了我们正从一个社交世界向“后社交”世界过渡而已，在这个后社交世界里，社交一词显然已被Facebook和微信等重新定义和再发明，变成了一场全民线上秀场和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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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社交，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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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后社交世界的社交到底有哪些可能是很有趣的，充分说明了社交一词的内涵需要被重新书写，我可以先举几个正在用全新方式社交的例子。第一个是“创客运动”（the Makers Movement）。理论上讲，“创客”只是做东西的一群人，但他们总有想要根据共同的兴趣创建一个社区的冲动和愿望，就好像当你制作一个实体的东西时，你总想分享下制作经验，从别人那里学习新的技巧，也想把自己学到的本领教给别人等。因此，创客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很自然平常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湾区一直都以“DIY”（自己动手）的文化著称。个人电脑的发展就跟一群喜欢DIY电脑的孩子组成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the Homebrew Computer Club）有很大关系，苹果电脑就诞生在那里。如今，生物科技领域的“DIY”运动也正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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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正在兴起的“创客运动”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让创造回归了简单，不是创造一台个人计算机，也不是人工打造DNA，就只是简简单单用木头、金属、塑料等手工制作一些物件。2006年兴起的“创客节”（Maker Faire）（创意和创造的集会，参加者多为创意公司、组织和一些DIY爱好者）应该是该领域的第一个社会运动，很快就散播到了全世界。如今，开源的硬件和软件如此之多，越来越多的创客空间甚至提供3D打印机，独立的创客们可以做的物体也越来越多，甚至可以为物联网做出智能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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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运动是“黑客空间”（hackerspace）的兴起。现在，越来越多的黑客们开始创建真实的社交网络，某种类似“黑客反主流文化”之类的社区，比如维也纳的Metalab（2006年创立）以及旧金山的“噪音桥”（Noisebridge，2007年创立）。“嗓音桥”是由雅各布·阿佩尔鲍姆（Jacob Appelbaum）以及米奇·奥特曼（Mitch Altman，曾是杰瑞·拉尼尔的虚拟现实创业公司VPL Research的员工）创建的。如今，我估计全世界范围内应该有2 600个“黑客空间”，这种不断增长的现象就像创客运动一样，说明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仍旧渴望和需要真实的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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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Facebook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让网络世界的友谊变得越来越疏远，与此同时，“创客运动”和“黑客空间”却在真实的世界创造着真实的友谊，也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向你的朋友展示和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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