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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案例研究和趣闻分析的潜在扭曲，你需要透过单一的镜头看整个创新领域。不能只通过研究其自传的亮点，就认定威利斯·开利异乎寻常，而是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因此，我们不妨利用创新历史的可用数据，开展一项实验。选取过去600年间，大约200项最重要的创新作为研究对象，从古腾堡的印刷技术开始，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空调的发明，再到万维网的问世，将每项成就都划分到图1的四个象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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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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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织内部的某个协作型小团队，或者更高级的独立发明人负责的创新划分为“个体”型。通过集体化、分布式的流程发展，由众多团队共同完成的创新划分为“网络”型。发明人计划直接从销售和专利授权中获利的划分为“市场”型；希望其创意免费流入信息域的属于“非市场”型。四个象限归类结果是：第一象限表示私企或个人创业家；第二象限表示多家私企相互影响的市场；第三象限表示免费分享创意的业余科学家或爱好者；最后，第四象限表示资源共享或学术性的环境，可以通过大型、协作式网络建立或改造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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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远的角度能帮助我们回答前面的问题：威利斯·开利的创新模式有多普遍？[2]哪个象限产生好创意的记录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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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象限的代表人物是开利，他独力推动空调的发明，并且有明确的商业企图（古腾堡也属此列）。第二象限的一个例子是真空管，它的发明牵涉一个分散化的网络，其中有数十个关键参与者，包括李·德福雷斯特。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型企业任职的专利企业家或科研人员。蒂姆·伯纳斯–李发明的万维网属于第三象限。而万维网本身则属于第四象限，因为这一工程的建造涉及公共领域广泛的个人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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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分类并不反映发明的累积特性。伯纳斯–李需要网络的开放平台，以使他的超文本系统风行于世，因此参与建立阿帕网（ARPANET）和TCP/IP的众多个体，都应被视为万维网的重要贡献者。假如那些平台为少数人专有——例如，通过设置平台开发特权，收取专利费，伯纳斯–李也许就不会创建万联网，或者它只是一个额外项目，他的上级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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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创意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项重大的发明本质上都是集体成果。不过，为了明确界定，不可在此处过多纠缠，以免模糊了“个体”和“网络”之间的界线。不错，古腾堡从葡萄酒制造者身上借鉴了螺旋压榨技术，但是印刷术作为集体成果，却显然与万维网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古腾堡和伯纳斯–李被划分在“个体”这个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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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分类，并不存在切实可行的数学公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牵涉主观性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就整体而言，它们也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它让我们可以从数据中得到启发。我们习惯于以这种浓缩、延时的方式，看待特定的历史进程，通常着眼的是人口发展的进程。我们观察图表揭露出来的城市、市场，或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图表以一个世纪为一个时间段。通过这些延时的视角，发现了一些隐藏的真相，而这却是现时的调查或者个别的叙述所不能办到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为世人提供了对那种特殊影响的早期解读）。不过，我们很少以这种方式衡量文化变革。历史上众多的观念一如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的漫长岁月：分析单一物种，描述其关键特征，再将它放入适宜的类别。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某个创意在某个时刻形成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一链条上延伸的问题，比如好创意如何产生，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了。趋近以计算藤壶的数量是可以的，不过有时却要把镜头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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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运用这个方法时，其实是借用了文史学家弗朗哥·莫雷蒂称为“远读”（distant reading）的一种技术。在过去10年出版的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书籍与文章中，莫雷蒂打破了传统的英语专业采用“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式，对个人文学作品进行详尽地分析。是否带着疑问去细读是无关紧要的，这是针对艺术家非凡的天赋或政治化解构的一种老派的称颂——你可以仔细阅读文字，以发现作者的才干，或揭露他潜藏的同性恋倾向。但在每次细读时，你所分析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潜在的数据点。（“实际上，”莫雷蒂写道，“这是一场神学运动——十分认真、庄严地对待极少数的著作。”）远读采用全局预览文学景观的方式，寻找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中影响更为深远的典范。在一则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分析中，莫雷蒂跟踪1740—1915年间，英国流行小说的风格演变，针对叙事形式的广博分类——间谍小说、流浪汉小说、志异小说、航海故事、推理小说以及许多其他的独特形式，绘制了英国文学生态系统中优势种类的生命周期，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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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远读的方式能够领会在段落和页面、甚至整本书的范围内都完全见不到的典范。即使你阅读过许多银叉小说和教养小说，也看不出莫雷蒂的图表中所揭示的最惊人的事实：不寻常的、相似的生命周期，使得形式的多样化达到惊人的平衡，莫雷蒂将此归因于潜在的更新换代。每25~30年，新的流派占据了优势地位，新一代的读者会搜寻新的文学惯例。如果你想要理解单一作品的含义，务必要进行细读；但如果你对文学系统的整体特性感兴趣，如其本身的创新模式，有时你必须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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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或技术创新的研究中，与细读等同的是伟大发明家详尽的传记，或是一项独立技术的沿革：例如收音机或个人电脑。这些不管多么重要，也都有自身的限制。细读告诉你每一个个体或发明的特有风格，而非普遍规律。当你纵览创新的历史，你虽然失去了细节，但却赢得了视角。将200个好创意分类到四个象限中，肯定更难学到每个创新的具体知识，但这的确可以使我们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什么样的环境才能产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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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源于历史的改变，其中有许多正是在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中创新的结果，四个象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独特的形态。我们从1400—1600年，自古腾堡的印刷机诞生，到启蒙运动的开端，来审视这段时期突破性的创意（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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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莫雷蒂绘制的英国文学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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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400—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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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远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得来的图形。大多数的创新位于第三象限：非市场/个体。一小部分创新异常均匀地分布在其他三个象限。这是在信息网络缓慢、不可靠，企业经济成规不发达的时候形成的模式。在印刷机和邮政系统仍然是新鲜事物的时候，很难与他人分享创意。没有实力雄厚的买家和庞大的投资者市场，要将这些创意商业化就会显得动机不足。因而，这个时代是由单独行动的大师所掌控的：业余研究者在他们的私人领域通常做得很好。这一时期标志着具有现代观念的天才发明家的诞生，这些离群的空想家不知何故看到了限制住同辈人视野之外的世界——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其中有一些孤单的大师（伽利略的例子最有名）在广大群体之外工作，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可能对当时的政权构成重大威胁。少数创新是从网络中涌现的——便携式发条手表最早出现在1480年的纽伦堡（Nuremberg）；意大利商人开发了复式记账法，因为那里的信息网络更加稳固。在第一象限里，秘密地制造产品，以确保最终可以获利的独立企业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古腾堡是例外，而非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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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我们看见该模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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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600—1800年的创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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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业余的创新（第三象限）不再独领风骚，而是被迫与崛起的网络和商业力量（第四象限）分享其领先地位。最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在水平轴线上，个体的突破（左边）大量迁移到团体的创造力（右边）。文艺复兴期间只有不到10%的创新源自社会网络，两个世纪后，多数突破性的创意出现在相互协作的环境中。从古腾堡的印刷机开始，多元化发展促成了转变，这种转变在长期研究进行了一个半世纪、《圣经》首次上架、科学思想以书籍和宣传册的形式储存并分享之后，才开始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横跨欧洲繁荣起来的邮政系统对于启蒙时代的科学极为重要的邮政系统遍布了整个欧洲；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增加；咖啡馆和正式机构如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建立了促进知识分子协作的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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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创新枢纽设于商界之外。这个时期的伟人——牛顿、富兰克林、普利斯特里、胡克、杰弗逊、洛克、拉瓦锡、林奈（Carl Linnaeus），对于用他们的创意来获取报酬，并不抱什么期望，他们只是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并积极传播。然而，朝着市场激励的垂直移动是显而易见的。当工业资本主义在18世纪的英格兰崛起后，新的经济结构为商业冒险者提高了赌注：诱人的奖励吸引创新者进入民营企业。英国在18世纪初制定了专利法，以防范好创意被明目张胆地窃取。尽管有这些新的保护，但大多数在此期间的商业创新还是采取了一种协作的形式，许多个人和企业针对产品贡献了关键性的调整和优化建议。历史书喜欢将这些缓慢的演化过程缩短为单一发明家所主宰的瞬间时刻，然而驱动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大都是学者们称为“集体发明”（collective invention）的案例。教科书草率地指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是蒸汽机的发明者，但事实上，瓦特只是18世纪完善该发明装置的、众多创新者中的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