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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象限，人类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杰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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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这个近代与现代的交点休息片刻，猜测一下千禧年的最后两个世纪会形成何种模式。我觉得大多数人都预期，第一象限会聚集数目惊人的创新活动，因为市场经济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已跨越大批量生产和消费型社会的时代。所有因素似乎都预言了第一象限的大爆发：越来越多的富裕人群愿意在新玩意上花钱；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的强化；企业研发实验室的涌现；正在成长的私人资本愿意投资投机性事业。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创新引擎，按理说，第一象限应该在最后两个世纪的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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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反地，另一种模式出现了（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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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地，第一象限中人数最少。威利斯·开利终究是个特别的案例，这种发明模式的案例数量，与集体发明真空管或电视之类的案例相比较，是1︰6。在私营企业，在封闭的实验室中所实现的专利性突破并不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外秘密地发明炸药，后者取决于由利益驱使组成的多元化公司，他们设法通过分散式网络创造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产品。我们称爱迪生（Edison）是电灯泡的发明者，但事实上，电灯泡是爱迪生和他的竞争对手之间复杂的交互网络所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为这一难题贡献了关键的力量。像爱迪生和德福雷斯特这样的企业家，都因物质奖励而受到充分的激励，也都尽其所能地申请专利。但是建立在别人创意上的实用性往往比白手起家更有价值。你可以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里开发小创意，与竞争者的灵感和见解隔绝。但如果你想要闯出一大片相邻可能空间，你需要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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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第四象限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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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经济刺激，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好创意在第四象限欣欣向荣呢？一个答案是经济激励对于好创意的发展和采纳，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丰厚利润的承诺鼓励人们提出实用的创新，但同时迫使人们保护这些创新。经济学家将“有效市场”定义为信息均匀地分布在空间里所有买家和卖家的市场。效率，通常而言，是所有经济体的共同目标。如果创意毫无拘束，企业家就无法从创新中获利，因为竞争对手会立刻采纳这些创意。因而就创新而言，我们刻意建立了低效率的市场：保护版权、专利、商业秘密，以及其他许多为了避开他人的想法所设置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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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8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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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的低效率并不存在于第四象限。不，这些非市场、分散式的环境没有丰厚的财务性报酬来鼓励参与者。但是其开放性为好创意开枝散叶创造了其他有利的机会。所有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观察到的创新模式：液态网络、缓慢的灵感、意外的收获、噪声、功能变异、开放式平台，都符合下面这条规律，即在开放的环境里，好创意能随意流通，这有助于它们发挥效力。在受约束的环境里，创意的发展自然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假如每次尝试获得一个意外发现的新连接，都需要支付关税，缓慢的灵感就很难找到另一个可以使之完整的灵感；假如各个学科的边界都有哨兵守卫，功能变异就无法随意地越过警戒线。然而在开放式的环境里，创新模式很容易确立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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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复杂的社会现实一样，建立一个创新环境也会面临许多权衡取舍。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物质奖励的确会鼓舞创新，但关键是，其他因素从不会维持不变。当你将物质奖励引入一个系统，障碍和秘密就会浮现，开放式的创新模式将更难发挥它的魔力。所以，问题是：什么才是良好的平衡？可以想象，有谁不想大赚一笔？财务报酬弥补了知识产权法和研发实验室的低效率。大多数关于现代创新根源的讨论都是基于这个假设，且主要以自由市场在那段时期的创新纪录为论证基础。人们仿佛已经达成共识：刻意以市场为基础途径的低效率必须具备超越其成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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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对比。我们测试的不是市场是否比计划经济（command economy）更成功，真正测试的是市场的表现是否比第四象限好。当私营企业经历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它的翻版在公共部门同时成长：现代研究型大学。今天，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就其研究路径而言，都属于第四象限：新创意对外发表，并允许其他参与者修改且使之完善，或以它们为基础建立新创意。任何人都可以将它们散布到任何地方，唯一的条件是说明来源。诚然，这并非纯粹的无监管状态。你不能随意剽窃同事的创意，而没有适当的引证。但是，起诉专利侵权和要求加注说明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专业学者是要支付工资的，而且，成功的创意可以带来极为抢手的终身教授职位。但是与私营企业相比较，这种经济奖励是微不足道的。关键是，这些奖励并不需要在信息网络中人为地引入低效率。一位历史学家开拓了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新理论，可能会因此获得常春藤盟校的教授职位，但是该理论本身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自由传播，可能会被挑战、被放大、被扩充、被循环利用。当今的大学系统已近似大型企业，专利在一些专业领域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最主要的作用是保留了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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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常被称为与现实世界隔绝的象牙塔。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20世纪出现的大多数科学和技术典范思想都起源于学术研究。这不只适用于物理这样“纯粹”的科学，也适用于更直接的商业用途。例如，口服避孕药在过去半个世纪为大型制药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但推动其发展的关键性研究，大部分是在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引用第7章的一句话，学术研究者的开放式网络经常创造生成性的平台，在那里商业发展成为可能。未来10年很可能会看见一波由基因体科学（genomic science）制成的药品，但其基础的科学平台，也是最为关键的、确定并映射DNA序列的能力，几乎完全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个个分散的科学家团队在私营企业之外研发的。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一次又一次见到的模式：第四象限的创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开放式平台，商业机遇随之改善并重新包装原有的突破，或在此基础平台上开发突现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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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关键性的发展辅助了第四象限的创新：增长的信息流量。信息外溢需要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地理密度，虽然邮政系统在启蒙运动时期创造了小型的、分散式的创新网络，但今日的互联网更是有效地降低了分享好创意的运输成本。信息外溢在伽利略时代的效益和今日一样高，但创造这种意外收获与功能变异的液态网络则要困难得多。现代生活的连接性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相反的问题：阻止信息外溢远比让它流通要难得多。结果是，专注于保护知识资产的私营公司必须投入时间和金钱，建设“人为稀缺”（artificial scarcity）的障碍物。第四象限的参与者没有花费这些成本：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想出新创意，不用围绕旧点子建设壁垒。并且，由于这些创意可以自由地在信息空间流通，他们就可以通过网络完善别人的观点并发展这些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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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现成的政治词汇来称呼这个第四象限，尤其是围绕开源社区发展起来的非机构形式的合作。因为这些开放的系统与常规的自由市场激励机制背道而驰。一位天才的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的“混合经济体”（hybrid economy）概念中，包含一些对此现象的描述，这个词融合了知识共享领域的开放式网络元素，以及私人领域的专属权城墙和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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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创新的敌人，也不是说竞争公司之间的竞赛不会产生实用的新产品（毕竟，第二象限充满了许多完美的创意，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官僚体制仍旧是创新的深坑。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不用在分散式的市场以及命令与控制式的政权之间作出选择。过去数个世纪所取得的很多历史成就，大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不太正式的场所产生的：研究生课堂、咖啡馆、爱好者之家的实验室，以及电子公告板。第四象限提醒我们：创新不只有一个模式。现代生活的奇迹并不是只出现在私人公司间的专利冲突中，它们也出现在开放式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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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从来不是好创意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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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有几行文字对达尔文的生物学基本原理表示赞同。“尽管是用粗糙的英式风格来写作，但这本书包含了我们眼中的自然历史基础。”“粗糙的英式风格”显然是指达尔文没有使用黑格尔辩证法（Hegelian dialectics）来阐述他的观点（很奇怪，很多人都认为那是达尔文的写作优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因达尔文的观点受到了激励，并且在这个看似多重革命（科学与社会）的边缘时代，将他视为志趣相投的人。目前还不清楚，达尔文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的这两位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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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聪明，他们能够如此早地在达尔文“危险”想法的争论中，表达对他的支持。后来，达尔文的理论在20世纪被自由市场的守护者广泛引用。事实上，将市场与动物世界相提并论，反而使市场看起来更自然。如果大自然通过自私、无情的竞争法则，制造出如此绚丽多彩的地球，我们的经济体系为什么不能遵循同样的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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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自然并非只存在自私、无情的竞争，达尔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物种起源》以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呼应了他在20多年前离开基林群岛时写在日记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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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凝视一条错综复杂的河岸，岸边各种各样的植物，鸟儿在灌木丛中歌唱，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潮湿的泥土中爬行，思考这些精心构筑的形式，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互相依赖，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规律……于是，自然界的战争、饥荒和死亡，有了我们能够设想到的最崇高的目标：产生高等动物。这么看来，生命是极其壮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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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这段话摇摆于主宰他所有作品的两种结构性隐喻之间：错综复杂的河岸和自然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生态系统和适者生存的共生关系。达尔文理论的流行漫画总是强调竞争高于一切，但他的理论启发的众多见解，却揭示了自然世界中协作与连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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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生活在假想的关于文化创新的类似漫画之中。以长远的眼光审视过去的5个世纪，有一个事实立刻出现在眼前：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并没有垄断创新。竞争和利益的确激励我们将好创意转化为产品，但是创意本身多半来自于别的地方。无论政治局势如何，第四象限是人类发挥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杰出场所。即使没有经济奖励，第四象限的环境在好创意的培育与传播过程中，已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用达尔文的话来说，错综复杂的河岸上开放式的连接，就像自然战争一样具有生产力。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用鞋类收藏的暗喻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论点。“从达尔文开始，竞争一直被认为是创新和进步的一般形式，”他写道，“但是我认为，诡异多变、不可预测的功能变异（轮胎制鞋原理），才是我们所谓的一切进步的主要来源。”内罗毕的企业家在一个露天市场卖凉鞋，也许的确是与其他鞋匠竞争，但他之所以能开始做这项生意，则是因为废车场堆满了轮胎，等待着被大量地转变成凉鞋。事实上，将轮胎变成凉鞋这个好创意，因为没有许可协议的限制，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在鞋匠之间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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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组织是否能更好地驾驭第四象限的创新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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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波士顿厂主艾萨克·麦克弗森（Issac McPherson）与费城的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陷入了一场漫长而沮丧的专利纠纷。埃文斯几年前获得了自动磨粉机的专利，他的设计才能出众，而与之相匹配的，就是他好打官司的个性——他在积极实行自己的专利权方面臭名昭著。而且，他也是1790年联邦专利系统诞生之后，最早一批利用这种新专利法的制约力量的人。埃文斯的发明专利的独创性具有高度争议：磨粉系统依赖于斗式提升机、传送带和阿基本德式螺旋抽水机——而所有这些发明无疑都已在公共领域出现很久了。当埃文斯控告麦克弗森侵犯了他的专利时，这位波士顿的实业家决定联系美国第一位专利局长，也就是现居于弗吉尼亚州乡下的前政治家与发明家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是，1813年夏天，麦克弗森写了一封信给杰弗逊，请求他针对埃文斯的说法给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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