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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21 (景德元年春)诏: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申严之。自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星算伎术人并送阙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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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23 (至元二十一年)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元史》卷十三世祖纪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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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25 (洪武六年诏: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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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27 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遗历者诛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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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29 观以上各条,其禁令之严酷程度,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看,完全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对此奇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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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31 再进一步分析上列七条记载,还可发现一个隐伏的规律。先看各条年代,依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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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33 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距西晋开国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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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35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距唐开国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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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37 大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距北宋开国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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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39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距北宋开国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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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41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距元灭宋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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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43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距明开国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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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45 国初,明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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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47 不难发现,七条禁令都是在新王朝开国之后不久颁发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历朝都在其开国之初特别重视对于私藏、私习天学的禁令?仅就明代的情况而言,“国初学天文有厉禁”绝非虚语,兹举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云:“(刘基)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函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刘基是佐命元勋,开国时又是太史令(历志一作“太史院史”),他切诫子孙不要习《天文书》,足见“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之可怕了。至孝宗时“弛其禁”而征山林隐逸之能通历学者,却“卒无应者”,也说明当初禁令之严酷。“无应者”未必是无通晓者,而是“无敢应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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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49 二、天学之社会功能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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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51 (一)“天人感应”与“天命”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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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5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含蕴极广的概念。就广义而言,“天”被用来指整个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或者说天,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并非像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或许就是一些现代中外学者所盛称的古代中国人的“有机自然观”。所有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大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人如何与天共处,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天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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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55 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这与有机自然观正相吻合。既有天命与天意,则天之人格化自不待言。但天命天意都是统治阶级中人讲求之事,而人格化的天则深入古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心中,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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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57 天命的观念,为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命有三点性质:天命可知,例如周的天命由成王定鼎时占卜而知;天命会改变,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天命归于“有德”者:夏、商、周三代递膺天命,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与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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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59 (二)“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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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61 中国古代的灵台是观星察气、占卜吉凶之所,也即专职通天巫觋仰测天意、交通天人的神圣坛场,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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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63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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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65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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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67 若以此为造字之说,似有穿凿附会之嫌(也未必全无道理),但董仲舒所依据的观念,实为上古政治思想之要义所在。“通其道”即交通天地人神,能够交通天地人神的人方能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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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95069 灵台、明堂以及这类建筑所象征的整套天学事务,就是最为重要的通天手段。通天者之所以能够由此获取统治资格,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所通之天是知识的源泉。那么他们依靠怎样的机制来成为先知先觉者呢?上天的知识又怎样体现呢?答案既简单又明显:靠天学。各种占星著作中的大量占辞,就是上天所传示的知识,其中有着关于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几乎一切古代军国大事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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