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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春）诏：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申严之。自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星算伎术人并送阙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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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元史》卷十三世祖纪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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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诏：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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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遗历者诛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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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上各条，其禁令之严酷程度，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看，完全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对此奇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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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分析上列七条记载，还可发现一个隐伏的规律。先看各条年代，依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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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距西晋开国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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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距唐开国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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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距北宋开国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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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距北宋开国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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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距元灭宋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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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距明开国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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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明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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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七条禁令都是在新王朝开国之后不久颁发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历朝都在其开国之初特别重视对于私藏、私习天学的禁令？仅就明代的情况而言，“国初学天文有厉禁”绝非虚语，兹举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云：“（刘基）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函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刘基是佐命元勋，开国时又是太史令（历志一作“太史院史”），他切诫子孙不要习《天文书》，足见“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之可怕了。至孝宗时“弛其禁”而征山林隐逸之能通历学者，却“卒无应者”，也说明当初禁令之严酷。“无应者”未必是无通晓者，而是“无敢应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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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学之社会功能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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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感应”与“天命”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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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含蕴极广的概念。就广义而言，“天”被用来指整个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或者说天，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并非像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或许就是一些现代中外学者所盛称的古代中国人的“有机自然观”。所有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大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人如何与天共处，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天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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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这与有机自然观正相吻合。既有天命与天意，则天之人格化自不待言。但天命天意都是统治阶级中人讲求之事，而人格化的天则深入古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心中，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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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观念，为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命有三点性质：天命可知，例如周的天命由成王定鼎时占卜而知；天命会改变，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天命归于“有德”者：夏、商、周三代递膺天命，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与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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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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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灵台是观星察气、占卜吉凶之所，也即专职通天巫觋仰测天意、交通天人的神圣坛场，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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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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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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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此为造字之说，似有穿凿附会之嫌（也未必全无道理），但董仲舒所依据的观念，实为上古政治思想之要义所在。“通其道”即交通天地人神，能够交通天地人神的人方能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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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明堂以及这类建筑所象征的整套天学事务，就是最为重要的通天手段。通天者之所以能够由此获取统治资格，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所通之天是知识的源泉。那么他们依靠怎样的机制来成为先知先觉者呢？上天的知识又怎样体现呢？答案既简单又明显：靠天学。各种占星著作中的大量占辞，就是上天所传示的知识，其中有着关于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几乎一切古代军国大事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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