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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数术归根结底也有着同样的性质和功能。掌握着占星历法等奥秘的巫觋——重、黎、羲和、巫咸，以及作为他们后任的古代天学家——就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服务于某帝王，就使该帝王获得了统治的资格和权利。帝尧的政绩为何仅有任命天学官员一项，帝舜摄政之初为何别的事全不管，先去“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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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学与王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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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在早期为王权成立之必要条件，晚期逐渐演变为王权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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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通天手段是获取统治权的必要条件，而天学是各种通天手段中最直接、最重要者，所以企图夺取统治权的人必须先设法掌握通天手段以便享有天命，之后方能确立其王权。那么，靠什么方式向世人昭示某人已获得天命，并且得到世人的确认呢？这就要靠占星学家发现和指出天——包括整个自然界——呈现的一些征兆并加以解释。这些征兆及其对应的解释正是古代占星学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征兆中，狭义的天象（即古人所说的“天文”）自然占据最突出的位置。历史上最受称颂的天命转移、改朝换代之事是武王伐纣，周人又是历史上最早系统地大讲天命的集团，因此古籍中记载的关于武王伐纣时的天象也最多。这些天象未必都是后人附会编造的，其中可能有不少是周朝太史们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而流传于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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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往往于开国之初严申私习天学之厉禁，这一现象，单看一两条记载无法发现，必将多条记载合而观之，乃能发现其中呈现之规律。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天学既为通天手段，这一手段的垄断又与王权密不可分——在上古，可说是王权的来源；至后世，乃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则每至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者自必“窥窃神器”，另搞自己的通天事务以打破旧朝对此的垄断，从而牟取新的政治权威，周文王之建灵台，即其先例。当此四方逐鹿之时，必有私习天学者应时而起，挟其术各投效有意问鼎之新主。这些人对旧朝而言固然是罪犯，在新朝则成为“佐命功臣”。所以历史上诸开国雄主身边，常有此类人物为之服务，较著名者，如吴范之于孙权，张宾之于杨坚，李淳风之于李世民，刘基之于朱元璋，等等。然而青史留名，主要限于成功者，但当时群雄逐鹿，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失败者——其数量远较成功者为多——身边，同样会有此类人物。于是，旧朝所力图垄断的通天之学，遂经历一段扩散过程。至新朝打下江山之后，天下一统，自然又转而步旧朝后尘，尽力保持本朝专制垄断之特权。各朝开国之初常要严申私习天学之禁，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因此可以说，在古代，天学对于谋求统治权者而言为急务，对于已获统治权者而言为禁脔。历代严禁私习天学的种种措施，说到底，都不外传说中上古帝王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事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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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在谋求王权者为急务，在已获王权者为禁脔，这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历史上一直如此，只不过在早期可能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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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学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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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就有天子向诸侯“颁告朔”之礼，实际上就是诸侯使用天子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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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奉谁家正朔”就成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国向周边国家“颁赐”历法，成为中国对这些国家拥有宗主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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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又有“圣人以神道设教”的传统，某些特殊的天象比如日食（它被解释为上天对人间的政治有所不满），会被利用来进行具有道德色彩的政治活动，比如“日食求言”，即因为发生了日食，皇帝就向臣民征求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以求“回转天心”，希望上天原谅自己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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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还有所谓“史传事验”，系将前代天象编年记录、军政大事编年记录及星占学理论三者相互附会而成。史传事验既是“天垂象，见吉凶”的具体例证，又是在政治上进行道德教化的教材，因而在历代官史的《天文志》和《五行志》中居有重要地位。“史传事验”其实并无任何神奇之处。天象的种类极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也多不胜数，编集史传事验时，只消对两者加以适当的选择即可。这种选择的难度也并不大。事实上，“不应”的天象和没有天象先兆的政治事件肯定都大量存在，但只要记载时将这些弃去，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先朝史传事验就会显得凿凿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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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星占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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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类型：诸古代文明之星占学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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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学在几乎所有古代文明中，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分。根据所占事项，星占学可分为两大类型，国际学术界通常用如下两术语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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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astroloby（军国星占学），专指以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君主的安危善恶等事项为待占对象的星占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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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oscope astroloby（生辰星占学），专据个人出生时刻各种天象来推测其人一生的穷通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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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对象在军国大政，后者的特征在出生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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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称的巴比伦古代文明，位于两河流域地区，古称美索不达米亚。这里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苏美尔人。此后几千年间，好几个民族先后在该地区建立统治，所谓“巴比伦人”即泛指这些民族。至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据现今所知，巴比伦—亚述时期的星占学纯属军国星占学。欧洲各博物馆中如今已收藏了数以千计的出土星占学楔形文字泥板，据说其中还未发现一块属于生辰星占学内容的。巴比伦星占学特别重视行星所构成的天象，其形式常如下面所引两则楔形文字记录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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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星退行后进入天蝎宫，则国王不应忽视他的戒备。在这一不吉利的日子，他不应当冒险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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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星在金星之左的某星座，阿卡得将遭受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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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时，两河流域开始被迦勒底人（Chaldeans）所统治。学者们普遍认为，生辰星占学正是在迦勒底人手里发端的，在不久之后传入希腊，并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者手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这种根据出生时刻日、月、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来预测其人一生祸福的星占术，成为欧洲星占术的标准模式，流行于欧洲的，全为生辰星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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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星占学在欧洲各国空前繁盛。许多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如第谷（Tycho）、开普勒（Kepler）等都是此道高手。他们为当时王公贵人所编算的“算命天宫图”（Horoscope，即出生时刻的黄道天象图）成为珍贵历史文献，被收藏在一些著名博物馆中（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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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去看古代文明的另一大支——古埃及。在现今所见的古埃及纸草书与考古文物中，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材料都可见到。不过，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之遥的古埃及文明历史相比，这些材料在年代上似乎显得太晚近了。这些材料中所见的两类星占学，被认为都是从巴比伦输入的。在纸草文书中，军国星占学的材料比较丰富，这里举一段为例，引自开罗纸草书31222号（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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