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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咱秃朔八台（Dhatu’sh-shu‘batai），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中外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即托勒密（Ptolemy）在《至大论》（Almagest）中所说的长尺（Organon parallact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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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哈麻亦渺凹只（Rukhamah-i-mu‘-wajja），汉言春秋分晷影堂”。用来测求春、秋分准确时刻的仪器，与一座密闭的屋子（仅在屋脊正东西方向开有一缝）连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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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Rukhamah-i-mustawiya），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测求冬夏至准确时刻的仪器，与上仪相仿，也与一座屋子（屋脊正南北方向开缝）构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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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苦来亦撒麻（Kura-i-sama），汉言混天图也”。中外学者皆无异议，即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的天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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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苦来亦阿儿子（Kura-i-ard），汉言地理志也”。即地球仪，学者也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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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兀速都儿刺（al-Usturlab），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实即中世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都十分流行的星盘（astrol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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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仪中，第（1）（2）（5）（6）四种皆为在古希腊天文学中即已成型并采用者，此后一直承传不绝，阿拉伯天文学家亦继承之；第（3）（4）两种有着非常明显的阿拉伯特色；第（7）种星盘，古希腊已有之，但后来成为中世纪阿拉伯天文学的特色之一，阿拉伯匠师制造的精美星盘久负盛名。如此渊源的七件仪器传来中土，意义当然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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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马鲁丁进献七件西域仪器之后九年、上都回回司天台建成之后五年、回回司天台与“汉儿司天台”奉旨同由秘书监领导之后三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郭守敬，奉命为“汉儿司天台”设计并建造一批天文仪器，三年后完成（公元1276～1279年）。这批仪器中的简仪、仰仪、正方案等，颇多创新之处。由于郭守敬造仪在扎马鲁丁献仪之后，所造各仪又多此前中国所未见者，因此很自然就产生了“郭守敬所造仪器是否曾受伊斯兰天文学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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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自然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扎马鲁丁所献仪器“都没有和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结合起来”。就直接的层面而言，郭守敬的仪器中确实看不出伊斯兰天文学的影响，相反倒是能清楚见到它们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之间的一脉相传。对此可以给出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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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回、汉两司天台同归秘书监领导一事，在此至关重要。因为这一事实无疑已将郭守敬与扎马鲁丁以及他们各自所领导的汉、回天文学家置于同行竞争的状态中。郭守敬既奉命另造天文仪器，他当然要尽量拒绝对手的影响，方能显出他与对手各擅胜场，以便更求超越对手。倘若他接受了伊斯兰天文仪器的影响，就会被对手指为步趋仿效，技不如人，则“汉儿司天台”在此竞争中将何以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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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看到，就间接的层面而言，郭守敬似乎还是接受了阿拉伯天文学的一些影响。这里姑举两例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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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简仪（如图3.2所示）。简仪之创新，即在其“简”——它不再追求中国传统浑仪的环组重叠，一仪多效，而改为每一重环组测量一对天球坐标。简仪实际上是置于同一基座上的两个独立仪器：赤道经纬仪和地平经纬仪。这种一仪一效的风格，是欧洲天文仪器的传统风格，从扎马鲁丁所献七仪，到后来清代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奉康熙帝之命所造六仪（至今尚完整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都可以看到这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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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高表。扎马鲁丁所献七仪中有“冬夏至晷影堂”，其功能与中土传统的圭表是一样的，但精确度可以较高；郭守敬当然不屑学之，而仍从传统的圭表上着手改进，他的办法是到河南登封去建造巨型的高表和量天尺——实即巨型的圭表（如图3.3所示）。然而众所周知，“巨型化”正是阿拉伯天文仪器的特征风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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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例中，一是由阿拉伯天文学所传递的欧洲风格，一是阿拉伯天文学自身所形成的风格。它们都可以视为伊斯兰天文学对郭守敬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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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天学家在中亚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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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兴起，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经历了一次整合，中外天文学交流又出现新的高潮。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天文学与伊斯兰天文学之间的接触，其中不少具体问题尚缺乏明确的线索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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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考察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在中亚地区的天文活动。这一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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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公元1189～1243年）本为契丹人，辽朝王室之直系子孙，先仕于金，后应召至蒙古，于公元1219年作为成吉思汗的星占学和医学顾问，随大军远征西域。在西征途中，他与伊斯兰天文学家就月食问题发生争论，《元史·耶律楚材传》载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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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食。楚材曰否。卒不食。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食；西域人曰不食。至期，果食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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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于成吉思汗出发西征之第二年即公元1220年，这可由《元史·历志一》中“庚辰岁，太祖西征，五月望，月食不效……”的记载推断出来。发生的地点为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撒马尔罕（Samarkand），这可由耶律楚材自撰的西行记录《西游录》中的行踪推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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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在中国传统天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元初承用金代《大明历》，不久误差屡现，上述1220年“五月……月食不效”即为一例。为此耶律楚材作《西征庚午元历》（载于《元史·历志》之五至六），其中首次处理了因地理经度之差造成的时间差，这或许可以看成西方天文学方法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的影响之一例——因为地理经度差与时间差的问题在古希腊天文学中早已能够处理，在与古希腊天文学一脉相承的伊斯兰天文学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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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另外的文献记载，耶律楚材本人也通晓伊斯兰历法。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麻答把历”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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