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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切考证出“屠密迟”或“傅孟吉”究竟是谁，恐怕只能依赖汉文新史料的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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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回司天台上的异域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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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然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扎马鲁丁领导，且专以进行伊斯兰天文学工作为任务，则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可以被视为马拉盖天文台与后来帖木儿王朝的撒马尔罕天文台之间的中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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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天文台，我们今天所知的情况却非常有限。在这些有限的信息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秘书监志》卷七中所记载的一份藏书书目——书目中的书籍都曾收藏在回回司天台中。数目中共有天文学著作13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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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兀忽列的《四擘算法叚数》十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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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罕里速窟《允解算法叚目》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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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叚目并仪式》十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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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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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堪《诀断诸般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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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蓝木立《占卜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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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麻塔合立《灾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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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牙剔《穷历法叚数》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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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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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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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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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撒那的阿剌忒《造浑仪香漏》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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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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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部”大体上应与中国古籍中的“卷”相当。第5、6、7三种的部数数目空缺。但由该项书目开头处“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之语，以195部减去其余十种的部数总数，可知此三种书共有5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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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用何种文字写成，尚未见明确记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是中文书籍的可能性，但它们更可能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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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书目中，书名取意译，人名用音译，皆很难确切还原成原文，因此这13种著作的证认工作迄今无大进展。方豪认为第一种就是著名的欧几里得（Euclides）《几何原本》，“十五部”之数恰与《几何原本》的十五卷吻合，其说似乎可信。还有人认为第四种可能就是托勒密的《至大论》，恐不可信。因《造司天仪式》显然是讲天文仪器制造的，而《至大论》并非专讲仪器制造之书；且《至大论》全书13卷，也与此处“十五部”之数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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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末清初：近代西方天文学之大举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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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稣会士之“通天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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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到达中国澳门，成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开创者。经过多年活动和许多挫折以及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之后，利氏找到了当时在中国顺利展开传教活动的有效方式——即所谓“学术传教”。1601年他获准朝见万历帝，并被允许居留京师，这标志着耶稣会士正式被中国上层社会所接纳，也标志着“学术传教”方针开始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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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传教”虽然常被归为利氏之功，其实这一方针的提出是与耶稣会固有传统分不开的。耶稣会一贯极其重视教育，大量兴办各类学校，例如，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耶稣会在意大利拿波里省就办有19所学校，在西西里省有18所，在威尼斯省有17所；而耶稣会士们更要接受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当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例如，利玛窦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家克拉维斯（Clavius）学习天文学，后者与开普勒、伽利略等皆为同事和朋友。又如后来成为清代第一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其师格林伯格（C.Grinberger）正是克拉维在罗马学院教授职位的后任。再如后来曾参与修撰《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年），他本人就是猞猁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意大利科学院的前身）院士，又与开普勒及伽利略（亦为猞猁学院院士）友善。正是耶稣会重视学术和教育的传统使得“学术传教”的提出和实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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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祯历书》所输入之欧洲天文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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