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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厅堂和在室内分别置相同瑟的共振实验。后一句说的是泛音共振现象。《庄子》最早记下了弦线共振现象，并解释了共振成因：“音律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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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韦询在《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述了一个消除共振的故事：洛阳某僧因房中磬日夜自鸣，惧而成疾。他求术士解除而不得。某日，宫内太乐令曹绍夔得悉此事，笑对僧人说：“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次日酒足饭饱之后，曹从怀中出利锉，锉磬边数处而去，自此鸣声遂绝。僧喜并问曹所以然。曹答：“此磬与寺内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疾因而愈。这个故事被许多典籍辗转传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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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如地表面）传声过程中，如遇有空穴，即在穴内产生混响。利用这种固体传声的空穴效应，就可以造成“地听器”。例如在地面埋一陶瓮，人耳贴瓮而听，可探知远处敌军人马声。这个陶瓮成为最早的原始地听器。它是战国时期墨翟及其弟子最早发明并应用的军事装备。后来历代兵家也以此作为战场必需设备。行军中，将士们将空箭袋作枕，闻敌军动静，也是这个道理。蒙学课本《千家诗》中有宋张耒（1054～1114年）《夏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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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夏村墟风日清，檐牙燕雀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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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衣晒粉花枝干，蛛网添丝屋角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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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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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判两鬓如霜雪，直欲樵渔过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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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嘈虚枕纳溪声”就是对空穴效应的描述。沈括将这种效应正确地解释为“虚能纳声”。固体、液体传声比空气传声阻力小，而速度快。因此在湖泊中可以噪声捕鱼。几只船围成圈，同时以木棍敲打船舷（古人称此谓“鸣桹”），不久，鱼即翻漂水面。从汉迄清，渔人无不知晓此捕鱼法，历代文人亦和诗以颂。唐代皮日休（？～883年）《鸣桹》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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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日平湖上，鸣桹乃动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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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入波心，澄澈和清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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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听独寂寞，鱼惊昧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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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水无所逃，川中有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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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此噪声捕鱼法，令鱼种灭绝。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已明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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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种捕鱼法值得提倡。利用去节竹筒，插入海底，耳贴竹筒一端，可闻水下鱼群活动声。尤以四五月间，黄花鱼汛到来之时，鱼群活动声有如“水下雷声”。至晚明代，江浙沿海渔民，以此方法捕鱼。明代田汝成（嘉靖五年，即1526年进士）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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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人最重江鱼，鱼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鱼。每岁盛夏，来自海洋，绵亘数里，其声如雷，若有神物驱押之者。渔人每以竹筒探深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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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鱼”即今日黄花鱼。竹筒探鱼，或可称为古代“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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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铜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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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早铸造青铜钟的文明古国。传统上，人们将钟分为铃、钟、镈、铙、钲、铎等名称。这是据其大小、用途而命名的。西方人统统称其为Bell（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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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汤阴县白营村出土了公元前30世纪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铃。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出土了公元前25至21世纪最早的铜铃。商代铜铃（如动物装饰铃、玩具铃、军铃、乐铃等）大量出土。在安阳殷墟前后几次出土了编钟，它们具有一定音阶关系，可用以演奏音乐。西周时期编钟大发展，春秋至战国初，铸造编钟的技术达到了顶峰。曾侯乙编钟就是战国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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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的钟来看，先秦时期，中国的青铜钟绝大部分是扁圆形体，即其横截面近似为椭圆。圆形钟极为罕见。然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曾出土属于约公元之前13世纪的圆形钟：铜贝和石榴花形钟（如图3.3所示）。可以说，椭圆形钟是中国传统，圆形钟是西方传统。西方音乐学家和科学史家说，钟的形态起源于植物的花果。石榴是汉代从西域传入的。难道三星堆的古铜钟是巴比伦文化向东传播的产物（向西传播影响到古希腊），抑或四川平原上早有石榴这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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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圆形钟是随佛教而入中国的。秦汉以降，梵钟、朝钟多为圆形。现藏北京大钟寺的大钟铸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重达46吨（一说43.5吨），高5.9米，口外径3.3米，钟壁厚0.4米。它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最完整、可敲击的大钟。据说，该钟是明永乐帝夺位事成、命其军师僧人姚广孝（1335～1418年）监造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还绘有铸造如此大钟的工艺流程图。就笔者所知，目前世界上大钟有如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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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下令铸大钟，以纪念其扩张领土（反瑞典北方战争、俄土战争）、政教改革（东正教教长置于皇权下，教务由宗教会议管理，皇帝有权以敲钟直接与上帝通话）的功绩。该钟铸成于彼得卒后十年，即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据传钟180吨，实重202吨，高约6米。其钟舌系两条粗绳，每条绳25个壮汉才能拉动。三年后，钟体压断了悬挂支柱，摔落地上，半身陷入土中。其中一叶碎片2米高、11吨重。1836年，即掉落摔碎后百年，又从地上吊起，摆放在克里姆林宫，成为一个“死钟”供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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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19世纪时缅甸曾铸造一口80吨重梵钟。此钟是否尚存，当时为何铸造，摆放何处，详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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