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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周”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跟农田有关（如图4所示）。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相传成王年少无知，由周公姬旦摄政。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玩，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此后，“知稼穑之艰难”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周朝以后，国家与农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汉语中社稷是国家的代名词，就是从周朝开始的。其中“社”为土地之神，而“稷”则是五谷之神。土地和庄稼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当它们面临外来侵略的时候，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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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农业也就成为战争工具之一。春秋时，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因饥荒向邻国吴国借粮，第二年，越国粮食丰收，他们精选了一些稻子还给吴国，并在稻子上做了手脚，使其看上去更加饱满，吴国被越国归还的稻子所吸引，第二年用作种子，结果颗粒无收，原来越国偿还的稻子是经过蒸煮处理过的，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活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种越粟”的故事。战国时，黄河下游的东周想开发水田，发展稻作农业，但地处上游的西周却把水源控制起来，不让东周发展水稻生产。这就是记载在《战国策》中“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历史上秦国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三国时，曹操许下屯田、割发代刑；北宋初年，何承矩在宋辽边界蓄水种稻等，都是农战结合的重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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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业。“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伯益正是大禹时期主管农业的官员，以他对于农业的理解，加上秦所在的关中地区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使秦国的农业得到领先的发展。秦国所实行的商鞅变法，也是从农业开始的，“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秦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也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秦以牛（耕）田，水通粮”，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其最高统治者也深切体认到农业的重要性，因此，秦始皇在实行“焚书坑儒”时，也对农业科技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横亘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原本在于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同时它又正好和中国400毫米等降雨线及农牧分界线重合。修筑长城（如图5所示）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内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匈奴骑兵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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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秦朝而起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凭借着汉初几代帝王休养生息所积累起来的实力，汉武帝发动了全面的征伐战争，一度使国力空虚，直到晚年方才省悟过来，要发展农业重振国力，于是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当时的思想家们也在为发展农业献计献策，董仲舒（如图6所示）发现在孔子所修订的史书《春秋》中“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因此，发展小麦和小粟等的粮食生产，也就成为汉代发展农业的重点。赵过为此发明了代田法及相关配套的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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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故事借助《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曹操“屯田许下”，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可是当他挥兵南下，准备包举宇内时，却遭到了孙吴、刘汉的强劲抵抗，终成三国鼎立。从农业地理来看，孙刘联合抗曹，实际上也是两个水稻农业政权和一个旱地农业政权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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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但更大的作用在于将南方生产的粮食漕运到北方，以维持国家机器和军队的日常所需。从唐代开始，就出现了“仰江淮以为国命”的事实，唐代古文大家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有数字表明，唐时每年从江南经运河运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宋时则为600～800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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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亡后，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几番分合之后，在1126年再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宋金对峙——以秦岭、淮河为界，这也是中国地理上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也是中国水旱农业的交界线。这条线以北，以旱地农业为主，以南则以水田农业为主。农业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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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的南北分裂随着蒙元的崛起而结束。元朝虽然是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但在体认到农业的重要性之后，元朝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元王朝采取了许多重农措施，以修补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裂痕，仅著名农书在元代就出现了三部，这在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但元朝的这些举措，仍然无法克服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元后期，繁重的赋税徭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从而导致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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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徐光启（如图7所示）被誉为是中国近代科技的先驱。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也就是为农业服务。门人陈子龙在总结徐光启科学研究的旨趣时说：“其（指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民生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于此可见，农业在一个士人心目中的分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科学的方向，也就是强调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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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朝代。全国人口总数从2亿增长到4亿。历史学家们将其与清代的赋税政策联系起来，即所谓“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认为人头税的取消，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实际上支撑清朝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与明代中叶以后传入中国的原产于美洲的新作物引进有关。马铃薯、番薯和玉米等新作物有高产、不择地而生的特性，它们的引进促进了土地（特别是山区）的开发利用，并且迅速成为许多百姓的口粮，特别是番薯有“半年粮”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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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新世纪以后，“三农”问题又被置于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天人们所说的“三农”，指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农学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农业问题，即利用土地进行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古时候也有“三农”的说法，指的是平地农、山地农和泽农（水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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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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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农学发展的基本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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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农业起源到中国农学的萌芽和形成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旱地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是南方水田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明清时期是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全面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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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生至今，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即生产者通过感性直观达到了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特性与自然环境条件各种关系的表面认识，并摸索创造了各种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般在传统农业阶段已出现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较系统的农学知识体系。专门农学著作的问世即可视为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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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农业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五千年，但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才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出现了最早研究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农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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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学并没有出现“范式”突破之类的革命性改变，但还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可以从农业技术总的特征和技术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农学的载体——农书内容和结构之中得到反映。依据中国农学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般将中国农学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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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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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农业起源到中国农学的萌芽和形成时期。神农氏是传说中中国农业的始祖。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如图8所示），揉木为耒，教民耕稼。耒系在尖头木棒的下部加一横木构成，以便用力起土；耜则是在耒的基础上，加上扁平刃板（耜冠）而成的铲形农具。耜依照制造的材料不同，又有石耜、木耜和骨耜之分。耒耜是犁的前身，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铁农具使用的初期，故后来有人仍称犁为耒或耒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