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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衣食撮要》，又称为《农桑撮要》（如图37所示），成书于1313年，作者元代鲁明善（维吾尔族）。书中采用“月令”体裁，按月条列农事活动，“件系条列，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这是继唐末《四时纂要》保存至今比较完备的一部月令体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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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如图38所示）。书分12门（农本、四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收养、制造、荒政），60卷，70余万言。是书“杂采众家”，“兼出独见”，在分类引述前人文献的同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在技术方面，对于棉花和甘薯等作物栽培多有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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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和农书之外，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如孟子、苏轼（东坡）、陆九渊、曾国藩等都对农学有过精彩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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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西方农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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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要认识农业可以从吃饭穿衣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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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食物结构中，很容易发现中西方农业的差异，西方人的食物结构中肉、奶的含量较高，而中国人的食物则以植物性的饭菜为主，这种差异是由于畜牧业在中西方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形成的。简单说来，畜牧业在西方农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在中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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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原料在中西方农业差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衣着原料取之于自然，属于植物的有麻类和棉花等，属于动物的则有毛皮和蚕丝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衣着原料因地而异。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丝为富人和老人享用，麻为平民百姓穿戴。所以平民百姓也因此称为“布衣”。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除给富人充作奢侈品外，普通百姓难以得到。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作为衣着原料。“西装革履”都是动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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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结合，在西方则是农牧并举。反映在农书上，中国历代农书主要包括农和桑两部分内容。很多农书直接以“农桑”为书名，如《农桑辑要》、《农桑通诀》、《农桑衣食撮要》，也有以类似的如“耕织”、“乃粒”、“乃服”来概括农书的内容。西方农书中，没有桑麻一项，而主要包括谷物生产和动物饲养两部分。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农书，当属公元前1世纪瓦罗（Varro）写的《论农业》（On Agriculture），该书分为三卷，分别讨论与农业、家畜和小动物饲养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形在13世纪的《亨莱农书》（Walter of Henley’s Husbandry）中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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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原料的生产是中西农业的分水岭，分为农桑和农牧两种农业结构。农桑结合是中国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而农牧并举则是西方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主体结构下中西方的农桑和农牧又有各自不同的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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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西方传统农业结构中，似乎没有衣着原料的生产，但细加分析，西方的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衣着原料的生产而存在的。畜牧业兼有衣食的双重功能，从而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以13世纪的英国为例，即便是佃户都有几十头羊，领主所拥有的羊群数量则更是成千上万。14世纪后，随着羊毛和毛制品的出口，羊毛成了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影响着整个英国的繁荣，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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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以后，中西方农业都受到了工商业的挑战，纺织业的发展（在英国主要为毛纺织业、中国主要为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使得种桑、种棉、养蚕、养羊等，和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有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导致了英国圈地运动的兴盛，圈占耕地，改为牧场，用以养羊，时间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历经三个半世纪。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桑争稻田”、“棉争粮田”的局面。从本质上来说，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都是衣着原料对食物生产的挑战。但由于中西方农业结构的不同，其最终结果却迥然有别（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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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产生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历史上称为“羊吃人”。“曾经是200人工作并依靠他们诚实劳动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二个牧人”。圈地运动直接促进了养羊业发展，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皮毛、肉食和粮食，使人民得以丰衣足食。这也是适度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而另一方面圈地使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第一代产业工人，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各国及世界各地。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没有工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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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桑争稻田，不仅没有使农村人口减少，反而使农村人口增加，因为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种桑养蚕和种稻所需劳动力之比为100∶5，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蚕桑业最发达的地区也就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粮食不足，太湖地区由粮食出口变成粮食进口，“苏湖熟，天下足”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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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农业结构不同，结合的方式不同，最终导致功能的不同。仅从农业所要解决的食物问题而言，农桑结合的结果却是食物，特别是肉食的缺乏。西方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提供大量的畜力，而且还可提供相当数量的肉食和乳品。以德国为例，中世纪后期每人每年的肉食达100公斤以上，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又如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9000城市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头牛，60000头绵羊，20000头山羊，30000头猪。而在法国巴黎的查尔斯六世王室，皇后和孩子们每周都要购买200头绵羊。除了肉食以外，还有大量的乳酪和牛奶及其他一些产品。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英国的农民及像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奶酪及粗面包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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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桑结合的情况下，则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因素，如耕地不足、劳力不足、畜力不足、肥力不足。而直接能够感受到的便是肉食不足。中国虽然也有过“肉林酒池”的记载，但那只是商纣王等少数统治者所独享，而且当时的畜牧业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但到了东周以后，则只有“七十而食肉”，或享有官位厚禄的人能食肉。“肉食者”成了官的代名词。以至于像明末清初张履祥这样的一方名士也只能“终身布衣、蔬食”。因此，在西方人能够每人每天吃上3磅肉的同时，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却为争取一人一月1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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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SARS疫情的暴发，使得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实际上，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可能跟中国农业有关。食物人类学家Marvin Harris指出，人类普遍存在有所谓“肉食渴望”。由于畜牧业不甚发达，中国人肉食渴望在正常的渠道中得不到满足，便转向其他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肉食渴望。因此，许多野生动物成为中国人的盘中餐，其中就包括有青蛙、田鼠、蛇、果子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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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是人类联系自然最直接的纽带。在农业没有发明以前，人类利（食）用的一切动植物都来自野生。这其中可能就包括果子狸。然而，在农业发明之后，人类驯化了鸟兽，栽培了作物，于是动、植物就有了家养和野生的区别。然而，在家养动、植物出现之后，人类并没有停止对于野生动、植物的利用，这里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家养的动、植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被迫，因此，采集和猎获野生动植物，在农业发明之后，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内，农业的发明并没有完全改变人类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而只是在原有的谋生方式上又获得了新的生存手段，使人类的生存更有保障。就某些动、植物来说，野生和家养的区别也并没有就此完结。人们在采集和猎获野生动植物的同时，使用他们新获的手段，对一些他们猎获的动植物进行饲养和种植，有些野生动植物，被驯化了或半驯化了，慢慢地变成了家养动物。果子狸等即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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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狸Masked palm civet，学名：Paguma larvata，在动物分类学上是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果子狸属的一种动物。果子狸的名称现已查到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黄仲昭（1435～1508年）所著《八闽通志》：“玉面狸，俗号果子狸。”研究表明，中国人至少在《诗经》时代就已开始了对狸的利用，《豳风·七月》篇提到：“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其中或许就包括果子狸。食用果子狸的明确记载肇始于唐朝，宋以后果子狸已成为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动物，用作食品的果子狸被广泛地充当礼品、贡品和商品，其皮毛则被用作制裘和制笔的材料。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在猎捕野生果子狸的同时，也开始进行驯养。早期的驯养主要用于治鼠，张揖《广雅》云：“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真正出于食用目的的驯养则见于明代，据明宋诩撰《竹屿山房杂部》卷十二，“树畜部”四载：“玉面狸，以柙畜之，以猪脂和米饭食之，肥腯而弗瘠。”这是一种为改善果子狸的食用品质而采取的饲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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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农业结构来看，可以对时下流行的说法做个修订。人们常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农耕面积仅有美国的70％，却养活了比美国多五六倍的人口。这当然是中国农业引以为自豪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并不科学，因为中西方人的食物结构及热量相差很大，中国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动物性食物和衣物还非常短缺。因此与其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倒不如说，中国以7％的耕地解决了22％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更为确切。据美国估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要达到美国人民的膳食消费水平，每人至少要2000平方米的耕地，这是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外）所做不到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确有其优越性一面，即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仅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即温饱问题。因此，在承认中国传统农业有其优越性的一面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中西方农业之间存在的差异，特别是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以作为调整中国的农业结构，特别是农牧业比重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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