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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代以后，记述南方或域外的“异物志”类型的著作依然不断涌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公路的《北户录》、刘恂的《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许多域外或岭南的新奇动植物。南宋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华南的广西为官两年后，也于1172年“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率为一书”，这就是《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博物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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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术的发展，早期生物资源调查性质的工作，逐渐导致生物学不断进步。在主要记述某一地区物产的作品不断增多，内容越发丰富的基础上，渐渐发展出专门的动植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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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的这类著作是宋祁（998～1061年）撰写的《益部方物略记》。当时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还有《益州草木记》、《郊居草木记》。与前人的作品不同，这些著作记载的都是动植物，或绝大部分是动植物。宋祁的著作共记载了65种动植物，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的第一本动植物专书。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学者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具有地域特色的“草木鸟兽虫鱼”身上，因而产生了专门的生物学著作。这是我国古典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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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类型的著作还有一个专门的类别，那就是由《魏王花木志》、《竹谱》发展而来，专记一些园林或某地突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带有地区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唐代有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等。这些著作记述的是一个园林的植物名录。到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风格不一的动植物“谱录”。它们是宋代开始大量涌现而极具我国古代生物学特色的著作。这类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地区性的著名动植物认识的深入，加速了人们生物学知识的积累。其中一类是向综合的方向发展，将记述花卉名录范围扩充到整个地区，这类著作以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为代表，该书记载了洛阳各类花卉500个种和品种。除《洛阳花木记》这类效法前人，但在内容广度加以扩充的地区性综合型花卉植物专著外，还有一类是深化为某类属（或某种）著名的植物作记（谱）而成的专著。这类著作更多，著称的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淮扬芍药谱》、陈翥的《桐谱》、刘蒙的《菊谱》（1104年成书）等等。这类著作大多记有植物种或品种的名称、特征、性状和繁殖方法等，包含较为丰富的生物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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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园林花木的专著外，其他带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专著还有不少。著名的有赞宁的《笋谱》，蔡襄（公元1012～1067年）专记闽南佳果荔枝的《荔枝谱》，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韩彦直的《橘录》，陈仁玉的《菌谱》，傅肱的《蟹谱》，王纲的《猩猩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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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类型是伴随当时各种生物学知识尤其是观赏动植物知识的大量积累，一些学者为扩大影响而编写的一些大类别的动植物著作，包括张宗诲的《名花木录》、《木谱》，以及一些学者造的“经”。“经”有《草经》、《花经》、《鹰经》、《禽经》等等。这些所谓“经”的编著，大约有点自诩为某一方面知识经典的味道。其中也确有内容比较丰富的作品，如堪称我国第一本鸟类著作的《禽经》，以及专门记述蟋蟀的《促织经》。从这些著作的编写意图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试图“经营”一门新学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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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著作在生物的有关分类和形态描述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某一类群动植物的研究积累了知识，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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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对本草学事业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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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社会强盛，作为在人们生活中有重要地位的医药事业也逐渐开始为朝廷所重视。因此当时不但儒家的经典被很好的刊行，在医生苏敬等人的建议下，政府还选定一批官员和学者进行本草的编写。最终编写出内容空前丰富的《新修本草》（如图1.10所示）。这是我国首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本草著作，它除保存了前人记载的药物外，新增了不少种类。共记述800多种药物。从中可看出古代本草学著作除有博物学（主要记述生物和矿物）特点外，还有类书的特点。书中记载的药物配有插图，对后世本草著作的编著影响很大。有人将它视为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其后不久，医生陈藏器又编写了带有补遗性质的《本草拾遗》，其中包括大量前人没有记述过的新种药用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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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政府对医书，尤其是本草著作的编写十分重视。组织编写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图经本草》是仿唐代《新修本草》的“图注”和“图经”而作，不过该书将两部分合二为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辨识药用的动植物和矿物等。对所记载的药用动植物不但有较多的形态描述，而且还有根据产地而进献的图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当时主管药材辨验的官员寇宗奭编写的《本草衍义》。由于作者是专业的鉴别药材人士，对各种动植物的形态习性有独到的观察描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不久，本草学家唐慎微又将《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二书合并，并添加不少医学内容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来修订的版本记载药物1700多种，大部分是动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王介编的《履巉岩本草》（如图1.11所示），记载的全部是植物，还第一次配了彩色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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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识”与“鸟兽草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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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综合性的生物学著作，与经学有关。也就是说一些学者从经学解释名物的角度出发，分门别类地对各种生物的名称、习性和形态进行描述、解说。这种著作无疑由以前百科全书式的《尔雅》分化、发展而来。与《益部方物略记》一样，从中可以看出，“鸟兽草木之学”从先前更加笼统宽泛的学问中脱胎而来的轨迹。代表性作品是陆佃的《埤雅》，此书记述了270多种动植物。由于内容与解读经书有关，因此在学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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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有关解释经典中生物的学术著作有新的进步，使这类著作成为传播生物知识的专门著作。罗愿《尔雅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部著作仅从名称看，就能看出是与《埤雅》性质相似、从《尔雅》派生而来的作品。在《尔雅翼·序》中作者写道：自己以“《尔雅》为资，略其训诂、日月星辰；研究动植，不为因循。观实于秋，玩华于春，俯瞰渊鱼，仰察鸟云……有不解者，谋及刍薪，农圃以为师，钓弋则亲。用相参伍，必得其真。”从中可以看出，他把“动植”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分离出来，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学专著。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追求生物的知识来满足认识进步的需要。作者和郑樵一样，强调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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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翼》共32卷，记述的全部是生物，分“释草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等部分，共记述生物415种。所记述的都是以前经书史籍比较常提到或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生物。其中对昆虫的变态和鸟类的行为习性都有比前人更加细致的观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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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入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门学问的倾向，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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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公元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为例，认为：“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工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他认为自己的这“二十略”包括“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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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草木略》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入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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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物”对宋代生物学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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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公元1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8〕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他编写的专门（植物）类书古代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人们为发展一门学问而进行了深入的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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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等人对“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说，显然很好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时尚，当然其学术观点可能也影响了一批学者。这充分体现在南宋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拓展这门学问，并编撰种类更多、知识内涵更加丰富的生物学著作，以培植“鸟兽草木之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就是冒嵇含之名编的《南方草木状》一书。它很可能是《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禽经》影响下的产物。托名嵇含与《禽经》托名师旷一样，无非也是为了宣扬这门学问的古老和源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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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论述表明，唐宋时期有一批非常著名的学者对传统生物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包括曾为宰相的李德裕和（著名科学家）苏颂、曾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宋祁和陆佃（著名诗人陆游的祖父）也是著名的学者，郑樵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加入无疑对传统生物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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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清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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