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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简单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期的生物学发展是非常显著的。当然这一时期还有众多的其他相关著作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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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的本草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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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期间产生了众多的本草学著作，其中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影响最多，包含的动植物知识也极为丰富。该书记载1800多种药物。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动植物的分类方面，打破以往的功能分类法，而更换为以形态、性味、生境和用途为依据的分类方法。被认为是林奈以前最后的分类系统。文字中关于动植物的名称来源，以及形态、习性和生态，以及遗传等方面的描述都比以前的本草著作准确、详细得多，而且纠正了许多前人的错误。因此，有人将《本草纲目》称为“格物的通典”。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其表现的生物学成就在国际上也是比较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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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卢和编的《食物本草》、李中立的《本草原始》都是图文并茂，在生物学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清代的本草学著作则以《本草纲目拾遗》最具学术价值，该书纠正了不少《本草纲目》中的谬误，记载了许多以前未见记载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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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期间，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生物学内容。如《天工开物》中就包含有丰富的家蚕育种和应用微生物方面的知识。而《农政全书》则有关于蝗虫的生长发育和习性及危害地区的细致记载，其中对白蜡虫生活习性的记述也比以前的著作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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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性大型真菌的调查利用方面，明清较宋元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清代的《吴蕈谱》就是一部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作品，记载各种食用菌40多种，比较详尽明晰，考订诸品名实，也时有新见，不论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皆超出宋代的《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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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草木子》、《鸡谱》、《慎言·道体篇》都记载了许多遗传学知识。如《慎言》的作者王廷相认为，人的形貌遗传具有连续性。指出：“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草木有草木之种，各个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认为遗传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是由“种”（遗传物质）决定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受其他物种的影响。明清时期，我国的免疫学和解剖学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明代隆庆年间，安徽宁国已经出现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而清代的《医林改错》一书则对前人在解剖学存在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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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生物学的发展，是基于生物学各个方面学问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结果。譬如本草著作常常将“异物志”和相关“释经”著作的内容纳入书中。而学术的进步和知识积累的增加又导致博物学或应用动植物学到“普通生物学”的迈进（从特殊到一般）。而这种“迈进”也是当时学科发展深化的结果。具体表现出著作更加广博、专门化。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例，从其名称也可看出受“循名责实”著作的影响，“图考”可能受《尔雅音图》、《图经本草》的启发。学术思想更是有了全面的发展，作者的着眼点已经在“植物”的本身。当然他有浓厚的资源利用思想。《植物名实图考·叙》有这样一段话：“先王物土之宜，务封殖以宏民用，岂徒入药而已哉！衣则桑麻，食则麦菽，茹则蔬果，材则竹木；安身利用之资，咸取给焉。群天下不可一日无，则植物较他物为特重。”很显然，他的著作是在综合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创新的结果，记述的植物种类也达到空前的1700多种。明清时期生物学的发展正是一批学者在不同领域努力综合前人的工作并使之在学术上深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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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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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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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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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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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生存的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培育出了众多颇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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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发端很早，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遗传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瓦维洛夫（如图2.1所示）〔10〕根据苏联和美国收集的有关植物地理学和遗传学的资料，将世界划分为8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11〕，中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起源中心。他认为，在所有植物起源中心中，中国中心是种类最多的。指出：“在它特产种类的富有上和在它的栽培植物的潜在种属的程度上，中国在所有的植物形式起源中心中特别突出。而且它的各类植物一般由极多的亚类及遗传形式所代表。……我们假如更进一步把除了栽培的植物以外在中国用为食物的野生植物的繁多的数目也考虑进去，我们便更能了解多少亿的人口如何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存下来。”〔12〕这位学者所作的研究，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不足，但上面那段话却是很有道理的。曾组织过对华作物引种的柑橘育种专家、前美国农业部外国作物引种处的施温高（W.T.Swingle 1871～1952年）（如图2.2所示）也指出，中国作物种类是欧洲的10倍，美国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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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绝非偶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存在多种多样气候条件和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植物种类繁衍生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植物种类为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我国先民的作物驯化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经过长期的观察、利用，我们的先人驯化了适应环境、符合生产生活所需的栽培作物，为自身的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人文方面，我国的农业发端很早。众所周知，栽培植物的起源是与古老的农业文明伴生的。人们开始管理、栽培原先野生的植物，促成了植物的驯化。长期的农业实践产生的作物驯化累积效应，很自然就在种类的丰富上体现出来。另外，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各民族驯化作物的累积，也使栽培植物的数量发生累积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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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农业促成栽培植物不断丰富的原因还在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我国古人强调土地利用的效益（通常称为“尽地利”）和防灾思想。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他们不断地培育新的作物种类，以便各种土地都能栽培合适的植物，以获得更多的收成。与此同时，我国古人讲究栽培作物多样性，以防止突发的气候灾害和虫灾可能使某种作物绝收或歉收带来的严重后果。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李悝指出种谷“必杂以五种，以备灾害”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因为注意栽培植物种类的多样化，诚如已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指出的那样，我国没有因为农作物种植不当引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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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种类繁多的原因除强调驯化新种外，还有善于引进吸收的原因。育种创新和引进吸收两种方法的齐头并进促进了我国栽培植物发展的与时俱进和不断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农业种植业为国家基础这样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深入人心。从统治者到一般民众都非常重视新的高产作物的寻求。这也就很好地诠释了宋真宗寻找占城稻等稻种，明陈振龙等人从南洋带回甘薯，清代康熙推广御稻和清末商人从东南亚引种橡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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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祖先热衷于引种新作物的热情，很容易让人联想美国第三届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公元1743～1826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给他的文化增加有用的植物是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伟大服务。”他的话也充分强调了植物资源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只不过，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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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引种成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费尔（B. Laufer, 1874～1934年）在20世纪早期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供给我们无限的有用材料，使我们能够写出一部细致的关于人工栽培的植物的历史……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的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当然这些植物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是一步步进行的。”他的评价无疑是颇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