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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11 六、内外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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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16 1.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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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18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独创的一种治疗方法,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了解。关于针灸疗法的起源,旧称“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或谓黄帝发明了针灸之术。因而有人将中国古代医学概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神农—草药”的药物治疗学体系,一是“伏羲、黄帝—针砭”的针灸学治疗体系。足见针灸学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所占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然而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并非从其诞生伊始便能符合现代针灸学教材中给出的如下定义——“应用针刺艾灸的方法,通过经络腧穴,以调整脏腑气血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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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20 一般认为针灸疗法起源于原始的放血与热敷手段,因而可以将其出现时间上溯到远古人类发明用火和打磨石器之时。然而在对西周医事制度、治疗方法均有较详细记载的《周礼》中,丝毫看不到使用灸、刺二法治疗疾病的痕迹。这说明尽管灸、刺之法在形式上与人类用火和制造工具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渊源关系,但真正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其产生的时间却未必如此之早。直到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的多种医书中,才能见到伴随人体经脉的描述,言及用灸法治疗其疾患,但还是没有提到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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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28 另外,还是由于外在形式的相似,导致人们普遍接受形如石刀的“砭石”是金属针具前身的观点。但从马王堆出土医书中所言的那样:用砭石割痈排脓,必须注意二者的大小配合问题;《黄帝内经》则提出:来源于东方的砭石技术,适宜治疗痈疡;来源于南方的小针技术,适于治疗肢体痉挛、疼痛麻痹、运动障碍;并且概括药、针、石三者的用途为药物治疗内部疾患,针、石治疗外部疾患,可知“砭石”并非金属针具的前身,而是外科刀具。而针、石并称的原因在于,其用途都是治疗相对于五脏六腑之“内”而言的“外部”疾患——即从皮肤到筋脉层次的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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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30 再者,即便是在“针”的家族内部,也还是包含着按照现代观点当属“外科刀具”与“针刺用具”的不同成员。这个家族,就是《黄帝内经》中所说的“九针”。其中的“铍针”是外科刀具,“毫针”才是名副其实的针刺用具,而头如卵形的“员针”则当称为按摩用具。因此,只有将早期的针灸之术纳入“外治法”的范畴,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疗法的起源与原始本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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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38 早期的“外治法”的分化,符合现有定义之针灸疗法的形成,应该有两方面的主要动力:一是需要使用“刀具”的治疗技术趋向独立,尽管这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极为缓慢;二是着眼于“脉”之疾患的部分趋向独立。因为“脉”不仅本身有多种疾患需要治疗,而且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相互贯通并与内脏相连,所以针体细小、操作缓慢、在体内有一段“留针”时间的毫针,便具备了发展成调节气血、内(脏腑)外(经脉)兼治之独特治疗方法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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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40 由于各脏腑及用于针灸操作的大部分穴位均分别与某一经脉相连,躯体的各部分也按照“经筋”、“皮部”分属于某一经脉,因而经脉学说便与针灸疗法形成了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同时,某一腧穴的治疗功能,又往往会成为独立的经验性知识。因而整个针灸疗法体系,始终包含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知识内容;就临床实用而言,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因为并非在某一经脉上,或从属该经脉的某一穴位上施以针灸刺激,便能收到同样的治疗效果,而是一定要取某一特定的穴位。例如颜面侧部有“手阳明大肠经”通过,所以口眼歪斜(面神经麻痹)时当取该经脉的穴位进行治疗;但只有取从属该经脉的“合谷”穴才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并非该经脉的任一穴位都能选用。又如“足三里”作为胃肠道疾患的特定治疗穴位,也是如此。古代医学著作中,以口诀提示了这两个穴位的独特治疗功效:“肚腹三里留,面口合谷收”。现代科学研究用红外线摄像方法证实:针刺“合谷”后,面部的血液流量增加、温度升高;外科急腹症的研究中证实:在胃穿孔、肠梗阻等情况下,通过电针长时间强刺激足三里,能促进大腹膜向穿孔部位的包裹运动,或肠蠕动增强,因而有时可以免去“一刀之苦”。但有关的科学研究,尚无法说明:何以针刺合谷,颜面的血流会增加;针刺足三里,胃肠道何以会有上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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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42 2.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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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44 医生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犹如将军指挥士兵打仗,故古人有“用药如用兵”之论;用兵与用药,都既有“单刀直取”的精彩战例,也有协同攻击(与攻疾)之法;而处方中用药过多者,则又被喻为“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打仗需灵活指挥,但其中含有排兵布阵的基本章法;医家需辨证施治,但组方用药也有一定的规矩准则。按照一定的理论或屡试不爽的经验确定下来的药物配方定式,称为“方剂”;按照这些定式制成丸、散、膏、丹出售,谓之“成药”;参考定式加减化裁,手书一纸,令患者到药铺抓药,便是“处方”。而有关如何配合用药、制定方剂的原则,或对已有方剂的分析、如何变化使用等等的论说,便构成了用药原则、组方理论或现代中医的“方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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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46 《黄帝内经》中只有十几个简单、完全不可用的原始药方(如用头发、鸡屎等),但却有至今仍作为中医教学内容的三种“方剂学理论”,即君臣佐使、七方、气味配合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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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48 君臣佐使,是说药方的构成包括:针对疾病的“君药”、辅佐的“臣药”、传达旨意的“使药”。由此又关联到“七方”之说,即一个药方的构成,可以是一君二臣的“小方”、一君三臣五佐的“中方”,也可以是一君三臣九佐的“大方”;因组成药物的数目而有一君二臣的“奇之制”,二君四臣的“偶之制”;因药物气味厚重的“急方”,和淡薄的“缓方”,以及并用的“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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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50 这些理论并非来源于实际治疗的经验总结。例如说“攻下之法不用偶”,而《伤寒杂病论》中的峻下之剂“大承气汤”正是由偶数药物组成;又说“奇之不去则偶之”,则奇偶之分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再者,“应臣之谓使”,“引导君药直达病所”上述三段引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使”的定义——且不说这与通常所谓的解释不符,还应看到:实际上“引经药”的使用是金元时期才出现的事情。所以可以认为,无论是“君臣佐使”说本身,还是“大、中、小”和“奇、偶”之制中的君药、臣药、佐药的数目,无非都是比附人间社会的空中楼阁。然而当代学人却认定这就是《伤寒杂病论》诸方剂制定时所依据的法则。例如《中医学概论》中是这样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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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52 麻黄汤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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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54 君—麻黄(发汗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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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56 臣—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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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0758 佐—杏仁(助麻黄平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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