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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伤寒杂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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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言“伤寒”，不同于现代医学病名中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伤寒”。作为病名，其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伤寒，泛指一切外感疾患，如《难经》言“伤寒有五”便是此义。这是因为古代中医的病因理论认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疾病表现虽不胜枚举，但原因只有三种：外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邪气）侵袭；内因饮食不节、劳倦所伤、七情不调；或受兵刃、虫兽之意外伤害。而五者伤寒（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之中，确系“寒邪”所伤者为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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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如其书名所示，包括了内外两方面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法。在“外感”（伤寒）疾患治疗方面，该书以“三阳三阴”六个概念区分疾病的进程、属性，并各有相应的治疗原则、具体方药。例如病在体表为“太阳病”，主要症状为发热、恶寒、头痛等，无汗者用“麻黄汤”发汗，有汗者用“桂枝汤”，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两方合并使用；身体虚弱的，可以加人参，服药之后，当喝热粥以助药力。如果虽为外感疾患，但却不仅不发热，而且脉搏微弱、只想睡觉，则为“少阴病”，只能采用人参、附子等药物“回阳救逆”——挽救行将衰绝的“阳气”。实际上，即便是西医，只要有一定的临床实际经验，看到这样的文字，大概也不难理解。前者是大多数感冒患者的表现，用阿司匹林等解热镇痛剂治疗即可；而后者则属老年体弱者的“感染性休克”，这种情况下阿司匹林当然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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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病治疗方面，包含有从理论到治则、方剂的完整内容，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特别重视。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这“半壁江山”从中析出，编成《伤寒论》；其余治疗杂病的内容则逐渐演化成《金匮要略》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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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书”与“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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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有关中医经典的基本介绍，应该可以看出，其成书的年代并非像古人或现代医史著作所描述的那么古老。基本上都是在吸收西汉以前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成书于东汉。因而在观察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历史时，第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代，便是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医学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两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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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思考一下当时是只有这样几本重要的医学著作，还是有很多？答案当然是后者，那么除了偶然因素外，有哪些必然因素影响到这几本著作的流传，并最终成为经典呢？首先，具有一定的规模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的时点上，达到“大成”之作规模与水平的著作，必然会有生存优势，同时使得许多被其包容的原始著作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构成《黄帝内经》的《素问》与《灵枢》，从内容上讲并不符合“体系化”的要求，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可以认定包含《七略》所载扁鹊等医家著作，以及《汤液经法》、《黄帝神农食禁》等著作的内容。更为明显的是，其中一再提到的“《九针》九篇”，在被“因而九之”地演绎注释成81篇的《灵枢》后，便被淡忘了。同样的道理，当西晋皇甫谧采《黄帝内经》中与针灸疗法相关的经脉学说，与详述腧穴定位、功能主治、针刺深度等的《黄帝名堂经》，合编成融合两方面知识的第一本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后，成于东汉时期的《黄帝名堂经》便失去了成为“经典”的可能；《神农本草经》更是因为后人将其搬入自己的本草，而失去了独立存在之身。站在这一立场看问题，则完全没有必要为大量古代医书的消亡而哀叹惜古。还是那句话——死亡的，必定有死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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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论性与体系化也是十分重要的。《难经》的篇幅很小，但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概念，且自成体系。《黄帝内经》中讲“阴阳”是天地之道、变化的父母、生杀之本；《难经》提出“命门”的概念作为生命动力的本源所在，诸如此类都为后世的发挥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因而尽管《黄帝内经》、《难经》的成书年代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早，但却丝毫不影响其作为经典的学术价值。近2000年来，医家据以学习气血如何循着经脉运行、脏腑各有何种功能等基础理论知识，领会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在生命之学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病因、病机并在阐发圣贤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构建新说，使得中医学不断充实具体内容而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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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如何“成为经典”的问题。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其具有的“潜质”。但这个潜质的发掘与认知，却与其何时成书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唐代医家王焘所编垂世巨作《外台秘要》，卷一“诸论伤寒八家”的理论学说中根本没有提到张仲景，只是在后面摘录治疗方剂时才能见到引用“张仲景《伤寒论》”，其地位与当时流传的《范汪》、《深师》、《小品》、《录验》等方书的地位是一样的；孙思邈对其评价也是一样。所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此书的序言中才会说：自其成书以来800年，只有王叔和一人知道其价值。因而《伤寒论》成为经典的历史本貌是：自宋代开始，随着医家理论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受到医家的重视，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通过条文的编次、注释，以及对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基本概念剥茧抽丝、层层深入的阐发论述，才使得按照三阴三阳区分病理进程与病位的具体方法，上升到“六经辨证”的理论高度。因而《伤寒论》的地位也逐渐从“方书”走向“经书”；张仲景本人则开始有“亚圣”之称，并最终被尊为“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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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受到医家重视的时间，比《伤寒论》要早。注释《素问》始自南朝齐梁间的全元起，而以唐代王冰次注更为有名；《灵枢》的注本直到明代才出现，继马莳滥觞之后，清代医家张志聪集数十人于侣山堂讨论学问，历时五年分别完成两书的《集注》，可称之为集体创作的成果。以“类书”形式对两书进行重编的代表作是成书于唐代之前，由杨上善作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和明代大医家张景岳的《类经》。两书均按摄生、阴阳、脏腑、证候等分类，表现出构建体系的追求。删繁撮要性的整理，体现出作者敢于对经典进行扬弃，也是明代医学由博返约、易简之风成为时尚的表现。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仅有上、下两卷，确有撮其枢要、独存精华之效果，至今仍是医家爱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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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虽然早有注本，但隋唐时期还有医家称其为《八十一问》，同样是在北宋以后，地位才陡然上升，成为与《黄帝内经》齐名的经典。其后在清代考据、训诂之风的影响下，医界又出现了辑复已经没有必要独立存在的《神农本草经》这种只有文献意义的极端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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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因素讲，这些著作的成书与成为经典，都与“儒医”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从作者的角度讲，《黄帝内经》所含出自不同作者的162篇论文，无论是写作水平还是文化素养，都表明其作者绝非靠实用技艺谋生的工匠式医家，而正是通常所说的“儒医”。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在两汉医学理论发展、体系化的进程中，可以明显看到儒家学说的运用和影响。尽管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儒者知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这些儒医式的作者，毕竟不同于了解医学的一般儒者。首先，他们关注的不是构成儒家学问的社会秩序（“礼”），而是作为“说理”与“说礼”工具的哲学性宇宙论。其次，虽然一般儒者对医学理论（包括生理、病理、治疗、药理等）都不陌生，但他们通常是利用这些在文化层中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来论说政治、国事（“上医医国”）；而儒医们则与之相反，是将阴阳五行等终极真理、天人合一之道，乃至兵家之说等等大道理，运用于“君子不齿”的医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儒医，《黄帝内经》中描述的此前种种“皆自以为是”的方士之说、治疗经验才能被整合成体系化的理论体系，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基本性质与特征。这一特点在《难经》中更是达到了极致。在此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风尚、文化追求有所不同，所以医学领域表现出以典籍整理、方书集结等为主要特征。到了宋代，随着教育普及接踵而至的自然是仕途拥挤，宋代以后开始出现许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或者说实际上是无望仕进，只好从医的“儒医”。而在思想领域中，综合道、佛两家思辨特点的新儒学（理学）成立，所以医学理论的研究也不断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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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认为托名黄帝、扁鹊、神农也对这些著作成为经典有所影响，但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托名的著作还有很多，但却未见因此而流传。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尊古、尊《经》心态背后所隐藏的学者对于抽象的“学术偶像”的心理需求。人类普遍具有“崇拜”的心理需求。一切虚构的神灵、古代的圣人、泥塑的菩萨、活着的偶像，皆具有满足人类此种心理需求的功能。而在传统医学的知识领域中，后人“打造”的崇拜对象，不仅包括诸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那样的医圣偶像，还有一个最具魅力的抽象偶像——“古代学术”。然而“尊古”之风带来的必然结果却是泯灭了学者的自信——他们似乎从来不敢想像：我也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学说或实用技艺。在他们看来，古代医学从建立之时起就是一个尽善尽美“完成体”，已经没有发展的可能；一切新生事物，不过是“得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或是因为有“得道”先人的传授，或是因为“悟性”使然——悟出了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即经典中所藏的奥秘与具体的运用方法。在这条学术发展轨迹上，虽然新的知识在不断产生，但却不会被看作是对旧有理论与体系的批判，而仅仅是“阐发”。看透这一点，便会随之看透无论“尊古”还是“复古”都不过仅仅是一种心态，而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结果，是不断增强着“古代学术”的光辉与可崇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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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医经典很像古董瓷器——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值；而且增值的原因又都与“实用价值”无关。正像实际生活中人们使用的都是吸收古代技艺生产的更加漂亮、后来居上的瓷器一样，中医从经典中汲取的，实际上也是一些基本的哲学思维营养。1959年修订的新式教材《中医学概论》，将“下卷”的原有内容“内经概述、伤寒概述、金匮概述、温病概述”全部删去，正是由于经典的精华，已被提炼为“概论”。因而与其说中医经典“很像”古董，不如说“就是”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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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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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何以成名、出名，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确有妙手回春之技的临床医家往往很难垂名史册，而被史家言及者，一是因有著作传世；二是或因生平关系政治、权贵，或因论说涉及其他领域。而到了现代，则往往是由于医学思想、治疗技术中含有可以被视为“科学成分”的内容，例如华佗的“麻醉与手术”、宋慈的“法医”、王清任的“解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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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扁鹊与秦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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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献在记述帝王疗疾之事、以医喻政之时，自然会提到某些医家的姓名，但整个先秦时代有传记描述的医家，唯有扁鹊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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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认为扁鹊是医方之祖，故采撷诸说为其立《传》。称扁鹊姓秦名越人，少年管理舍馆时遇异人传授，故能隔墙视人，透见体内疾病。后游历各地，随俗而变——在邯郸时，闻当地以妇人为贵，即为妇科医；过洛阳，见该地敬爱老者，便以治疗耳聋眼花为主；入咸阳，知秦人重小儿，则自称儿科医生。秦太医令李醯嫉其才，“使人刺杀之”，一代名医遂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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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扁鹊医技高超的表现，司马迁录下案例三则。其一是晋国大夫赵简子忽然昏迷不醒，众人手足无措时，扁鹊诊断其必在三日内自然醒来，后果如所言；二是虢太子“暴死”，众人忙于治丧时，扁鹊却自荐为其治病，惹来一番讥讽，但经过针灸、服药，太子苏醒了；三是数次远望齐侯之色，便知其有病且不断深入体内，然齐侯却因不听劝告最终病入骨髓，无法医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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