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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三个案例上迄春秋、下至战国，时间跨度前后数百年，所以一直是令史家困惑的问题。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扁鹊与秦越人并非一人，前者生活于春秋末期，是赵府的医官；后者是生活于战国中期的民间医生。司马迁在编写《扁鹊传》时，取赵家史臣所记扁鹊诊赵简子疾之信史，置于首位；取见于《韩非子·喻老》中的《望蔡桓侯之疾》、《韩诗外传》中的《诊虢太子尸厥》两则寓言故事加以改造，不仅使得寓言故事的时间坐标后移，而且使得春秋的扁鹊与战国的秦越人衔接在一起。《扁鹊传》中“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注意：不是“在赵时”）一语，道破了司马迁心中十分清楚他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两位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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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信史与故事混杂的《扁鹊传》，应该如何解读呢？首先，弄清扁鹊与秦越人属生活于不同时代、官民身份不等之两个人的意义，在于窥知早期专业技艺传承中两大特点：一是两人医官与民间医不同身份所体现的知识从“学在官府”向民间的逐渐转移，而这恰恰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特征。二是“名号”的继承，虽然中国史书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记载，但周边国度存在的同类事例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例如印度的古代医籍便有由师徒相继完成，或弟子沿用师名，致使后人不得不用某某一世、二世标示其区别；而这一传统在日本更是发展到了极致，例如16世纪的著名医家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晚年将自己的姓、名、字、号，以及最高僧阶者所独有的“院号”分别给予子、婿、高足等分别继承与使用，致使后人根本无法通过作者姓名判断出自何人之手。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扁鹊”乃是当时良医的称号。再者，《扁鹊传》的三则案例都有体现“望而知之”（甚至是隔墙而望）的意思。赵简子昏迷不醒时，扁鹊从体外“望”见其血脉运行不畅；虢太子暴死时，扁鹊从宫殿垣外“望”见其不过是尸厥而已；蔡桓侯（或齐桓侯）在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扁鹊已“望”见其不仅有病，而且随时间推移逐渐从“肌肤”移至“血脉”、“肠胃”、“骨髓”。《韩非子》编造蔡桓侯因不听医生之言及早治疗，而当病入膏肓时扁鹊不再进言，而是逃跑这一寓言的目的，正如本书前面所谈到的，是“缘医以知政”——告诫为政者应该听取忠臣（社会之医）的谏言，及早解决问题。而具体到医学领域内部，本书“诊断学说”一节中业已谈到“望诊”的神奇与重要；《黄帝内经》赞赏“望而知之”者为“神”，通过切脉才知道病情的，只能算是“巧”；司马迁也是如此，他说扁鹊诊脉，仅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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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仲景与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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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400年，能够对其生平有所了解的医家计有3位。一是《史记·仓公传》所记述的西汉医家淳于意，他的25则病案资料被誉为现存最早的“医案”；其他两位是生活于东汉后期的张仲景与华佗。淳于意知医而不肯为人治病，其师公乘阳庆不愿让后代知道自己懂医；华佗以通晓多种儒家经典为荣，以治病为耻，都是由当时视医者为“百工贱业”之一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因而如果张仲景的确“官至长沙太守”，则断然没有可能辱没名节从事医疗活动，但当时官宦之家集有种种以“某某家藏方”为名的医方著作，却是寻常之事。张、华二人虽然被视为内、外两科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二人也有许多共性。就医学领域内部而言，张仲景享“医圣”之誉，而华佗却时常被指斥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在民众之中，华佗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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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为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人，大约生活于2世纪中至3世纪初。在唐以前的文献中，仅有“张仲景”之名，至宋代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才见引用唐《名医传》之语，言其“名机，字仲景”；又称：“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等。据宋代张杲《医说》记载，张仲景受医学之业于同郡张伯祖；又说其任长沙太守后，曾在京师为名医。但这些后代记述的准确性如何，的确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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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谈到：张氏家族原本人丁兴旺，但在建安纪年之后的数年中，死亡了2/3，其中大多为伤寒。所以张仲景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参考《黄帝内经》、《难经》等医籍，著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但这篇序言是否为张仲景之原作，又是几百年来学者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这些作者生平、成书经过的问题，对于医学本身的学术研究来说倒也无碍大局。只需知道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其中论“外感”病的部分析出，名之为《伤寒论》；其理论框架是依据《素问·热论》的“六经辨证”体系，但又有所不同；此书在宋代之后从“方书”上升为理论性“经典”，而且被誉为是第一部理、法、方、药齐备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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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生活于2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据《三国志》记载，华佗通晓养生之术，故年将百岁而犹有壮容。又精于方药，为人治病时，选药不过数种，且全凭眼手，并不用秤，煮熟便饮，药后即愈；如采用针灸治疗，则只选用一两个穴位，并告知当有感觉传至某处，待患者言“已到”，便立即出针（此与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针疗法”相同，针感传导明显是因为强刺激手法，或直接刺中神经）。如病结在内，针药不能及，便令其饮用“麻沸散”，须臾如酒醉而无知觉，可以刳剖肚腹，断肠湔洗，取疾除病。然后缝合切口，敷上药膏，四五日即愈合，一月可康复。然而“麻沸散”早已失传，无人知其构成药物为何。另一方面，剖腹手术并非仅仅是麻醉问题，还涉及详细的解剖知识，有效的止血、消毒技术等，这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似有勉为其难之感。但如果是腹膜外的皮下脂肪瘤、囊肿一类疾患，其切除之术就比较容易，所以应该考虑或有这类小手术被夸大成剖腹手术的可能。华佗之所以被后人视为外科神医，与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有直接关系。如果根据《三国志》所记载的病例来看，华佗同样是一位并未超越时代与传统的中医——以药物和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但在外感病治疗方面，华佗所依据的理论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又有所不同，而是如扁鹊望齐侯之色那样——病邪沿着肌肤、血脉逐渐深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齐鲁大地与荆楚之域医学知识体系有所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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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叔和与皇甫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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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最知名的医家当推王叔和与皇甫谧。前者编撰了第一部脉诊专著《脉经》，后者因编撰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而闻名，两书均流传至今。以至医学史家大多据此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特征是“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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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王叔和为西晋高平人，作过太医令。但对于其籍贯究为山西之高平，还是山东之高平；是在三国之魏，还是西晋任太医令，多有不同之见。要之，其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的“经论、要诀”而成《脉经》十卷。此书在诊断学中的地位，在本书第一讲第五节《基础理念》的“诊断学说”中已有介绍，不再赘述。其贡献之二，则是整理仲景旧论，编成《伤寒论》。但历代医家对此褒贬不一，或认为此举属于“碎剪美锦，缀以败絮”，致使后世无从观张仲景之作原貌；或以为仲景之书，幸赖叔和才得以保存，“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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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因其历代官宦的出身门第、“书淫”之称的文史造诣，及屡拒征召的清高而得以跻身正史“逸士”之列。皇甫谧（215～282年）幼年名静，字士安，自号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一生体弱多病，或许是导致他热衷于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迟在34岁时，他便已经是“躯半不仁，右脚偏小”的残疾之人了；42至46岁间又患了一次“风”病，耳聋数月。这时他开始服用矿物药组成的“五石散”（亦称“寒食散”）。然而非但没能治愈他的沉疴痼疾，反添胸腹燥热、烦闷咳逆，以至冬日亦想“裸袒食冰，昼夜不得寐，对食垂涕”，几欲操刀自刺。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五石散”本身，而是认为一切不良后果都是由“违错节度”（服用方法不对）引起的。这种悲剧在当时士大夫中是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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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皇甫谧并没有什么为人治病的记载流传，之所以享医学家之誉，主要是因为采撷《黄帝内经》和《明堂经》中有关针灸疗法的内容，编成《针灸甲乙经》。此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详见本书第一讲第六节的“针灸”疗法中的介绍。需要补充的是，皇甫谧摘录的原则是不取阴阳五行一类虚泛空谈之论，这在传统医学领域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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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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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医家大概要算孙思邈最为著名。据史书记载，孙思邈自幼聪颖而多病，故既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又兼好岐黄之术。唐太宗、高宗都曾征召他或授以爵位，但孙氏均固辞不受。后虽一度出任医官职务，但一年后即辞职隐居，享年百岁而终。当时的许多名士皆执弟子礼，尊奉孙思邈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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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撰有《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各三十卷，两书收载的药方有6500多个，而且还涉及养生、针灸、药物、咒禁等各方面知识。因此《千金方》既是医方荟萃的大成之作，又是当时的医疗百科全书。后世对于《千金方》的研究，偏重于从中寻找哪些内容为前此所未见，并以此作为赞扬孙氏医学“创新”的闪光点。但对于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实际上很难区别某一知识的具体来源，因而最好还是将其视为当时存在的医药知识的集萃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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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的内容顺序与其他著作明显不同——将妊娠疾病的防治与新生儿护理等置于卷首，虽然论者大多认为这体现了孙思邈对女性的尊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但或许认为这是基于“对于生命的养护，当从其生老病死之循环过程的起点（胎、产）开始”的思考，更为合理。这也正是孙氏认为“人命至贵，有如千金”，而将其著作名为《千金方》的原因所在。除了具体的药疗养生知识外，孙氏还就医家修养谈到：为医者当博学多识、精勤不倦；对患者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要普同一等，皆如自己的亲人；不得自以为是，诋毁其他医生等等，如此才能算得上“苍生大医”，反之则为“含灵巨贼”！这篇以《大医精诚》为题撰写的医德训诫，历来被视为是可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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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其他大型方书，还有王焘所编《外台秘要》（40卷，分为1104门，载方6000余首）。对于方剂的重视，可谓唐代医学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