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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61 5.金元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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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6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盖因此期医林中涌现出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四大流派。四人皆秉承《黄帝内经》旨意,但理解与运用却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源同而流异的不同的学术主张。他们以各自的学术思想、医疗活动、理论著作影响后学之辈,成为中国医学史上颇为人知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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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65 刘完素生活于12世纪,自20多岁开始研究《黄帝内经》,一心参悟其中的“玄机”、思考疾病现象的本质,历经四十余载后著成《素问玄机原病式》。其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疾病的本质皆可归之于“火热”,治疗用药偏于寒凉,故后人称其为“火热论”或“寒凉派”。在外感病的治疗中,突破《伤寒论》以来“先解表寒,后清里热”的原则,主张从一开始就可以“表里兼治”、“内外双解”。至今仍在销售的“防风通圣散(丸)”,便是他所创立的这种疗法的代表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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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67 幼承庭训的张从正,同样是因为深究医学经典而大有所得。他认为疾病既然不是人身固有之物,治疗便无非是将其逐出体外;既然是外来邪气,则只能用汗、吐、下三法,而温补之法无异于关门留寇,因而后人称其为“邪气论”或“攻邪派”。其代表作为经弟子加工整理的《儒门事亲》15卷,从中可以看出张从正在实际治疗中非常灵活,如对精神疾患广泛采用心理疗法,以秤钩取死胎等等。并因此而与众医格格不入,只能自叹“高技常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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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69 出身豪门,通《春秋》、《书》、《易》的李杲,因母病不治而学医。他与刘、张二人虽同为金代名医,均取法于《黄帝内经》,但在医学理论上却各执一端相去甚远,这与各人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极有关系。刘完素年龄最长,虽称生于乱世,但究为金世宗当政的兴盛之时,所行政令存抚为先,遇灾免赋;金银坑冶,任民开采;流民老病,官与养济。张从正稍晚,居身中州,金元战线远在西北;南与宋修好为主,故他才能四处游逛,并无兵燹之苦。李杲则不然,逢哀宗渐落之世,值金朝将灭之期,烽烟四起。故其论疾病为“内伤脾胃”而非“外感”时,每每言及城池被困、粮尽食人的背景。在后人看来,李杲强调“扶助脾胃之气”在理论上属于对“后天之本”的格外重视,故称其为“补土派”,但毋宁说是“就一时之变而论”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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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71 生于元代的朱震亨,先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习儒于东阳八华山中,只因算命先生谓其仕途不利,便从此弃儒学医。他渡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老师;后又到北方,始得见刘完素和李杲之著作;最终在杭州,立于名医罗知悌门外三月,才被接纳。一年之后学成归里,从此名声大振。朱震亨医学思想的核心是“阳常有余,阴恒不足”,因此治疗必须以“补养阴血”为主,后人以此称其为“滋阴派”。其代表作《局方发挥》对宋代以来流行的《和剂局方》好用香燥之药的特点大加批判,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局方发挥》出,医学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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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73 纵观四大家之论,刘、张二人的“火热”、“攻邪”说,是医疗方法中的“霸道”;李、朱二人的“补土”、“滋阴”说,有“王道”风范。如果将人体喻为一个包含阴阳两仪的“太极”,将疾病视为阴阳失衡的话,所谓“霸道”要做的是去掉多余的部分;“王道”所想的是增大不足的部分,但最终目的都是追求阴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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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75 6.张景岳与李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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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77 承金元时期门户分立、新说续出之风,医学理论的研究在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较之于金元四大家分别将疾病归结为一个终极之因,明代医家张景岳(1563~1640年)以《易》统释医学,则更显示出“太极—阴阳”为宇宙生成、发展之根本道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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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79 早于张景岳的明代医家薛己(1487~1559年),在继承李杲脾胃论的基础上,更重视脾肾双补,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皆为常用之品,尤其是“补中益气”与“地黄丸”合用,更充分体现了对于先、后天的同等重视。而究心于《易》、对命门格外重视的赵献可,则常以六味、八味地黄丸通治各病,在其所著《医贯·水火论》中谈到:“医家不能领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通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会使用六味、八味之神方者,在理论方面,尚欠大半。”他虽然推重薛己,但在医理上已发展到只谈先天之本“肾”,而不谈后天之本“脾胃”了。张景岳在理论上主张“医易同源”,珍视元阴、元阳,据此创制“左归丸”(补左肾之真阴)、“右归丸”(补右肾之元阳)。从这些医家所言理论学说的共性,即可略知以探讨“道体”为核心的宋明理学对明代医学具有如何重要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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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81 在本草学方面,明代出现了最后一部沿袭博采众书之路、追求完备的著作《本草纲目》。与此前的本草著作相较,《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更加注重走出书斋,遍访有实践经验者。此后,药物学的研究走上注重理论研究之路,体现了由博返约的时代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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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89 7.叶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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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91 随着江南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交通日渐发达等因素的影响,传染病的流行也自然呈现上升趋势。继明末清初居住太湖之滨的吴有性著《瘟疫论》阐发疫病流行之特点、治疗之法当与《伤寒论》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与治疗方法。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故后人称其为“温病学派”,叶天士(1667~1746年)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流行病,叶天士将其进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不再沿袭《伤寒论》六经辨证的体系。对于没有中医临床经验者来说,要想弄清这个被后人称为“卫气营血辨证”的体系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有何不同,的确十分困难,也没有必要。概言之,其特点在于用药偏于寒凉;针对高热惊厥等临床实际,采用了犀角、羚羊角等一些《伤寒论》治疗体系中未曾使用过的新药。正如叶天士所言:“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于伤寒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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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93 明清笔记小说对叶天士的学医经历、不拘一格的用药特点等,多有描述。其代表作《温证论治》,乃叶天士“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记录”而成。由此亦可略窥叶天士的潇洒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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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95 其后又有在学术上毫无门派之见的吴鞠通(1758~1836年),在全面研究上迄《素问》、张仲景,下至吴有性、叶天士的相关学说后,提出将温病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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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97 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与吴鞠通的“三焦辨证”,既是温病学派的学术主旨,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发展长河的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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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099 8.王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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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101 卒于鸦片战争前夕的王清任(1768~1831年),因见古人对脏器的描述多有不实之处,遂萌改正之心;又思古人所以不实,必因未曾亲见,于是多次亲赴刑场义冢,观察尸体内脏实情。因此,他在注重科学实证的当代中国受到极高的评价,并被视为传统医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最后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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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103 然王清任在亲见之前,何以能知古人描述有错?因而对其研究动机,又有分析说:由于当时已能见到西方传入的解剖学著作,故其观察的动机当是为了汇通中西医学。但细读其所著《医林改错》,又丝毫看不到西方医学的影响,所以又有分析认为:毋宁看作是“格物穷理”在医学领域中的表现——自发型的革新家。时过境迁,王清任每日清晨赶赴义冢,不避臭秽,观察野犬食余的弃儿之尸;几度观看“剐刑”以进一步弄清大人、小儿的心肝脾肺是否相同,“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的最初动机究竟为何,已经无法详知,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王清任之所以能够在未曾“亲见”的时候便知道古人对脏腑的描述有误,亦极有可能是在西方解剖知识已经传入的时代,“听说”中国传统医学在这方面存在着与事实不符的问题,由此开始走上实证观察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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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105 王清任的实证研究,还体现在他为了验证水液代谢的途径,设计了一个动物实验:他将两只家畜作为实验动物,一只正常喂养,一只不给饮食,数日后剖腹比较。因见不给饮食者大网膜干皱,即认为这是“出水道。出水无疑”。由于只有了解中医基础理论和现代生理学,才能理解这个动物实验的意思,所以需要作些解释:在对肾循环、尿生成生理没有正确认识的时代,人们一直以为尿是从胃肠道通过“三焦”(水道,即腹腔内的“不实之肉”)渗入膀胱的。所以王清任的实验,不过是“印证”了《黄帝内经》奠定的这一错误的生理解释。又如,他虽然相当仔细地观察到了胆总管在十二指肠开口处的括约肌:“胃内津门之左有疙瘩如枣名遮食”,但却如同《黄帝内经》时代一样将胆总管视为“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清任的解剖性实证观察,不过是重演了《黄帝内经》时代医家建立这些生理学解释的过程,从知识层面上讲并无创新与“改错”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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