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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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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拉卡托斯又是如何去论证科学发展的进步性或合理性的呢？这直接导致了由“科学研究纲领”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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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些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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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拉卡托斯强调指出，理论的评价或检验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实验与理论这样两个方面，恰恰相反，“检验至少是相互竞争的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三角战斗”。也就是说，科学进步就是用一个更好的理论去取代原先的理论，而且，“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同前，第4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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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拉卡托斯所反对的就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证伪，而是说，他既反对“证伪主义”，也反对将科学发展看成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简单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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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认为检验“是相互竞争的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三角战斗”，事实上就同时包含了“证伪”与“证实”这样两种功能，或者说，我们即应更为明确地去肯定在“证伪”与“证实”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如“‘T1的反证据’（就）是T2的确证证据”。拉卡托斯明确指出：“有些最有趣的结果显然是确证，而不是证伪。”这也是与拉卡托斯的以下思想完全一致的：“进步的问题转换不一定要以‘反驳’予以解释，没有‘反驳’引路，科学也可以增长。”（同前，第50，43，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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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清楚地体现了在拉卡托斯与波普尔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批判所具有的不仅是单纯的否定性作用，也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就如他本人所指出的：“这样一来，素朴证伪主义特有的否定性便消失了，批评变得更加困难了，而且也更加肯定、更富有建设性了。”（同前，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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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认定科学评价的基本单位不是孤立的理论，而是理论系列（“科学研究纲领”），因此，拉卡托斯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在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他对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时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科学史一直是、也应当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应当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竞争开始得越早，对进步便越有利。”（同前，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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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一个十分独到的见解是：为了在相互竞争的理论系列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不仅应当注意两者的直接比较，还应注意分析每一理论系列的实际状态。例如，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性，“我们不应仅仅由于一个年轻的研究纲领还没有超过其强大的对手而抛弃它。如果没有对手它会构成一个进步的转换，那么我们就不应放弃它。”（同前，第97页）由此可见，拉卡托斯主张对理论的考察采取动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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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对研究纲领的实际状况作出分析呢？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卡托斯提出了“进步的研究纲领”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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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普尔相类似，拉卡托斯也认为我们可以从“先验（理论上）的进步”和“经验的进步”这样两个角度对理论的“进步性”或“退化性”作出具体判断：（1）“如果每一个新理论与先行理论相比，有着超余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它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的事实”，我们就把这个理论系列说成“理论上进步的”。（2）“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确证，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新理论都引导我们真的发现了某个新事实，那就让我们再把这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说成是经验上进步的。”（3）总的来说，“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我们便称它为进步的，否则便称它为退化的”。（同前，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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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在拉卡托斯看来，在现实中我们还可依据以下的标准去对研究纲领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在纲领的进步阶段，主要的启发刺激来自正面启发法，反常现象在很大程度是被忽视的。在退化阶段，纲领的启发力便枯竭了。”他并进一步指出：“在缺乏竞争纲领的情况下，这（后一）种形势可以通过对反常现象的高度敏感以及库恩的‘危机’感，反映在科学家的心理中。”（同前，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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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拉卡托斯指出，科学的发展即可看成“进步的研究纲领”对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取代。“证伪的判决性成分是新理论同其先行理论相比是否提供了新颖的超余信息，以及这一超余信息中是否有一些已得到确证。”（同前，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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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相互竞争的两个研究纲领的选择而言，拉卡托斯又一次表达了对于“即时证伪”（更为一般地说，是“即时理性”）的反对，因为在他看来，研究纲领始终存在由退化转向进步的可能性。“一个对手，即使大大地落后，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一方的任何优势都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确定的，任何纲领都有失败的可能；同时任何纲领也都有胜利的可能。”特别是，“凡是被赋有天才和想象力的科学家们所支持的研究纲领都是很难被打败的”。从而，在拉卡托斯看来，所谓的“判决性实验”就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断言：“不论逻辑学家证明有矛盾，还是实验科学家对反常的判决，都不能一举打败一个研究纲领。人只能事后‘聪明’。”这也就是指，“如果经过持续的努力，这种东山再起仍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便输掉了，而原先的实验则被事后之明鉴认为是‘判决性的’。”（同前，第15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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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作出判断和选择呢？在拉卡托斯看来，这事实上只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约定”。例如，他指出：“这一方法论向约定主义借用的是，允许根据约定不光合理地接受时—空上特殊的‘事实陈述’，而且可以根据约定合理地接受时—空上普遍的理论”；但是，拉卡托斯又突出强调了这一做法的可能后果：“在这一方法论中，同在任何种类的约定主义中一样，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决定可能将我们引入灾难式的歧途。”（同前，第152—153，99页）也正因此，在一些明确持有相对主义观点的学者看来，拉卡托斯的这一立场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科学家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或者说，即是转向了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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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拉卡托斯本人对此是不能同意的，而认为他只是更为清楚地体现了“方法论的宽容的重要性”，或者说，应当始终采取历史的、动态的观点。他为自己提供的一个主要辩护意见是：我们应对合理地（或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和非理性地（或不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这两者作出明确区分。由此也可以说，拉卡托斯所采取的始终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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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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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科学哲学研究（与数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哲学分析与历史研究的很好结合。拉卡托斯曾依据康德的著名论述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自己的诠释：“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也是他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以下再对他的两个具体论点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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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史的“合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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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对科学史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并认为后者可以看作为实际评价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检验手段。与此不同，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认为与汉森等关于“经验事实”的分析相类似，科学史也不能被看作完全中性的，而是必定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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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于“内史”与“外史”的明确区分，并认为与“外史”相比“内史”更加重要：（科学的）“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同前，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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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卡托斯指出，科学史家对于什么构成了他的内史的判断，又完全取决于他所接受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是说，“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卡托斯认为，“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任何科学史都是真实历史的一种“理性重建”：“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同前，第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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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后者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一断言的一个主要涵义，或者说，即是十分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特殊重要性：“科学哲学家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同前，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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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阶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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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究竟又是否具有重要作用呢？特别是，它是否可被看作为实际检验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或手段？在具体论述了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后，拉卡托斯又回到了这一问题，并从一个新的角度作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这事实上也可以看成前一思想的一个直接应用和合理引申：由于“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同前，第141页）这就是所谓的“二阶科学方法论”，因为这里的评价对象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哲学理论或科学方法论，从而与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可称为“一阶科学方法论”，其评价对象是具体的科学理论）相比就达到了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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