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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通常的分析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认为两者都可归属于“表征主义语言描述”（在笔者看来，与“表征主义”相比，“本质主义”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一个词语）；进而，又正是这种对于共同点的分析为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适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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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在其他哲学以外的领域，我们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的主张，即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方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也即未能通过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实现真正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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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皮克林而言，“超越”就表现在由SSK向后SSK的转变，特别是，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称为“冲撞理论”），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瞬时）突现，开放性终结，等等。对此我们也将在下一节中作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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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辩证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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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指出，强调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必要互补事实上也是诸多“科学论”研究者，包括不少原先采取SSK立场的西方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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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也是拉图尔后来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他还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包括依据这一原则以对一些顽固坚持原先的极端化立场的SSK学者提出了直接的批评：“柯林斯与耶尔莱断言科学的社会研究（或他们有意识称它为SSK）……介入了一场战斗，一场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决战。一种立场，他们标为‘自然实在主义’，它以对象的存在来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在对象的认识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种立场，他们称为‘社会实在论’。相反，这种立场认为要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解释事实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时，就必须以社会基础为起点。”与此不同，按照“普遍对称性原则”，我们则应明确提倡“社会与自然的本体论混合状态”，也就是，“我们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并不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进行轮番应变交替，而是把自然与社会视为另一种活动的孪生结果，一种使我们更感兴趣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网络建筑、共同的事物、拟对象或力量的磨练。”（卡伦、拉图尔，“不要借巴斯之水泼掉婴儿：答复柯林斯与耶尔莱”，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354，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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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并因此发展起了自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样做的一种途径是扩展我们对称性原则的含义，以决定只要能够应用于人类的术语，我们同样可以用于非人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把意图性扩展到事物，或把机械功能扩展到人类，而只是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一种方式。这样做，我们就跨越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我们希望在学术领域中克服偏向于一极，且仅偏向于一极的做法。”“我们相信应该发明对称的元语言，这会避免对两种非对称的词汇的划分所带来的荒谬。”（同前，第361—362页）由此可见，拉图尔的这一理论就是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十分一致的，两者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思维的辩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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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尽管劳斯的以下论述就表面而言应当说比拉图尔涉及到了更多的内容或方面，但其基本思想也是与皮克林十分一致的：“那些表现是如此冲突的对科学的各种解释，如实证论、历史理性主义和实在论，以及建构论传统，却共享着有关科学、科学解释及其关键问题的相同假定。这些共享的假定包括范围的普遍性，……他们还共同聚焦于科学知识，……并共同假定知识是表象的。”（《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导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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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劳斯专门引入了“自反性上的不充分性”这样一个论据以对SSK提出直接的批评，但就其实质而言显然又是与拉图尔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十分一致的：“尽管社会建构论者明确反对哲学上赋予科学家的合理性，他们自身却毫不犹豫地赋予科学以远大的社会竞争力和机会主义合理性。”（同前，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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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去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必要互补与适当整合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更多方面看到辩证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地倾向于通过“转向实践”以实现对立面的融合。例如，劳斯就曾明确指出：“实践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人类主体性的替代品，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关系综合体，其中主体和（行动者）和主体性（行动因）被构造了。”（同前，第138—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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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正是基于同一立场，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既不应将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地对立起来，而且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或者更为恰当地说，即是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从而，我们就不应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相对主义”）。例如，皮克林指出：“我所坚持的冲撞的历史主义独树一帜，不是反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而是在其自身的意义上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当被看成同时具有客观性、相对性以及真正的历史性。（《实践的冲撞》，第244，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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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皮克林认为，正是科学活动的偶然性直接决定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历史性）：“特化科学实践的客观性内容和产物的任何一个成功的捕获、构建以及相互作用式稳定决非轻易获得，获得过程艰难而不确定。在大部分时间中，科学家们淹没于非客观性的泥潭。”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清楚地看到：正是所谓的“规训”（传统）与物质力量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并非怎么都行，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间性与真理性：“无论这种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类王国的力量。各种结果最终依赖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经由与物质力量和各种规训力量对抗而实现的对人类力量的动机性结构的脱离，便是冲撞所展示给我们的客观性的基本内涵。”（同前，第228，21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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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也可从同一角度去论及“科学实践”的包容（开放）性与整合性：“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它包容了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译者序”，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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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优位”与“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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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提及，“实践转向”是西方科学论研究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但是，究竟什么是“实践转向”的主要涵义呢？应当说人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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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早期的一些工作主要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也即主要集中于科学实践活动中先前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些环节或成分，如实验室活动，科学仪器的性质与功能，等等；进而，如果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最初主要表现为对于科学史上某些实际案例的经验性（实证性）研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理论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也由原先的自我辩护（体现研究工作的合理性）转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别是，人们更对科学哲学以及SSK所采取的“理论优位”这样一个传统定位提出了直接的批评，并认为应当积极地去倡导“转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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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即可看成是围绕理论展开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主要就聚焦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分析；另外，尽管“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更加重视科学的动态考察，但又正如“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所清楚体现的，它所关注的仍然是科学理论而不是实践活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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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认为经验事实为科学理论的可靠性提供了最终依据，这难道不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从而也就体现科学实践与理论相比更为重要吗？这一疑问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认为经验事实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从而就是无可怀疑的，所以科学哲学所关注的就仍然是这样一类问题：就理论的检验而言经验事实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是证实还是确证？是证实还是证伪？由此可见，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就始终是围绕理论展开的，也即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理论优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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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这种优势地位由于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由于观察被揭示出必然地受到了理论的“污染”，因此，经验事实就是附属于理论的，关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严格区分也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经验事实同样也应被看成整体性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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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关于“理论优位”的一个较好概括：“这一特征意味着……赋予理论以无上的地位。实验与观察只有在理论的情境中才有意义。理论引导实验的建构和操作，提供得以解释的范畴，是研究成果转移和应用的中介。最后，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的目标是提出更好的理论。”（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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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论优位”亦有其局限性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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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论优位”的一个明显弊病，即是往往会因此而忽视科学活动中很多与实践直接相关的环节。例如，所谓的“实验室研究”就可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如哈金所指出的：“在科学哲学中，……在理论和实验之间，或者说在实验者和理论家之间任何有意义的相互作用都消失了。”（“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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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这样的立场去进行研究，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关于科学活动的正确认识。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之所以特别关注“实验室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实验与科学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且，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可以将经由这种实验室研究所获得的认识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科学，包括研究中心与方法的必要转移等。具体来说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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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验活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实验的场所与其说是一个物理场所，不如说是一组操作各种不同技能的交织空间。……这包括几种不同的活动领域：具体操作的空间，解释性想象与模式所出现的思维空间；分析程序得以实施的计算空间，观察者对相互间行动磋商的解释性社会空间，实验室或域的物理空间，在其中观察得以塑造；修辞与文学的空间，在其中，修辞和文字被报告并被利用在论证中。”（古丁，“让力量回归实验室”，同前，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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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科学实验到“实验室文化”的必要过渡。正如第九讲中所提及的，这也是塞蒂娜的一个主要观点：“科学文化并不是日常文化的继续，实验室文化也不属于日常世界的文化，实验室文化是被人为改变和提升了的文化。”特别是，我们在此不仅可以看到“强化了的自然”，而且也可看到“强化了的力量”：“如果通过与一确定时空中力量者的联系创造出重组了的、‘可利用’的对象，……那么我们同样必须理解实验如何安置‘被重组了’的科学家。”（“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论科学中的实验与实验室之间的关系”，同前，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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