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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斯看来，我们事实上也就应当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实验活动的本质：这主要是一个隔离、介入和操纵（追踪）的过程。“实验室是被严格封闭和隔离的空间，是受到严密监控和追踪的空间，是被精心控制的介入和操作的空间。”在实验室中人们“通过彻底地隔离、控制和保持微观世界的秩序来维持一个有序的微观世界。”“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知识与权力》，第109，251，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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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对于“理论优位”的批判不应简单地理解成用“实践优位”取而代之，也不应理解成对于理论的绝对否定和排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更为深入地去认识理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另外，从科学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实践转向”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科学的一种新的理解：“科学的实践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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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的实践观念”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作出具体介绍。下面将首先对“实践转向”与SSK作一简单比较，希望即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方面工作的一些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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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对于科学活动复杂性的突出强调可以看成SSK与“科学的实践观念”的一个重要共同点，那么，后者的特殊性则在于它同时又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异质性，从而也就与SSK唯一强调社会力量（人类力量）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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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一般地说，诸多倡导“科学的实践观念”的学者的一个共同认识，正是认为SSK的科学图景实在过于简单了。就如皮克林所说，“SSK的实践概念是站不住脚的、理想化的和还原性的。因为把科学文化仅仅表征为单一的概念网络，把实践仅仅表征为由利益建构的一个不确定性终结的筑模过程，这类表征不能很好地把握实际的实验室科学所显现出的复杂性说明。单纯的SSK不能向我们提供把握行动中的科学丰富性的概念工具，这种丰富性包括：仪器的建造，试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理论的说明以及与实验室管理部门、出版部门、基金提供部门的谈判等。把实践描述为不确定的以及利益导向的，最多也就是捕获了问题的表面。”（“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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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SK作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显然也表现出了“理论优位”的重要影响；与此相对照，科学的实践观念则意味着由“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也即赋予了“实践”更高的地位：“我们非常自信地赋予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特性，恰恰就是实践过程的结果，而不能视为对实践过程的解释。”也就是说，除去科学实践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以外，在此不再需要任何外部的解释。（同前，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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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在众多强调“实践转向”的学者看来，SSK的思潮就已“成为过去，一些更新近的研究……旨在把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核心推至前沿。这就是转向实践研究，转向科学家实际上在做些什么。”（同前，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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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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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科学哲学与SSK的又一共同点，即是两者都认为自己比科学家更加了解科学活动，从而导致了与实际科学活动的严重脱离。这种倾向当然具有严重的后果，相关的研究也因此始终未能获得实际科学家的关注与认同。由此，我们在当前就可直接听到这样的呼声，即科学论的研究应当重新“找回科学家”，也即“能被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本人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用的。……能对实际的科学工作产生新的有价值的看法”。（舍格斯特尔，“科学和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敌人还是盟友？”，《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0页）有鉴于此，下面将从总体上对“科学的实践观念”作出概述，并具体地指明这种新的科学观念对于实际科学工作的启示意义或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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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的实践观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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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实践观念”的核心在于：科学主要应被看成一种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知识。以下就依据皮克林与劳斯在这方面的工作具体地指明科学实践活动的一些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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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克林的“冲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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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活动的性质而言，皮克林突出地强调了这样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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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由于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科学活动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就不仅应当清楚地认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而且应当明确肯定科学活动的异质性（多元性），特别是，应当依据特定的情境与对象具体地去界定科学活动的各个要素。例如，在《实践的冲撞》一书中，皮克林就曾分别以气泡室的建造、高能物理学中对夸克的追寻、数学中四元数的建构以及数控机床的推广应用为例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不仅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而且涉及到了理论与概念的力量，社会的和规训（传统）的力量，乃至政治的和经验的力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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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皮克林看来，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已有的科学活动对于未来科学活动的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筑模”（Modelling）：“科学实践指向的科学文化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一种隐喻、类比）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简要地说，这就是我关于现存的文化如何预先制约人类动机的时间延伸的基本思想。”（《实践的冲撞》，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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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异质性”的突出强调事实上也就是诸多科学论研究者何以特别喜欢使用“作为文化的科学”或“科学文化”等术语，甚至更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就如皮克林所说：“我想在这里概括后SSK的观点：这开始于可见的东西：试图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实践过程，是各种异质文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文版序言”，第2—3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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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在明确肯定现存的文化如何预先制约人类动机的同时，皮克林又明确指出：“现存文化对动机仅仅是部分地预先制约的。筑模是一个没有既定的目的的开放式终结（open ended）过程”，“在我的分析中，纯粹的偶然性构成性地融入我们所理解和把握的冲撞模式中，并且这种构成性融入完全可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实践的冲撞》，第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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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开放性终结”这一术语外，皮克林还引入了“阻抗与适应”、“瞬时突现”、“实践的冲撞”和“力量的舞蹈”等概念以更为清楚地体现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即如，“阻抗体现在实践中有目的捕获物质力量的失败，适应则是应对阻抗的积极的人类策略”，以及“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而应该认为世界的确展现为一个以开放式方式演化的活生生的场所——一个人与物的力量和操作在真实的时间中突现的场所，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秩序在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过程中持续突现的场所。”（同前，第20页；“中文版序言”，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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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时间因素的突出强调。皮克林指出：“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要达到对科学实践的一种在真实时间中的理解。”（同前，第13页）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指明在“科学的文化研究”与冲撞理论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与联系：“文化研究与冲撞刻画了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冲撞突出科学实践的时间纬度，文化研究则参与文化图景的断面描摹。”（同前，第265页）也就是说，由于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科学的文化研究”主要可看成一种“共时性描摹”与“共时性拓展”；与此相对照，冲撞理论则可说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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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还从这一角度对他的“冲撞理论”与传统科学哲学和SSK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把具体的情节同化为一般的图式。历史变成持久作用的科学理性或者持久作用的社会利益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持久运作的一系列例证。关于这种历史的传统解释引导我们脱离历史的和文化的特征，趋向于一种不变的历史学家的潜存的历史纲要；历史由此成为一种无止境的单一的重复。然而，历史作为一种宏观冲撞实际上并非如此。……冲撞鼓励我们关注差异。”（同前，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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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学发展的整体特征。皮克林指出，科学发展是一个不断去稳（deestabilized）与重新建立新的稳定的过程：“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式稳定的实现是在同一实践个体的后继实践活动中的一次次去稳，以及相应的一次次的稳定性重建中获得的。……我们只能承认稳定性的知识总是倾向于在未来的实践中去稳。”（同前，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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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异质性（融合性）、开放性（不可预期性）与过程性（历史性）则又可以视作这一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些特征，科学的无限发展就是通过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得到实现的。在皮克林看来，这事实上也就为所谓的“实践转向”提供了具体的解释：“这些见解标志着在整个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对SSK研究传统的一个极有意义的背离。它们突出强调了一个新的主题——实践。认为由于实践本身的固有性质，它值得被研究和分析。……出现的科学新图景是，彼此不同的社会的、体制性的、概念的、物质的等科学的文化要素，在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演化。不同的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相互产生’。”（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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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斯的“科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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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皮克林相同，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1987）与《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1996）这两部著作中也同时使用了“科学的实践观念”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这样两个词语，两者可以看成是密切地相关的；但是，至少从字面上看，劳斯更加倾向于将自己工作归属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他对于“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概述是：“关于科学的反本质主义，非解释性地涉入科学实践，以及强调科学实践的实地性和物质性，更强调它们的文化开放性，颠覆而不是反对科学实在论或认为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以及承诺一个来自科学文化的知识和政治批评。”（《涉入科学》，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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