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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还对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基本立场作了如下的具体说明：（1）“科学的文化研究拒绝科学有任何本质”，而是更加强调“对各门科学中的异质的敏感性”；（2）“对科学知识的说明性立场的反对”，特别是，“反对说明性立场将解释以及被解释内容之间界线固化”；（3）“坚持科学实践的实地性、物质性以及话语性特点”；（4）“科学实践的开放性”，反对“把科学共同体视为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同质的以及与其他社会实践或社会群体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5）“对于长久以来的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像实在论及价值中立性，文化研究采取了一个颠覆而不是敌对的立场，他们挑战问题的规划本身，而不是想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答案”；（6）“科学的文化研究有更强烈的自反意识，去关注它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且不回避知识或政治批评”。（同前，第22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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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则是劳斯对“科学实践”这一概念的概括与说明：“（1）实践由时间上延伸的事件或过程构成；（2）实践可以被确认为与世界不断联系的模式，但这些模式仅仅存在于其重复或连续之中；（3）这些模式只通过‘规范’的确立和强化而得到维系；（4）实践因此只在反对抵抗和差别中得到维系并因此总是联系着权力关系；（5）抵抗和差别的构成性角色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实践的同一性从来没有为它的历史所完全固定下来，说明了为什么它的构成性模式不能被一个规则令人信服地固定下来；（6）实践重要（在实践及其不断生产和重新解释的冲突中，总有某些东西处于争议之中或事关重大）；（7）行动因以及联系实践的行动者（不一定局限于个体的人）都在部分程度上是由这种联系实际上怎样发展所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是一个比‘主体’或‘行动者’更基本的范畴；（8）实践不仅是行动的模式，而且是对世界的构造，其中活动可以明了的方式发展，因此实践包括了主体和环境；（9）实践总是同时是物质的和话语的；（10）实践是自发开放的，这是说，它们不进行划界，不能被限定于空间或实践上界定了的世界中的区域。”（《涉入科学》，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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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就可看出劳斯在这方面的一些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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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科学活动情境相关性的突出强调。“理解意义和文化实践不能脱离理解这些实践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反之亦然。”在劳斯看来，“情境相关性”就直接决定了科学实践的变化性质，而不应被看成由相应的规则完全决定的：“实践是对一个情境进行回应的行动的模式。实践是动态的，因为这些模式只能通过不断地被产生而存在。……实践的再生产不能为规则所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科学实践通常包容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解释上的差别。”（同前，第21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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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科学实践的情境相关性，劳斯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机会主义”特征。例如，“许多科学研究的开展并不是因为人们觉得需要解决当前理论中已知的困难，也不是因为人们想要揭露诸如此类的困难，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现有的资源：设备、技术、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相关的科学成果。”也正因此，对于科学实践而言，实践性技能就是最重要的：“不可能存在对研究机会的‘理论性’或‘客观性’的评估。这并不是说诸如此类的决定是非理性的或主观的，而是说评估的理由不可能脱离关于对象和实践领域的介入性与技巧性的‘技能知识’，或者脱离实践性需要——要做什么，希望获得什么。”（同前，第9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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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斯看来我们还可以依据“技能”与“理论知识”的对立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进一步的分析：“我所要提出的观点将以科学的技能、实践和技巧作为中心。这一进路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那里，唯一可以替代关于‘真正实在’的理论知识的，是一种不可传授或不可理解的诀窍。因此，为了理解科学知识，我们需要对技能和实践性的能知作正面的描述。它们建构了现象并使之稳定化，从而使科学家能够以见多识广的方式来介入并操纵它们。”（同前，第20页）因此，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必须设法理解科学家是怎样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而不是从普遍性知识转向局部的实例。”（同前，第IV，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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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科学活动特殊性的高度重视。大多数科学论研究，包括后SSK研究，经常表现出来的一个弊病即是过分地强调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的共同点，却完全忽视了科学活动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劳斯在这方面可以说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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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共同点的同时，劳斯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在风格、研究主题、修辞尤其是结果等方面似乎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他明确赞同哈贝马斯的这样一个论点：“自然科学反映了我们对技术性地控制周围事物的旨趣，……但是交往和共识的旨趣……支配着我们的相互解释。”劳斯并强调指出：“对于这些区别，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解释都会把它们看成是我们文化的一种特性。”（《知识与权力》，第205，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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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实上也正是劳斯（以及各个科学论研究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实在论问题的主要原因。劳斯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则在于：“实践……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关系综合体，其中主体和主体性被构造了。”（《涉入科学》，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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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行动者或认识者并不赋予意义于实践，而是相反，他们只是通过自己在当下进行的实践模式中的位置而获得行为者和认识者的身份”（同前，第27页）。同样地，“存在什么的确又依赖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呈现什么”（《知识与权力》，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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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这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劳斯关于本体论问题分析的一个直接结论：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自身。在劳斯看来，我们还可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认识在科学与权力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这也就是“科学的政治哲学”的直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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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就劳斯对权力的分析而言，应当说完全继承了福柯在这方面的基本思想，即应当从建设或塑造的角度，而不是压迫的角度去理解权力：“当我们说实践包含了权力关系、产生权力效果或运用权力时，我们的意思是，实践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了处于特定社会情境之中的人的可能行动领域。”（同前，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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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对这种“实践性塑造”的基本性质与作用方式作了具体分析：“这种限制遍布于我们的相互关系和对事物的处理中，并且渗透到最琐碎、最普通的活动中。它们构成了实践性塑造……这……最直接的是通过它们对我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的影响，对使用该工具所需的技能和程序的影响，对强加于我们的相关的任务和工具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执行任务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它们改变了我们对自身和对生活的理解。”（同前，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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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也直接体现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科学对于一般民众的行为方式、思想方法与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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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劳斯的以下论述就可以说为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理性的培养、心灵开放的怀疑精神、宽容以及世界主义，这些都被认为是科学工作可加以提升的基本品格。”（《涉入科学》，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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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分析。与SSK一样，相对于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的共同点，劳斯更加强调了在他们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分歧；此外，劳斯提出：“常规科学涉及共同的实践，而不是共同的信念。”（《知识与权力》，第32页）因此，即使我们仍然使用“科学共同体”这一词语，我们也应对此作出不同的理解：“科学家共有的不是一个信念的背景，而是一个他们可能属于其中而在理解上有分歧的情境。”（《涉入科学》，第25页）进而，我们也应从同一角度对“范式”概念作出新的理解：“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立场，而是概念化和介入特殊的经验情境的范例性途径”；“接受一种范式与其说是理解和相信一个陈述，不如说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特别是，范式的接受未必意味着达成了共识，因为，“科学家们‘无须认同，或者甚至试图产生出充分的解释或使之合理化，就能在范式的同一性上达成认同。即使缺乏标准的解释或对规则的认同，也不至于妨碍范式对研究的指导。’常规科学涉及共同的实践，而不是共同的信念。”（《知识与权力》，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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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向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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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的实践观念”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情境相关性与不可预期性，人们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科学活动完全不可预期，那么，相应的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而言究竟又有什么意义或促进作用呢？下面从两个方面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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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发展“实践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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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是对于实际科学研究工作的传统定位，但是从科学的实践观念看，这显然又可看成“理论优位”的一个具体表现，即是认为理论相对于实践而言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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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科学的实践观念，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看待具体的科学活动呢？特别是，如果否定了“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又应如何去看待理论与实践（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已有工作与新的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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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皮克林的“冲撞理论”，或是劳斯的“科学文化研究”，都已经包含了对于后一问题的具体解答，如皮克林关于“规训的力量”在科学活动中重要作用的分析，以及劳斯对于“技能”的突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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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应首先依据“科学的实践观念”对理论的性质作出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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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一个理论是在给定时间内的范例的集合，这些范例成为决定其他的理论应用能否实现的资源，成为更进一步问题解决的先例。”也正因此，理论事实上就可以看成一种隐喻：“在这种时刻，我们需要把理论概念视作一种隐喻。当一个过程中的熟悉内容被用来重新描述一个不熟悉的现象时，这种重新描述将不具有制度化的地位，在文字上讲它是含糊的，很少明确成为一个理论的内含。”（《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29，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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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的以下论述显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和规律是在具体的实例中，并通过这些实例得以理解的：抽象的形式只有在特定的用法中才有意义，接着用法又会被‘转译’，从而使在不同情景中的重复或改变成为可能。”进而，“理论应用是对某个具体的模型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场合中特定事例的需要，而不是从普遍原理进行形式化的演绎。”（《知识与权力》，第2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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