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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秀山：《哲学要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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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7月4日，题为“自适于家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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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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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尔德林：“返乡——献给乡亲们”，参见钱春绮等编译《德国抒情诗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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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贺知章《回乡偶感》二首之一“离别家乡岁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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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嘉昌教授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他提出的“关系实在论”对于突破中国哲学教条，特别是把人们从“抽象的物质”崇拜中解放，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曾启发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但一直未能满足我的思考。为什么不满足？一开始并不清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知道。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与罗先生对话的过程。承蒙吴国盛教授邀约，把这个过程简写成本文，并发表于北大哲学系系刊《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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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文为作者《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一书的附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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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文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题为“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在此个别地方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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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里“人间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汉语里的“人间”常与“天界”相对应，基于汉语这一特殊用法而强调，人间关系要有“天界原则”，也就是以绝对的正义法则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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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李存山：“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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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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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位”是“自创”的一个概念，要表达人在天地间有一个“被给予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它是上天或上帝赋予每个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每个人才是他自己，也才能成为他自己，才能“自在”；“失去”或遗忘自由，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位置，忘记自己的天位。这个天位是不可取代的，它是全部人性之所系。参见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导论部分有关普遍之爱的讨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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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第二编 自由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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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传，还是正传？[1]——评赵敦华教授报告“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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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赵敦华教授写过一本专著，名为《基督教哲学1500年》。这是1949年之后，大陆第一部以比较客观、积极的态度去介绍和评论教父时期与整个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并把这两个延续一千多年的欧洲哲学发展阶段都归到“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之下。在这之后，“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在大陆学界被赞同者（包括我自己）广为使用，也被反对者斥为谬种流传——这个“谬种”就是从赵老师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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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赵老师这篇文章叫“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最初的题目叫“‘基督教哲学’概念辨析”，这是一个中立性的标题，辨析的结果可能是肯定“基督教哲学”，也可能是否定了“基督教哲学”。但现在这个题目则是肯定性的：它首先已肯定基督教哲学是存在的，至少是可设想它是存在的。现在只是要追问：它是凭什么而成为可能的？使基督教哲学成为可能的根据或理由是什么？找到使基督教哲学成为可能的理由，也就确立起“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当然也就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合法性。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既是为“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辩护，也是为基督教哲学的存在事实辩护。换言之，也是作者为自己的“基督教哲学”不是谬种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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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基督教哲学”是谬种，那么，“基督教哲学1500年”岂不就成了“谬种1500年”？所以，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力图通过对“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进行更宽泛的解释来进行辩护，以证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不是“谬传”，而是“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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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要分析对“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的各种看法。不过，从是否为之辩护的角度看，其实只有两种看法，那就是反对这一概念与支持这一概念。从文章所涉及的各种意见来看，显然是反对的意见要多于赞成的意见。而反对意见的核心理由就在于认定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启示）之间是分离的关系，而没有内在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基督教哲学”就不过是基督教与哲学一种外在的概念拼凑，而绝非有什么事实上的基督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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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捍卫基督教哲学概念的关键，就在于确立并论证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有内在的关系。换言之，只有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有内在关系这一前提下，才能论证基督教哲学是何以可能的。所以，捍卫基督教哲学最有力的吉尔松极力主张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启示）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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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对赞同“基督教哲学”的意见，还是对所有反对“基督教哲学”的意见，作者都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评论：认为它们在论证上“犯了一个共同错误，那就是‘范畴错误’，即把‘启示’、‘信仰’和‘神学’当做同一范畴；而把‘理性’、‘理解’和‘哲学’当做另一范畴，因此才产生了两者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陷入诸如内在关系、外在关系或超越关系之类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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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者自己如何解决“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呢？针对前人的范畴错误，作者认为，可以把第一组概念的意义归结为“《圣经》启示”，而把第二组概念归结为“哲学解释”；这样一来，基督教与哲学的结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基督教哲学是对《圣经》启示的哲学解释。于是，“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实际上也就成了《圣经》启示（通过哲学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换言之，通过对《圣经》启示何以可能进行哲学解释，也就产生了基督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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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教哲学的这一解释是文章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文章最有创意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很巧妙的：从概念上看，的确避免了纠缠于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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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有几点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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