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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宗教大法官反对耶稣再临，并非因为他真担心耶稣再临会妨碍人们的自由，相反，倒恰恰因为他害怕耶稣再临会重又唤醒人们的自由，重又使人们成为自由的，正如耶稣在十五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因为宗教大法官不信任人的自由，对人身上的自由表示怀疑，更对通过维护人类的自由而让人类走向真理的信仰这一事业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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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信任人的自由，怀疑人的自由，甚至可以说，反对人的自由，才是宗教大法官反对基督再临的真正理由。那么，宗教大法官为什么怀疑乃至反对人的自由？正如耶稣以抗拒三大诱惑来维护人的自由一样，宗教大法官也是针对这三大诱惑来展开他质疑、反对人的自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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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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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大法官看来，人身上固然有自由这种能够突破“饿了就要吃饭”这类必然性关系的超越能力，但是，他们，至少是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无力承担起这种自由，无力运用这种自由。人的自由是如此脆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可能像耶稣那样，在饥肠辘辘时，还想着《圣经》上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忘乎所以地扑向面包。对于自由而软弱的人类来说，面包永远是最真实、最无可争辩的东西。由于自由，人们面临最苦恼不堪的问题首先就是：该无可争辩地一致崇拜什么？而由于软弱，对于人们来说，最无可争辩的就是面包。然而，也正由于软弱，人们永远不善于在他们之间分配面包，以至于弄得他们手里的面包都会变成石头，从而使面包总是大地上最稀缺的东西。因此，面包永远是大地上一面能够让人们无可争辩地一致崇拜的旗帜：谁能够给予人们面包，谁就能得到人们一致的崇拜。耶稣尊重、高看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他拒绝了这面旗帜，而“我们”（宗教大法官们）不信任人的自由这种能力，对自由这种能力表示怀疑，“我们”不看重人的自由，甚至蔑视人的自由——因为它在人身上是微不足道的，几乎像是人身上一条隐形的尾巴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们”接过这面旗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人们把自由弃置在“我们”脚下，并乞求地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14]对于这种为了面包可以弃自由如敝屣的人们，如何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自由？如何能够把信仰与天国建在他们如此脆弱的自由之上？就是连地上片刻的安宁与幸福，都不可能指望建立在他们那脆如薄冰的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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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不仅经不起面包的考验，而且，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同样也在奇迹面前也毫无抗击力。人的自由根本就无力抵挡奇迹的引诱。耶稣抵挡住了以奇迹服人的引诱，试图以自己抗拒奇迹诱惑的榜样和爱来赢得人们自由地信从他而走向上帝。然而，宗教大法官认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人不可能像耶稣那样抵挡住奇迹的诱惑，他们甚至没有奇迹就活不下去。因此，如果没有奇迹，他们就会创造自己的奇迹，于是他们找到巫医的奇迹，乃至巫婆的邪术。[15]如果说面包能使人饱足而安静，那么奇迹则可以使人驯服而惊叹。也正如谁能给予面包，谁就能成为一面信仰的旗帜一样；谁能创造奇迹，谁也就能获得人们的崇拜。如此不堪奇迹一击的人们，如何能从他们的自由生长出真理的信仰？如何能从他们的自由走向上帝，而不是从他们的软弱投向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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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权威的诱惑，人的自由更没有显出丝毫的抗击力度，否则，人类历史也就不会如此充满血腥与硝烟。的确，人身上似乎有那么一点自由的影子。但是，自由看起来不仅不是他们身上高贵的源泉，倒像是他们一切愚顽卑劣的渊薮。这样的人类的自由值得寄托未来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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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教大法官也承认，在人类当中，的确也有一些人能担当起为耶稣所珍爱与维护的自由。因这种自由，他们能为了天上的面包而舍弃地上的面包；因这种自由，他们能拒绝为信仰寻找奇迹的根据；也因这种自由，他们能抵挡住权威的诱惑——抗拒对人上人的荣耀的向往，拒绝对人上人的权势的崇拜。这些能承担起自由的人，这些不把自由选择当做可怕负担的人，其实都是些接近耶稣的神人。然而，这些“伟大而强有力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从古至今也就几千人，最多也就几万人。他们在人类中永远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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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少数人的自由值得像耶稣那样给予尊重与维护，因为他们能以自己的自由决断抗拒住三大诱惑而跟从耶稣，那么，其他大多数人呢？他们的自由不堪一击，但他们的人数多得像沙子一样数不清。他们的自由值得尊重与维护吗？需要尊重与维护他们的自由吗？能够尊重与维护他们的自由吗？这是宗教大法官质问耶稣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类“领袖们”永远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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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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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教大法官已有了答案，在陈述答案之前，他先指责耶稣说：你那么尊重人的自由表明，你很可能只是为那少数人来的，只是为那屈指可数的选民而来的。但是，那么多“沙子们”呢？他们无法像少数强者那样，以其超越的自由站立起来。然而，他们“不能忍受强者们所忍受的事物”，又有什么错呢？如果你的确只是为了少数人而来，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舍弃了同样爱着你的大多数人，把他们当做踏上天路的少数人脚下的泥土！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他们。那么如何对待他们呢？宗教大法官向耶稣亮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果你只是为少数人来，那么，“这就是神秘，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既然是神秘，我们也就同样有权利来宣扬神秘，并且教导他们，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心的自由抉择，也不是爱，而是神秘，对于这种神秘，他们应该盲从，甚至违背他们的良心。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改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上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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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三点要指出来：一、宗教大法官实际上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属于少数的强者，他们是自由的，且能承担起自由的重负；一种是属于绝对多数的弱者，他们也是自由的，但是他们承担不起自由的重负。二、在宗教大法官看来，耶稣对人的自由的尊重与维护表明，他只为少数强者而来，而抛弃了多数弱者。三、由于人类中多数人的自由无力抗拒三大诱惑，因此，他们的自由是不值得尊重与维护的。于是，“我们”也就不能像耶稣那样，试图通过尊重与维护人的自由来引领人们的信仰，相反，倒是要接过魔鬼的三大诱惑，也即面包、奇迹与权威来把人们诱向统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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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点，是以宗教大法官为代表的“我们”对耶稣的“自由事业”的重大“修正”：鉴于多数人的自由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再以自由为旗帜引领人们的信仰，而要以面包、奇迹和权威为旗帜统一人们的信仰。这一修正的结果就是上帝的自由事业成了魔鬼的奴役事业。因为这三面旗帜也就是魔鬼引诱与奴役的旗帜。这一点，宗教大法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对耶稣说：“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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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宗教大法官实际上给出了修正耶稣事业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首先当然是因为在以他为代表的“我们”看来，人的自由，至少是多数人的自由，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相对于各种诱惑而言，人不可能守住自由。所以，试图通过尊重与维护人的自由来获得一种纯洁、真诚而充满爱的信仰是一项不可靠的事业，因而必须加以修正。同时，也由于第一个原因，耶稣实际上抛下了弱者，也就是大多数人，而“我们”不能舍弃多数人，因为“我们”时刻都面对着这些弱者，需要照管这些弱者，而他们也需要“我们”的照管。但是，这些弱者需要“我们”怎么照管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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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法官看来，显然不可能像耶稣那样，以尊重和维护他们的自由的方式来照管他们。他们不需要、不喜欢这种照管方式，相反，他们首先要求“我们”接过他们的自由，承担起他们的自由。因为对于这些弱者来说，再没有比自由更让他们痛苦的东西了。首先，不管是行动的自由抉择，还是良心的自由评判，都让他们苦不堪言，夜难成寐。其次，自由使他们有能力突破所有禁令而不断亵渎上帝，叛逆成性，可是他们又不愿意且无力忍受由此带来的不安、骚乱与不幸。自由于他们而言，似乎是一个注定只会遭遇不幸的诅咒，似乎是一条通往不幸的单向街，永远找不到逃避绝望的岔口。对于这样的弱者，如果以尊重和维护其自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么，这实在是过于高看了他们，过于抬高了他们。这不仅于他们无补，反而于他们有害。因为看重他们的自由，鼓励他们的自由，无异于就是鼓励他们走向只有不幸与绝望的单向街。不是这样吗？宗教大法官以“历史事实”“有力”地向耶稣“证明”说：“所以在你为了他们的自由受了许多苦以后，不安、骚乱和不幸却成了人们现在的命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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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大法官看来，让这些“沙子们”自由，也就是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结果只会一塌糊涂，而绝不会产生出纯洁的信仰、合理的秩序。他们既管理不好自己，也不愿意自己决定自己。所以，只好由“我们”来管理他们，照管他们。而且，既然让他们自由只能导致不幸与混乱，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从他们手中接管过他们的自由。这是把“沙子们”从不幸与骚乱不已的单向街解救出来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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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用什么去解救他们呢？如何从他们手里接过他们的自由？正如他们的自由总是屈服于面包与奇迹（神秘）的诱惑一样，面包与神秘也就是“我们”接管他们的自由的最好武器；也由于自由一到他们手中就会成为混乱与纷争的根源，所以，只有诉者权威与利剑，才能在他们面前确立尺度与界限，从而给他们带来秩序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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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为了把人类中的多数从混乱、纷争的不幸中解救出来，从而给他们带来富足与安宁，也就是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必须吸取耶稣为了他们的自由竟拒绝了面包、神秘与权威这三面旗帜的惨痛教训，坚决地接过这三面旗帜。是的，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我们”需要面包、神秘，特别是权威及其伴随的利剑。相对于多数人的脆弱自由而言，唯有权威、神秘与面包能给他们带来安宁与富足，带来幸福。从耶稣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可以使人们得到幸福的唯一的道路”[19]。所以，宗教大法官几乎是骄傲地说，在接过了这三面旗帜“八个世纪”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可以想到人们的幸福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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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说，自由竟是如此微不足道，不仅抵挡不住诱惑，甚至还成了多数人混乱与不幸的根源，那么，威权与利剑，神秘与面包就是解救人类于不幸而带给他们富足与安宁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为了多数人的幸福，需要借助于权威与利剑，也只有借助于权威与利剑！就像宗教大法官所经常做的那样，为了公众的秩序与安宁，需要宗教裁判所的权威来对那些思想上混乱的人进行公正的裁决，在他们的面前毫不犹豫地竖起绞架或支起柴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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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幸福高于自由，优先于自由——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当然如此——那么，权威与利剑就永远是管理人类的一面旗帜。这一方面意味着，哪里高喊着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哪里高唱着“地上出了一个大救星”，哪里就一定飘扬着权威与利剑的大旗；另一方面意味着，哪里盛行着权威的统治，哪里挥舞着利剑的威胁，哪里就打着人民幸福的名义而蔑视自由、反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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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所有独裁者，特别是所有试图既控制人们的肉体又控制人们的思想的极权统治者，无不像宗教大法官一样怀疑人的自由，轻视人们的自由，直至反对人们的自由，并且总是以多数人的幸福的名义挥舞着他们手里时刻紧握着的利剑。所以，被基督再临所妨碍的“我们”，并不只是宗教大法官们，还有所有的独裁者与极权统治者——其实他们也都是大法官，因为他们都以为大众谋幸福的名义无视人的自由。正如别尔嘉耶夫敏锐地看到：“哪里宁要幸福而不要自由，哪里短暂的东西高于永恒的东西，哪里爱人类与爱上帝相对立，哪里就有大法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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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耶稣作为维护与捍卫人的自由的形象，不会只在西班牙再临，也不会只在15世纪再临，而会随时再临到世界任何地方，特别是在自由被怀疑、被蔑视、被压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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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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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宗教大法官突现出来的自由与幸福的这种对立，实际上是一个假象，是一种假的对立。因为自由与幸福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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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对人类自由的怀疑是值得怀疑的。换言之，他对耶稣的自由事业的修正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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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自由相比，人的自由的确是无力的、软弱的，并不像神的自由那样能必然地抗住一切诱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由必然地抗不住诱惑。相反，恰是由于人的自由，也只是由于人的自由，使人有可能抗住诱惑，使人不必然地跟从诱惑。在天地之间的所有被造物当中，只有人因有自由而能超出本能、突破必然性，能以自己的意志决断对“面包”说“不”，对一切诱惑和必然性说“不”，哪怕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直至牺牲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人因其自由而获得了所有被造物中最伟大的力量。这也是人的全部高贵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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