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20790
1701120791
这种新局势带来的结果是，和罗马元老院密切相关的一小撮贵族发现，甚至就在罗马城中，他们身边也挤满了外省人和政府公务人员。面对这种局面，居住在罗马的贵族表现得非常顽固。尽管他们自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后就生活在基督徒皇帝的统治下，但经过整个4世纪，很多贵族依旧是坚定的多神教徒。他们绝没有被挤出权力中心。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继承特权使其得以进入统治圈。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并非唯一一位在4世纪的政治领域依然活跃的罗马元老。[72]
1701120792
1701120793
在这个新构建的帝国精英阶层中，罗马贵族代表了一种“家底”。很多贵族家庭都可以上溯若干个世纪，而且，他们是在一个经济异常繁荣的地区居住了若干个世纪。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意大利南部和北非（而不是意大利北部、高卢或西班牙）是晚期罗马西部地区的经济重心所在。[73] 在这些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有“家底”的罗马家庭。然而，尽管这些人享有优势，涌入的新人还是为罗马贵族的权力设定了一个比之前的世纪更多样化的背景。普罗布斯之流的巨额财富，不再能够保证他们对于整个罗马西部社会的统治。
1701120794
1701120795
提姆嘉德名册：4世纪帝国西部地区的身份和特权
1701120796
1701120797
对于晚期罗马经济急速货币化的程度和成因，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还在争论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晚期罗马政府扮演的角色。一些学者认为，前工业时代的帝国像罗马一样受到距离和原始农业耕作方式的局限，没有哪一个能够创造出一套国家机器，单单通过税收需要达到对整个经济的刺激效果。4世纪的罗马政府可能并不像新近一些学者相信的那样有效。很多学者认为，4世纪的帝国至多也不过是见证了国家权力的一次展示，不寻常但也注定不长久。[74]
1701120798
1701120799
这些都是合理的质疑。而我们不能否认，4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皇帝和宫廷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决定罗马社会的阶层结构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财富的分级也更为直接。那些获得帝国特权的人脱颖而出。在大众心目中，新的分层关联着获得万能的索里达，而要获得索里达，首选就是为帝国服务。
1701120800
1701120801
在描绘后君士坦丁时代“黄金热”的影响时，《军事论》一文的作者接着指出，新近贫乏者的怨恨心态得为他所在时代的犯罪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负责。我们不能被他所用的“贫乏者的”一词误导。他所说的“贫乏者的”并非农民阶层或居住在城里的穷人的那种“贫穷”。关键不是“贫穷”而是“贫穷化”，是那些之前不把自己看作穷人的人的贫穷化和权力的丧失。这位作者所针对的是罗马社会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能包括传统元老阶层的成员）。这部分人群怨念于他们错过了新的黄金时代。[75]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罗马社会的重构是如何在基层，即在各个城市展开的。
1701120802
1701120803
在367～368年，努米底亚的塔姆嘉德城（今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提姆嘉德）壮观的市政大厅竖起了一座碑刻。上面列有市议员的名单，以地位高低为序。这篇习惯上被称为“提姆嘉德名册”的铭文，相当于一份后君士坦丁帝国行省社会的图表。[76] 10位“名人”（即新晋元老）列于最顶端，其中至少有5位是本地人；还有30位议员是提姆嘉德市议会的领导，他们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寡头；之后出现在铭文上的是议会的成员。在提姆嘉德，这个群体由150名左右的市议员构成。
1701120804
1701120805
这些市议员是普通的议员（就像“马克塔尔的收获者”那样），他们因公务而享有品位，并单单因这种品位，就得以在地位上超越乡下的“卑微农民”和城里的民众。然而，这个群体受到了最严重的“贫困化”沉重打击的威胁。他们既需要负责地方治理的枯燥工作，又需要承担为帝国征税这项在财务上充满风险而又残酷的任务。他们需要对城市所控制的地区出现的任何税收短缺负责。如果他们没能完成任务，他们先前所享有的免于酷刑和鞭笞的特权就有可能被收回。然而，尽管饱受困扰，这个群体绝不只是由小人物构成的。在提姆嘉德，一些市议员的家族姓氏可以上溯至少一个半世纪。[77]
1701120806
1701120807
最为有趣的是，有70名曾经的提姆嘉德市议会成员不用在市议会服务，尽管他们出生于本地家族。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官员，在提姆嘉德以及整个非洲作为公务员为政府服务。他们现在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城市，而是帝国。这意味着，一个最初由60～70个家族构成的集团，在过去的至少两个世纪里曾统治着有一万人口的城市和地区。通过转化为帝国官僚，这个集团被新的黄金时代打散了。通过为帝国服务而获得的帝国特权，决定了市议会中的特权群体和特权较少的群体之间的分野。由于为帝国服务，一部分人被豁免了城市对他们的钱财和时间的索求，另一部分人则不幸被“搁浅”了，他们被束缚在家乡的狭窄视野中。他们可能很有钱，但面对那些因抓住了机会而成为帝国仆人从而更为成功的同辈，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缺乏安全感，并心生怨恨。[78]
1701120808
1701120809
总之，提姆嘉德名册和其他相关铭文让我们能够生动而准确地一窥某个行省社会，也有助于正确看待巨富们的财富。从基层向上看，罗马元老阶层——更不必提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一样拥有传奇性财富的人——是很遥远的人物。通常情况下，真正要紧的人，是地主、政府公务员以及在类似于提姆嘉德这样的城市里享受帝国特权的人，他们散布于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79]
1701120810
1701120811
“身居高位的朋友”：庇护与权力
1701120812
1701120813
这个社会系统奖励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像一个规章明确的庞大组织（即南极探险家斯科特时代的英国海军），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的构成决定了“野心并非一个选项……而是一种必须”[80] 。对市政会议中的次要成员而言，想要跳出无聊的、时不时受到帝国权威羞辱的生活，唯一的方式就是在一个与为帝国服务挂钩的新的品位系统中，通过追求财富、权力和特权向上爬。因此，一种非常古老的罗马制度——庇护制，在这个时代就变得极其重要。新近的研究显示，在晚期帝国，庇护制的强度不弱于其他任何时候，并且，庇护制依然保持了它古老的罗马面目。[81] 庇护关系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就像《354年日历》（Calendar of 354 ）明确显示的，一位罗马人理应注意到，当月亮处在金牛座、狮子座、天蝎座和水瓶座的位置时，就到了“去求人帮忙，去找有权力的人活动”的时候了。[82]
1701120814
1701120815
让我们暂时去看看一位鼎鼎大名的市议员之子、未来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的事业轨迹。从4世纪70年代初到386年他皈依基督教之时，奥古斯丁的事业的每个阶段都有赖于他人的荫庇。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奥古斯丁得到了故乡塔加斯特的庇护人罗马尼亚努斯的支持。罗马尼亚努斯给奥古斯丁提供了财政支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多亏了罗马尼亚努斯的干预，奥古斯丁被豁免了作为市议员之子对塔加斯特城应尽的义务。[83] 就是这项豁免权让奥古斯丁能够向社会的更上层攀登。从一个庇护人换到了另一个，奥古斯丁不断上升，远远地超出了艾赫拉斯城。384年在罗马，一位摩尼教朋友的荫庇让他结识了著名多神教徒和老派元老西玛库斯。可能正是西玛库斯的支持，让他得以北上米兰任教。[84] 一年以后，奥古斯丁故技重施，希望通过“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帮助获得总督的职位，因此，尽管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他还是坚持定期参加这些大人物每天接见门客和请愿者的招待会。[85]
1701120816
1701120817
奥古斯丁的朋友阿利比乌斯也不例外。不像奥古斯丁这个资产单薄的市议员之子，阿利比乌斯出身于提姆嘉德城的核心精英阶层，但他也采用了和奥古斯丁相同的策略寻求仕进。在迦太基学习时，阿利比乌斯不辞劳苦地定期参加一位居住在迦太基的元老的招待会，只为了和他认识。[86] 到达罗马后，阿利比乌斯很快就看到了庇护制更邪恶的一面。他的工作是一名高官的法律顾问：
1701120818
1701120819
那时候有一个极有权势的元老。很多人都因为他的贿赂或恫吓屈从于他的权力。他想像往常一样动用他的影响力去获得一些不合法的东西。阿利比乌斯选择抗拒。元老承诺了贿赂，但他不为所动……于是元老开始威胁。他不被这些威胁所阻。人们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很是惊奇，因为他既不愿意和一个有权势的人做朋友，也不怕得罪对方……这个人可是有数不清的方法，让人受惠或是让人受伤。 [87]
1701120820
1701120821
然而，我们下一次遇见阿利比乌斯是在385年的米兰，那时他已经丢了工作。这位正直的外省青年，看起来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1701120822
1701120823
如果存在一种传统罗马的机制能够把分裂的精英阶层捏在一起，这种机制就是久经考验的庇护制。只需要看看罗马元老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的书信，我们就能了解到一个大庇护人是如何工作的。西玛库斯四分之一的书信都是举荐信。通过书信，西玛库斯得以编织一张关系网，使他从他在罗马的宅邸通向西部帝国上层阶级的各个阶层，其中既有毛里塔尼亚的主教，又有西班牙的马匹饲养员；他还为汲汲营营的修辞家和医生给高阶廷臣和令人生畏的蛮族将军们去函。西玛库斯的书信展示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精英阶层的微观世界。[88] 然而，西玛库斯努力用书信罩住的社交圈所表现出的彻底的多样性，造成了这个机制的一个弱点。在4世纪，存在太多的庇护人，他们来自彼此间有潜在冲突的群体。不再存在一个单一的庇护链，能够从上到下地满足一个单一、固定的群体。因此，对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来说，现实已不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了。
1701120824
1701120825
“绚烂”：地方富人的绚烂
1701120826
1701120827
对于晚期罗马帝国中分属不同富裕层级的成员来说，一个显著而鲜明的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为帝国服务的共同经验给他们施加了一种在穿着和生活风格方面十分罕见的同质性。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而也得满足一种社会预期。
1701120828
1701120829
比如，新兴的有钱有势的阶层共享了一种极端新潮的衣着模式。晚期罗马帝国的服装打破了传统罗马衣着的古典限制。精英阶层的新衣把宫廷和军队的价值元素带到了各地，基于军事制服，他们刻意淡化了军事的和民政的、罗马的和蛮族的之间的区别。一种紧身的束带上衣——饰有编织丝绸的大片镶饰，被穿在带有精致刺绣的裤子上面；一件同样绣有亮眼的彩色条纹和斑点的厚重的披风，被披在身上，用一个蛮族工艺的领针别在右肩上。
1701120830
1701120831
伴随着这种服饰风格的，是一种表达社会区别的新方式。然而，有精致褶皱的罗马外袍须配合一种古典的仪态。外袍强调了——在这样一个纵然是热衷于战争的社会中——公民价值的至高地位，这体现了古典教育在精英培养中的重要性。这些精英在公共场合的自控力和仪态维持着优雅的平衡，就像他们已经彻底吸收的古代作者的句子。披挂在昂贵但简单的布料外面的罗马外袍的褶皱，反映了一种相似的处变不惊的仪态。[89]
1701120832
1701120833
穿着新式服饰的人可不是这样。这种服饰表现了那些步入艰巨角色的新人的能量，它包括有强烈对比性的不同层次。束带上衣和紧贴身体的裤子，把身体裹在厚重的质地里；但大披风扣在领针上，以一种毫无约束感的幅宽从肩上垂下；披风在追逐中的猎手的身后飘扬，当大人物掠过荫庇在他们之下的门客时，它也飘扬在大人物的周身，像帆布全张的帆船一样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漂浮的刺绣丝绸织成的“大画壁”。[90]
1701120834
1701120835
这种服饰确保了无论是在外省还是在罗马，有钱人都会看上去和别人不同。这种想要模仿军队的蛮族趣味的欲望是男性特有的，上层妇女的服装并没有受其影响。事实上，她们的服饰突出的是炫目的珠宝和对珍贵织物的使用——吊坠耳环、手镯、项链，以及落在色泽鲜亮的丝绸和金线布料上的沉重金链。考虑到女性在支配财产上的限制，对于妇女来说，最易于利用的财富形态就是包裹其身体的绚烂衣饰。在这个意义上，妇女代表了一种可支配财富，这种财富处在最令人担忧的流动状态中，即便是那些有意逢迎基督教女性庇护人的教士也对此有所批评。妇女把流动的财富携带在自己的身上，并把财富储藏在自己闺房的大箱子里。出身贵族阶层的基督教女性，她们的私人衣橱里的织物就能为一所教堂提供足量的丝绸罩布和祭台布；一个贵族女性单单通过变卖她的珠宝，就足以资助在罗马城中央修建一整座方形教堂。[91]
1701120836
1701120837
总而言之，不分男女，有钱人被期待在外观上出众，就好像天堂鸟在一群八哥中一样。看一看6世纪拉文纳城镇居民的动产清册，就能够立刻以晚期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辨别谁有钱谁没钱。斯蒂芬努斯有一件丝绸和棉线质地的衬衫（深红和鲜亮的葱绿色）、一件丝绸的花绿长袍、亚麻裤子、两个织毯，还有一个名叫“被抛弃者”的奴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名叫古戴利特的被释奴。他有一件老旧的染色衬衫、一件有装饰的衬衣，以及一件厚布质地的老旧的短外套。古戴利特可不是个乞丐，他拥有少量的财产，在罗马这个大城市也有一个住所，但他是一个缺乏色泽的人。晚期罗马帝国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有一条明白无误的边界，古戴利特是属于色彩灰暗的那一面的。[92]
1701120838
1701120839
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服饰和其他惹眼的财富标志并不只被看作对私人财富的宣扬。奢侈和戏剧性的表演是满足公共需求的。从3世纪开始，辉煌的庆典趋于取代大型公共建筑。当民居连同其影响力趋于衰弱的时候，公共演出依旧在继续。自皇帝——他那嵌满珍珠的王冠和紫色长袍像教会用的法衣一样，负载了宗教般的威严——向下，那些执掌公共权力的人把这种权力浓缩在自己的身体之上。相比那些在之前的世纪里簇拥而起的、展现了城市荣耀的沉默的古典建筑群，皇帝、总督和城市领导们的公共外观不过是纳秒量级的展示。但是，这些高级的庆典场合被看作“绚烂”的爆发，它们以一种彻底公共的方式展示了城市和帝国的威严，目的就是让旁观者震惊。[93]
[
上一页 ]
[ :1.701120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