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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这些笑话里我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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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全世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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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笑话里我得到了很不错的房子和收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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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外阿庇亚大道上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附近，中世纪朝圣的修士很困惑地发现了这个自信满满的4世纪残篇。他们认为维塔利斯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宫廷小丑加图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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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罗马或许能被视为一个例外。但外省小城萨洛纳（今索林，位于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斯普利特港略北）的基督教石棺展现了一个与此非常相似的由小吏和商人构成的群体。石棺并不便宜：售价是10～15索里达，相当于一个拉丁语法教师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7] 那些拥有石棺的人一定是处在他们从属的贸易行会金字塔的顶端——雕工、玻璃工匠、烛台匠、商人、律师以及政府部门成员。[28] 其中很多人想必是雇主，而不仅仅是工人。[29] 但他们依然存在，没有在3世纪的危机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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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些人在地方上成为基督教社团神职人员的来源。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就公共服务和体力劳作的问题，城市里发生了最为激烈的“零和”斗争之一。市议员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种姓团体，他们常常从外面招募比较有钱的市民阶层的成员，从而保证有更多人来共同负担税收和承担其他职责。整个帝国的市议会都在搜寻那些处在财富上升期的富裕市民（既包括农村人，也包括市镇居民）。这些人的收入使他们通过选举，被迫进入当地的市议会。尽管这种拔擢可能会让人扬扬自得（就像我们在“马克塔尔的收获者”的例子里看到的），但市议会借此来动员本地区每一个财富拥有者去执行收税、执法和维持秩序等灰色任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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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市议会并不是对富裕市民感兴趣的唯一群体。基督教社团同样希望把他们变成神职人员。和他们的主教一样，很多神职人员追求神职是为了逃避公共职责。[31] 但神职授予也绝不只是为了避税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对个人在基督教社团中的地位的认定。基督教社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加入了贸易行会的市民阶层，富裕市民自然而然就是其中的领袖。晚至5世纪20年代，奥古斯丁写道：在非洲的城市中，当行会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职人员也会遇到困难。在好一些的年头，行会乐于让一些成员去地方教会服务，但当税收和公共强制劳役变得沉重时，行会就不再准许成员为地方教会服务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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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社会地位来看，4世纪早期，基督教会众看起来主要是由中等富裕的市民构成的，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但他们也绝不是穷人。[33] 事实上，他们的欢乐与舒适让巴塞罗那主教感到震惊：380年前后，会众的一席话使这位主教试图向他们布道——在四旬期需要忏悔和保持谦卑。会众对他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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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普通人挺不错的。我们不住在大理石覆盖的豪宅里，没有黄金傍身，不能身着平滑的丝绸和亮丽的染布，但我们仍然在大街上和海边有自己的小住所，我们有上好的葡萄酒、精致的小宴会，以及与欢悦的老年生活相匹配的一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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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帝的礼物”：基督教赠予和教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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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是个开放性的概念。巴塞罗那主教并不一定只用它来指称市民阶层。它同样可以指小地主和市议会中地位较低的成员。但这个词指向一种对比，即在有钱人影响之下的那个世界。我们常常会低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韧性。要感受这个世界的财力，我们需要前往威尼斯东北方的阿奎利亚，它位于今天离亚得里亚海北端几英里的内陆。对于现在参观阿奎利亚的人来说，在中世纪的方形教堂底下出土的大镶嵌画地板是对那个湮没了很久的基督教世界令人吃惊的沉默见证。镶嵌画覆盖着一个庞大的方形教堂的地面（56英尺宽，122英尺长）。这个教堂由提奥多卢斯主教建造，很可能就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不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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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中殿的上端，一组位于圆环内的镶嵌画上的铭文总结了提奥多卢斯作为阿奎利亚主教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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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有福的提奥多卢斯，在万能的上帝和上天托付给你的会众的帮助下，你有神庇佑，完成了这一切，并光荣地将它们尽数奉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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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殿中部的镶嵌画清楚地解释了这组铭文的意思。财富流向了教会。八角形的砖板上画着身着晚期罗马服饰的体形丰满的仆人，他们在收获地上的果实。他们忙碌的身影让人不禁想起同时代庄园的镶嵌画上，很多场景展示了带着田园气息的纯真和丰饶。在正中央，一个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头戴桂冠，手持棕榈，身下是两个盛得满满的篮子，它们是平信徒献给教堂的“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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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殿的下部，8个半人高的镶嵌画肖像说明了会众成员的可能的组成。画上是三代男女，他们的衣着显示了元老院议员的身份，或至少是试图模仿这种身份。对“上天托付（给提奥多卢斯）的会众”的慷慨和相对尊贵地位的称颂，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白的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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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板（以及很可能整个建筑）是由世俗捐赠人协助主教筹资建造的。单单铺就地板上的镶嵌画就得至少花费400金币。和元老院议员的巨额财富相比，这只算是小花费，但这并不是个小数目，这笔钱相当于80个贫困家庭的年收入，或是10位拉丁语法教师一年的收入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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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基督教帝国的初期，在阿奎利亚这样的重要港口城市（4世纪的“亚德里亚海的皇后”）里，教会已经有钱得让人吃惊了。阿奎利亚的经济状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么多财富，但它不能解释这些财富被获得和使用的方式。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来源广泛的财富。很显然，它分别属于主教和地方平信徒精英，这些平信徒中的一些人比神职人员和普通会众的社会地位要突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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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信徒来说，以这种方式向教会赠予是一种虔诚的行为。在和提奥多卢斯的方形教堂毗邻的地方有另一处镶嵌画铭文，它很可能是在同一时间铺上去的。它说明了一个名叫亚努阿里乌斯的人进行了一笔可观的捐赠：880英尺长的镶嵌画（816平方英尺，花费在50金币左右）。他用的是“来自上帝的礼物”[38] 。这个简练的短语回应的是大卫王为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奉献时的郑重誓言：“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那里得来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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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使用这种奉献的程式。它也出现在犹太会堂，比如在卡里亚的阿芙洛迪西亚（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39] 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在撒尔迪斯。[40] 和在犹太会堂里一样，富裕的基督教捐赠人宣称，通过向教会奉献，他们将上帝给予他们的大量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回献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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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成员是有钱人，阿奎利亚教会依旧是一个低调得惊人的基督教社团的中心。在最近一项对罗马帝国晚期的阿奎利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中，克莱尔·索提奈尔指出，一个显著的不一致存在于提奥多卢斯主教有些超前的富裕的方形教堂——位于河岸之上，把港口尽收眼底——与阿奎利亚城“羞怯的基督教会”之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富裕的基督教社团，但这个教会并不准备占据阿奎利亚社会的高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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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基督徒在富裕的同时还保持了骨子里的低调。在4世纪以及之后，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犹太会堂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兴旺发达。[42] 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都为拥有中等财富的人提供了一个空间，使他们能够通过虔诚的捐赠表现自我。在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地板铭文上，我们低头就能看到那些由真正的富人提供给整个家乡的惊人花费（我们将在第3章进行描述）。与此不同，我们遇到了一种更为谦逊的捐赠方式，捐赠者所属的阶层常常处在一种几乎隐形的社会状态。在类似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宗教建筑里，捐赠者奉献的对象是他们的社区。但当他们奉献时，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同时也是在向上帝奉献——事实上，这层意义是首要的。244～245年，杜拉欧罗普斯（位于今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河边）的犹太社区领袖，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不久前绘上壁画的巨大会堂的天花板的一排瓦片上。这片天花板高出地面20多英尺，上面的名字几乎无法被会众读到。其实，这些铭文是专门为上帝的眼睛准备的。教堂的修建者在上面宣称，他们已经做完了自己的工作，“用他们的钱……出自他们内心的渴盼”。用这个表达，他们响应了先知以赛亚：“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43] （《以赛亚书》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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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里，由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男女们奉献的镶嵌画镶板和铭文是热门的新慈善形式，被自豪地展示在神圣建筑的围墙之内。阿奎利亚的提奥多卢斯的教堂是这种捐赠形式的一个先例，后来被广泛传播。在400年前后，当教会能够掌控更多的财富时，这种“来源广泛”的捐赠习惯依旧盛行。从布雷西亚到卢布尔雅那，从阿奎利亚到佛罗伦萨，由捐赠者个人或是他们的家庭奉献的、由镶板构成的镶嵌画地板成为教堂的寻常特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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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堂整体的花费相比（可能高达2000索里达），地板上的镶嵌画镶板只能算是小物件。[45] 事实上，因为铺就的地板通常是唯一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无法知道教堂的其余部分是通过个人的奉献支付的，还是主教用教会的资金来偿付的，或者是依靠了某一位或一群有钱的庇护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镶嵌画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社团的个体成员——无论是平信徒还是神职人员——是作为地方教堂的热心捐赠人被记录下来的，这么做，他们感到“荣耀和喜悦”[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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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贵族挥洒在他们的宅邸和演出中的巨款相比，所有这些都是零头。但信徒奉献礼物很频繁，而且虔诚捐赠习惯的传播之广泛令人惊异。在小城杜罗布里维（位于英格兰东部沼泽地带的边缘），基督教社团的繁荣可能和附近的铁矿有关。那里的教会因一盏令人印象深刻的银质圣餐杯而颇为得意，这只圣餐杯来自一位虔诚的捐赠人——“依靠你，我敬拜你的圣坛”。这个教会还拥有一套薄银片，每一个都印着象征耶稣基督的“XP”。这些银片很像不列颠的多神教庙宇里用来还愿的奉献品。即使是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过渡年代里，即使是一个像罗布里维这样远在拉丁西方世界的边陲小城，这样一种虔诚捐赠的稳定模式也已经开始巩固教会，并为其提供一抹荣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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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基督教捐赠与圣餐之间的关联。在那个时候，圣餐礼最实在地浓缩了此种奉献的理念：献给上帝的奉献会受到他的保佑，进而重新分还给信徒。圣餐的范式确保了教会中不同形式的捐赠被视为同等重要。给教会提供镶嵌画镶板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镶板是给上帝的礼物，因此这一行为和施舍穷人没有分别。作为现代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基督徒对穷人的慈善活动和他们对地方教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不是一回事。4世纪的基督徒们很少做这种区分，所有虔诚的礼物都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所有给上帝的奉献都来自他给予人类的美好事物；所有赠予都被认为来自唯一一种奉献的范式——首先是给上帝，其次才是给同伴。圣餐的庄重献祭就是对这种奉献范式的概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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