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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舍”：教会中的捐赠，从居留良到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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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画地板展示了基督徒捐赠者给地方教会的切实支持，却无法展示基督教捐献的另一面——在教堂里、教堂门口或信徒家中，接受施舍的穷人聚集着。然而，布施同样是基督教实践中的必要成分。早在君士坦丁皈依前，基督教对穷人的照顾就已经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49] 在迦太基的居留良主教（248～258年在位）的作品中，“施舍”——向各种各样的处在困顿中的人的布施——是一个关键词。对居留良来说，施舍是教会“活力”的秘诀所在，它展示了，上帝的精神在社区中发挥着作用。[50] 虔诚的赠予从来不是同情心的随意表达，教会的领袖们小心地把它导向一个清晰的目的。虔诚赠予被调用来帮助教会挺过大迫害时期——用来支持那些被当局投入监狱的人，以及为来自其他城市的逃难者提供庇护。在其他人放弃信仰时，社团里一些较穷的成员依旧立场坚定。对他们的奖励就是把他们遴选出来，接受从信徒中募得的救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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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居留良这样的主教同样会意识到，布施有助于弥合基督教社团内部的社会裂缝。除了罗马，迦太基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富裕的城市。自3世纪早期德尔图良的时代以来，迦太基的基督教社团就容纳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52] 作为一个具有毫不掩饰的“集权”性格的主教，居留良致力于像管理牧区中的其他成员一样行之有效地管理那些有钱的成员。[53] 为做到这一点，他坚持要求富人完完全全地把钱花在他领导的教会上。他督促有钱的贞女只需要让穷人“感受到她们的财富的分量”，而不应当把钱用在他的教会之外，她们更不能花钱资助个别的神职人员，这是为了防止在教会内部赞助居留良的竞争对手。[54] 他还坚持要求那些在迫害时期放弃信仰的人在他的教会里忏悔，这意味着，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应该通过慷慨的施舍来赎罪，方法是只向居留良的穷人布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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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良对施舍的看法是极端内向型的。基督徒理应帮助基督徒，而不应或应极少向外延伸，去帮助非基督徒穷人。而恰恰是因为对内部团结的激烈强调，居留良才有能力调动很大一笔钱。有一次，他通过信徒的捐献聚到了10万塞斯特斯（sesterce），用来从柏柏尔人那里赎回被俘虏的基督徒弟兄。[56] 这笔钱款相当于3000名劳力一个月的薪水（或是一位帝国书记员半年的薪水）。他的书信总是提及这种筹款运动，这些书信提供了“实际的证据，证明教会构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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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居留良并非特例。罗马是拉丁西方世界中最富裕的教会。251年之前，罗马主教宣称有能力支持1500名寡妇和穷人——这个数量相当于罗马城中最大的工匠行会成员的数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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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钱人必须承担他们在尘世的责任”：君士坦丁之后穷人的特权和对穷人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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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群全能上帝的崇拜者，更是一个由虔诚地向穷人提供施舍的人构成的社群。正是基督教会的这一特征，使他和他的继任们在赋予教会特权时还添加了一条很重要的交换条件。帝国法律清楚地表明，主教和神职人员接受特权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为帝国祈祷，也因为他们要照顾穷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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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皇帝赐予这一特权时的傲慢语气。主教和神职人员们接受特权，正是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有钱人，也不应当通过招募市议员阶级的成员来抬高自身。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把富裕的市民吸纳为神职人员。相反，他们的任务是眼光向下，面对穷人。就像君士坦丁在329年颁布的一道敕令中解释的：“有钱人必须承担他们在尘世的责任，而教会的财富应当用来帮助穷人为生。”诚如《法典》的注释者丽塔·L.特斯塔所言：“神职人员如同穷人，也主要关怀穷人。”[60] 帝国西部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会同意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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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观点很快就过时了。在4世纪末（390年前后），多神教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我们就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对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不义之财的令人难忘的描绘）在回顾某些基督教主教新兴的荣华时，刻意表达了异议。一个世代前，达马苏斯于366年成为罗马主教的那场选举颇有争议，阿米阿努斯对此有一幅令人难忘的速写。选举伴随着骚乱：“仅在一天之内，就找到了137具被害者的尸体。”对阿米阿努斯和他的读者来说（无论是基督徒与否），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神职人员已经变得自高自大了。这意味着，甚至在4世纪末，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理想形象依旧是君士坦丁的法令所设下的——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就像阿米阿努斯声称的，很多神职人员依旧是这种理念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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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和他的对头本应效仿一些外省主教立下的榜样。这些主教们极端节俭的饮食、朴素的穿着和低垂的双眼，为他们在永恒的神祇和他真正的崇拜者那里赢得了赞誉，被看作“纯粹的和本分得体的”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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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值得特别注意。我们并不常有机会看到由处在局外的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描述。阿米阿努斯在用词上特别斟酌。对罗马人来说，“本分得体”是一个有着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它提纲挈领地涵盖了“有自知之明”这样一种罗马的德行。“本分得体”是一种讲究细微得体的德行。像学校教师、文法家和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在面对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时，被认为应当展示出“本分得体”的品性。尽管他们为庇护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能，但与那些真正的社会领袖相比，他们依然“在社会地位上是穷人”，他们不应该汲汲营营。在阿米阿努斯看来，基督教主教们也应当如此。最适合教士阶层的，就是这种“本分得体”，而不是其他更积极主动的德行。[62] 神职人员在罗马社会中有一个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就该待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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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严的厅堂”：教会里的富人，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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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罗马基督教历史的各项发展中，有钱有势的人进入教会这一点从很多角度上讲都是最可预期的。尽管在理论上，基督教自我认同于穷苦和受压迫的人，但基督教社团在社会构成上从未是铁板一块。它们对社会的两端都保持了开放性，一端是那些比富裕市民——基督徒会众的主体——远为贫穷的人，另一端是比他们远为有钱有势的人。到350年，有钱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教会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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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年，拉丁主教们在塞尔迪卡（今保加利亚索非亚）集会。集会表达了对一种现象的关切：“有钱人，或律师，或一位前任行政官员”竟可以在没有神职经历的情况下被会众选为主教。这些主教反对这种“速成式”神职任命的裁定。这反映了“普通人”群体的警觉。这个群体经历了在一个低调组织中服务多年的资历的积累，他们担心未来会被来自社会上层的势力接管。[63] 他们的忧惧有充分的理由。仅仅一个世代之后，安布罗斯——一位元老院议员和代理总督——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成为米兰的主教。但是，那些不曾追求神职的有钱的平信徒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哪一类有钱人？他们又想在教会中获得什么？让我们以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来结束本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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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视角来看，有钱的基督徒在4世纪的持续增加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君士坦丁对多神教信仰的“不干涉”政策本身与他本人所促成的社会革命之间存在完全对立的矛盾。就像已经讨论过的，这个社会革命无异于对传统精英的一次重构，其方法是确保指向宫廷的道路前所未有的多，而指向传统的社会权力中心的道路前所未有的少。撇开多神教皇帝“叛教者”尤利安骇人的短暂统治（361～363年）不谈，罗马世界的统治者一直都是基督徒。就算当时的皇帝在政策上（以及对公务人员的选择上）倾向于不考虑宗教因素，我们也不应该低估一个基督教宫廷的持续存在施加给上层社会的“温和压力”。越来越多的廷臣对旧宗教毫不感冒，而靠近宫廷则意味着被这些廷臣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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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萨尔兹曼对4世纪西罗马帝国精英的宗教选择的统计研究，以图表的形式反映了西部世界的基督教化。她得出的结果与常识判断一致。萨尔兹曼在那些因为工作而靠近皇帝的人中发现了很多上等阶层的基督徒。同样有很多基督徒出身外省精英。在那里，为皇帝提供服务和皇帝发放的特权在重塑传统社会方面有决定性影响。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相比之下，在罗马城及其周边地区，在非洲部分地区，皈依基督教的现象要少得多。在这些地方，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祖上的家底依旧是支配性的力量，传统阶级及其门客的社会根基非常深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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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设想这么一幅西欧地图：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巴尔干的大片地区，基督教都被局限在城市中，它在以多神教信仰为主的乡下的映衬下就显得很渺小。在罗马和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尽管基督教很活跃，旧宗教依然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地方，地方精英在宗教忠诚度方面和他们在其他所有事务方面一样，并不一致。但是，他们对宫廷的基督教的态度更为开放，因为相比罗马城的贵族，他们更加依赖皇帝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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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幅常识性的地图有很多值得推崇之处。但是，用来描绘上等阶层所投身的罗马西部世界的基督教会的宗教画面多少显得过于扁平。它没有解释上等阶级的成员（无论他们是皈依的，还是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在教会里找到了什么而让他们感到愉悦甚至兴奋。让我们试着重现成为基督教社团的成员对这些上等人来说究竟有何吸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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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基督徒作家和思想家都强调，基督徒不是那么好当的。基督教方形教堂自身被表达为“正义之所”和“谨严之厅堂”。[65] 来自各个阶层的成员共聚于此，敬拜一位“不能与罪和解”的神；他的双眼不被“皮相所障”，能看透内心；他的命令“容不得任何违逆之意”。[66] 这些话出自拉克唐修，一名非洲的基督教修辞家，他同时也是君士坦丁儿子的导师。这是一幅严苛和威严的画面，出自一位集权君主的孩子的家庭教师之口也算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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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会不只被认为是道德零容忍的地方，它还被看作宽恕之地，意味着打破边界。在居留良的传统里，从罪的桎梏中的解放，被生动地具体化为日复一日、通过面向穷人而实现的对社会边界的打破。殉道者们惊人地不为死亡所动，这证明死亡这个终极边界也已经被抹除了。除此之外，不断增长的对殉道者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项前设的基督教信念，即死者依旧和生者离得很近。[67] 当然，富人和穷人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英雄人物（殉道者）和普通信众之间的边界并没有被彻底取消。但在4世纪基督徒的想象中，这些边界被美好地悬置了起来。这种消弭界限的想象和关于他们周遭那个粗粝的、分割化的世界的常识之间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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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道德上的严苛与一种从常规世界的重负中获得解脱的感觉的结合，确保了基督教会被一些人看作慰藉之所。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可以被视为罗马社会为上层社会成员提供的一系列“逃生舱口”的最后一个。正如赛思·史华兹近期的研究所指出的，各种形式的反主流文化社团曾在很长时间里构成了罗马富裕阶层的慰藉之所和安全闸。这些人觉得生活的节奏太过高速和昂贵，因为对面子的顾及和对礼尚往来的考虑总在无情地压迫着他们的神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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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反主流文化社团中最著名的，就是古典希腊和早期罗马帝制时期聚集在哲学家身边的志同道合的小团体。这些团体的存在，使疲惫乃至幻灭的精英阶层成员能够尝试各种形式的“换种活法”。友谊、对智慧无功利的共同探索、松弛的等级感以及对与钱有关的事情的冷漠，这些理念在这些团体中盛行。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类团体在古典罗马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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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哲学圈子总是很小，而且在社会阶层的延展性方面很有局限。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致力于非超自然的治愈方式。相对的，基督教会宣称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提供这一切，其方式方法结合了所有阶级，同时对天上和地上都有所顾及。[69] 事实上，到350年，基督教会已经成为整个古典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逃生舱口。被认为由高尚、“纯洁”和毫不虚伪的人领导的——刻意与世俗权力相区分——教会提供了一种高贵的、道德上令人振奋的，甚至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反主流文化生活试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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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反主流文化。因为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造成了对上等阶级普遍而生硬的破坏与重构。无论是以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的姿态进入教会，4世纪中后期的富裕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场革命的产物。通过成为基督教社团的一员，他们应该找到了一种社会和道德的都市绿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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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考察就能发现，教会所提供的慰藉的蛛丝马迹不仅在文本里（可能会被认为不过是愿景而已），也在现实中。著名的基督教工艺和遗址（例如罗马的地下墓穴和意大利北部的镶嵌画地板）中的各种捐赠和下葬模式的总体印象大概可以最恰当地表达为“等级感松弛的氛围”。这并不是19世纪研究早期教会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们所想象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平等关系，我们面对的也并非一种革命性的民主主义。但是，这一发现依旧意义重大。这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晚期罗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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