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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41 在一项晚近针对罗马地下墓穴的空间和纪念碑分布的精彩研究中,约翰·波德尔指出,当时的基督徒的纪念碑不存在明显的社会区分,尽管社会区分绝没有被彻底抹除。到350年,地下墓穴中也存在基督徒家庭的穹形墓穴,有绚丽的图绘、大理石镶嵌和大型石棺。但是,不同墓穴之间的差别没有被强调。不像很多多神教徒的陵墓和骨灰堂那样,基督徒的穹形墓穴并没有从其他墓穴中孤立出来。在多神教徒的骨灰堂中,为家庭的附属人员准备的大排墓穴像鸽房的狭槽一样从地面升起,被清晰地用界石或篱笆——“罗马世界中传统的地界标”——分隔出来;[70] 相对的,基督徒家庭的穹形墓穴没有被私人化的标记包围,走过它们是为了到达环绕着它们的更简陋的墓穴,就像走过毗邻拥挤小巷的敞开的宅邸,进入一座基督教主导的地下墓穴,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异样的、有点令人迷惑的世界”[71] ,其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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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43 一种在财富和地位上相异的人群的异质的混合,(看上去)对特权和等级的表征没有明确统一的观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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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45 镶嵌画地板给出的是相同的印象。这些镶板在不同的城市中不尽相同;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为直接地表现了等级感。例如,在维琴察,由菲利克斯——一个“名人”,元老院荣誉成员——和他的女眷们奉献的镶板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它被放在教堂的中心位置,正对着入口的门。[73] 然而,与之相比,在维罗纳,儒菲努斯——一个类似的“名人”——所奉献的长达300英尺的镶板并不位于中央位置;另两位同样级别的捐赠人甚至没有炫耀他们的头衔。[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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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47 这也适用于其他的基督教工艺品。马尔提雅·罗马尼亚·切尔萨——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徒执政官亚努阿里努斯的妻子——的石棺在阿尔勒被发现,和其他很多由不太出名的人从罗马购买的石棺相比,它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一个勉强算是完工的石棺构成了对切尔萨的身份多少有点压抑的陈述。而在3世纪,同样阶级的多神教徒用在石棺的大理石雕刻堪称充满自信的华丽杰作。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惊人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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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49 这些都是小线索,但它们指向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基调。在进入教会时,有钱人很可能找到了一种反主流文化的社会位置,在晚期罗马社会体制的生硬现实中,稍稍向旁挪动了一些。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种处境的吸引力。一个基督教会就像一个墓葬群,能够构成“一种对脱离于不堪的生活现实的理想社会秩序的隐晦表达”[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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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51 在这个充满了竞争性和仪式化的时代,一个等级感没有被废除但被消音的地方有很可观的吸引力。同时,对殉道者的崇拜带来了象征性地表达异议的机会。与之相伴随的危险的兴奋感——在罗马先前的哲学性反主流文化中就存在——同样不能低估。在一个绝对主义的时代,基督教对殉道者的崇拜为创造一个与既存权力保持内在疏离的小区域提供了可能。尽管帝国的体系始终没有被直接地对抗,但这种权力被相对化了。它被仅仅视为一种“此世的权力”。殉道者为之牺牲的上帝,被认为有更高的权力。这样一种带有慰藉性的意识,瓦解了帝国权力原本拥有的压倒性力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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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53 但这样的教会面对着一些问题,其中很显著的一个是,基督教会绝非唯一为基督徒提供更舒适的社会关系的场所。如果教会(以一种反主流文化的方式)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大家庭,那么一个大家庭同样能够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教会。如果认为,在君士坦丁的时代,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个特定的基督教社团的一员,进而要服从那些比更富的会众社会地位更低的司铎和主教的管辖,那么,这一想法是在犯时代颠倒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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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55 书写一部晚期罗马帝国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关系的历史,涉及不为人知的第一步。平信徒必须在严格意义上成为平信徒——一个身在教会,同时属于教会的人群(laos)。他们必须在与神职人员休戚相关的特定建筑的围墙之内与神职人员发生关联。我们不能把这一步看作理所当然。晚近学者的作品——如肯贝里·鲍斯关于城镇和乡下家庭宗教的研究[77] 、凯特·库珀关于罗马贵族家庭的研究[78] ,以及克莱尔·索提奈尔关于阿奎利亚基督教社团性质的研究[79] ——指向的是有关这些教堂的别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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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57 原本看来清楚明了的4~6世纪的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关系的历史,在一种隐晦的、另类的基督教社团秩序中不再成立。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基督教,主教和神职人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小。在君士坦丁时代明亮的新黎明中,这种基督教作为一种顽固的另类并没有消失。在基督教会及其领袖被官方认可、主教权力随即得到加强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私人的基督教崇拜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从在有钱人的殿宇和庄园中聚集在私人教师周边的虔信团体,到设立在大地产深处的家族陵墓旁的小礼拜堂,这种基督教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在本书中,我们会注意到,直到6世纪末,有一种持久而低沉的对话存在于公共教会和各种更私人的、“非教会”的基督教形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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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59 “有趣的时代”:君士坦丁体制在西部世界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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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61 终结是可以预见的。在很多方面,君士坦丁的体制为基督教社团抵制了它们的富裕成员。君士坦丁鼓励神职人员向皇帝,而非向社会上的地方领袖寻求保护和时常惊人的捐献,但这是一个昂贵的体制,它要求帝国有足够的经费,皇帝有无穷的意愿,为其治下所有区域内的教会事务提供细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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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63 这种体制注定无法持久。363年,尤利安皇帝在波斯灾难性的失败之后,能够提供的资金变少了。帝国给教会的拨款被削减,教会在税收上的豁免也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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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65 帝国变弱了,也被切分了。[80] 西部帝国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是个抠门的军人。他把钱优先花在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帝国边境上。他真心致力于维持教会内部的共识,但他并不愿意花大力气强制实现这种共识,更不愿意把钱花在主教身上。[81] 这种做法让先前被君士坦丁的体制抑制的一群人——受到有钱庇护人支持的、好斗的宗派主义者——有了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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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67 有钱的庇护人和迄今为止低调的基督教社团之间权力平衡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声的过程。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线索加以把握。但是,在一系列基督教社团内部的尖锐的地方性冲突中,这种转移造成的结果变得很明显。这些冲突和一个神学宗派的胜利有关。我们今天把它称作“阿里乌斯派论争”。简短地说,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努力斡旋下,一项公认的单一信条曾得以达成。如今,围绕着这个信条实现的、帝国范围内的主教的共识受到了挑战。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支持的信条在其敌人看来沾染上了“阿里乌斯派”异端。这项指控本身是一种嘲弄,但它也是一种战斗口号,使主教们的新卫士能够作为正统教义的捍卫者和“阿里乌斯派”异端的高调反对者接管关键的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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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69 这些人是极端分子,他们以毫不妥协地忠诚于《尼西亚信经》——在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产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原初声明——而闻名,他们准备好要除掉由君士坦丁和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所设立的教会建制,他们视之为陈旧的和狂妄的专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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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71 尼西亚极端派担得起以这样一种专横的方式去除君士坦丁体制。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但他们以与有权有势者联系密切而著称。出于多种原因,我们会在随后的章节里关注其中三位。马丁曾在皇家卫队中服役,371年,马丁被选为图尔主教,尽管这有违行省的主教和他们那些非常本分得体的城市神职人员的意愿。事实上,马丁得到了有实力的地主们构成的人脉网络的支持。[83] 374年,安布罗斯以总督的身份直接成为米兰主教,支持他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第1章中遇到的、拥有传说中的巨额财富和全面影响力的罗马大亨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84] 383年,在遥远的西班牙,百基拉成了阿维拉主教,靠的仍然是有钱的狂热分子的支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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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73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极端分子的胜利不是完全的。尽管努力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正统教义,他们推行的其他方面的极端计划并没有那么成功。这些活跃分子在大城市中的出现所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波及拉丁西方世界的很多区域。对马丁、安布罗斯、百基拉上位之后的一代人来说,时代的部分剧本是:尽管这些极端分子奋力推行改革计划,没那么善辩的大多数拉丁基督徒并没有退缩,他们依旧在教会里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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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75 因此,这种局面导向了冲突和激烈的论辩。在百基拉的例子里,对他的晋升的反对,最终导致了若干地方主教集中针对百基拉和他的上等阶层支持者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责难。这些责难致使他被当作巫师处死。并非每一个新派主教都有这么戏剧性的结局,但他们都遭遇了很多无声的反对。马丁的修道主义让他被高卢地区庄园主贵族们视为英雄,但这种修道主义受到了很多高卢城市中更为本分得体的神职人员的长期厌恶和抵制。安布罗斯在他的作品中提出的模范神职人员的强势形象,就算是在米兰教区影响范围之内的很多城市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但这种领袖的出现,表明时代不同了。马丁、安布罗斯和百基拉这些人物浮出水面所引发的冲突,标志着“本分得体”作为拉丁教会主导特征的开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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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77 中国有一句诅咒是这么说的:“下辈子投个好胎吧!”在4世纪70年代之后,西部世界就进入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时代。对那些在被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所接受的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新的时代是令人震惊的。西罗马帝国的大多数人——多神教徒、犹太人,以及绝大多数基督徒——对像安布罗斯这样的领袖表现出的异常尖锐感到不适,同样难以适应的,是他们为支持自己的事业所能动用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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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79 但是,在逐时逐地地探索这个转变之前,我们必须退回来,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去考察有钱人在基督教会之外的生活中所习惯的赠予形态。之后,我们将考察在基督教会内部,赠予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试着描绘,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当有钱人发现自己被期望不仅在所在的城市还在基督教会中扮演赠予者的角色时,那种在创新和传承之间富有挑战性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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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81 [1] R. Syme,Ammianus and the Historia August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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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83 [2] 在数不胜数的研究中,我认为对君士坦丁的统治及可能动机最可靠的叙述是T. D. 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以及更新的研究Constantine:Dynasty,Religion,and Power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xford:Wiley-Blackwell,2011). R. Van Dam,The Roman Revolution of Constantin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它很恰当地处理了君士坦丁非宗教方面的用心程度和复杂性。同时参见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Constantine ,ed. N. Lensk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and T. D. Barnes,“Was There a Constantin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2 (2009):374-84。新的研究参见K. W. Wilkinson,“Palladas and the Age of Constantin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 s 99 (2009):36-60,以及同一作者的“Palladas and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Journal of RomanStudies 100 (2010):179-94。以上两篇重要的论文,如果接受其论证的话,可以看到它们把君士坦丁对东部省份多神教的冲击描绘得更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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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85 [3] 熟悉相关文献的读者会看到,对于君士坦丁在支持基督教信仰上的动机及其产生的影响,我倾向于“最小化”而非“最大化”的理解。对这个学术争论的总结参见E. D. Digeser,The Making of a Christian Empire:Lactantius and Rom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167-71。另外,P. Veyne,Quand notre monde est devenu chrétien (312-394) (Paris:Albin Michel,2007),最近被翻译成英文When Our World Became Christian,312-394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这本书表达了十分有力并带有鲜明矛盾性的观点,非常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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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87 [4] 对比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191和 R.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New York:A. Knopf,1987),26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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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1289 [5] K. M. Hopkins,“Christian Number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6 (1998):185-226. 关于君士坦丁之前的基督教的扩张,参见新的研究M.-F. Baslez,Comment notre monde est devenu chrétien (Tours:éditions CLD,2008),127-200,它是对Veyne,Quand notre monde est devenu chrétien,35-91,When Our World BecameChristian ,17-45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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