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21779
[75] C. Virlouvet，Tessera frumentaria：Les procédés de la distribution du blé public à Rome à la fin de la République et au début de l’Empire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de Rome 296 （Rome：Palais Farnèse，1995），243-62；D. Vera，“Giustiniano，Procopio e l’approvvigionamento di Costantantinopoli，” in Politica，retorica e simbolismo del primato：Roma e Costantinopoli （secoli IV-VII） ，ed. F. Elia （Catania：Spazio Libri，2004），9-44.
1701121780
1701121781
[76] G. Woolf，“Food，Poverty and Patronage：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pigraphy of the Roman Alimentary Schemes in Early Imperial Italy，”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58 （1990）：197-228 at p. 215；C. Virlouvet，La plèbe frumentaire dans les témoignages épigraphiques：Essai d’histoire sociale et administrative du peuple de Rome antique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41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2009），187-270.
1701121782
1701121783
[77]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 27.3.5，Rolfe，3：14-16，Hamilton，p. 335；新的研究参见Lizzi Testa，Senatori，popolo，papi ，77-85。
1701121784
1701121785
[78] Inglebert，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483.
1701121786
1701121787
1701121788
1701121789
1701121790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1701120084]
1701121791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4章 “天上的财宝”：基督教会中的财富
1701121792
1701121793
“因为民众并不叫嚷说穷人应该获得些什么”：赛会、民众和穷人
1701121794
1701121795
在重构4世纪晚期拉丁西方世界中基督教对财富和贫穷的态度时，我们常常发现自己置身于基督教布道词的世界里。这毫不奇怪。在开创性的研究《基督教与帝国修辞》中，阿芙利尔·卡麦隆把基督教布道文称作基督教社区生活中“隐匿的冰山”[1] 。一周复一周，一个社区接着一个社区，常规性的布道对基督教会来说就好像呼吸空气一般寻常。基督教作家的正式作品如今填满了我们图书馆里那么多的书架，但实际上，基督教布道文创造的口头论述就像巨大且在通常情况下十分隐蔽的大陆架，而我们图书馆里的作品不过是大陆架那偶尔露出海面形成岛屿的部分而已。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是这些布道者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根据计算，在他出任希波主教的三十五年时间里，他的布道应该至少有6000次。[2]
1701121796
1701121797
就像我们之后会看到的（第21章），奥古斯丁的布道广泛涉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在那些布道文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把针对城市的慷慨行为（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和基督教针对穷人的赠予两相并置。新近在爱尔福特主教教堂图书馆发现的一系列布道文表明，奥古斯丁有就这个主题开展全面布道运动的计划。布道运动包括面向他自己的教士们的宣讲会，教授他们如何最好地布道，以反对赛会，支持基督教慈善。那些支持赛会的有钱会众要被“声讨、谴责，并被要求改邪归正”[3] 。这些对慷慨的野性展示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范例激励基督徒做出豪迈的赠予：
1701121798
1701121799
这些例子能够用来敦促我们教会的懒惰成员行动起来，因为他们甚至不会掰下一块面包喂给（穷人之中）饥饿的基督，而那些在剧场上挥金如土的人，甚至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儿子一块面包。 [4]
1701121800
1701121801
这些布道发生在希波、迦太基和迈杰尔达河流域的小城中。身处拉丁西方世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的中心，也就是“对城市的爱”的传统被保持得最有活力的地方，奥古斯丁对城市公益现象迎面发起了挑战。
1701121802
1701121803
奥古斯丁在选择目标时很小心。在他的布道文中，批评从未触及维持罗马民众食物供给的著名的城市配给制度，尽管（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体系直白地揭示了旧世界针对公民的善行与新兴的基督教针对穷人的慈善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食品配给制是一项帝国事业。它是由最大的城市恩主皇帝奥古斯都赐予罗马人民的礼物。[5] 每一年，为罗马准备的城市食品配给，其征收和运输工作都使希波和迦太基的码头挤满了满载谷物和油的船只。城市供给制是4世纪非洲大量财富的秘密所在。[6] 但就是鉴于这个原因，罗马的城市食品配给制是碰不得的。
1701121804
1701121805
地方上的赛会就不一样了。在迦太基和其他地方，它们依旧被充满热情地操办着，这赤裸裸地体现了如此多的钱是以何种机制流向了奥古斯丁眼中错误的方向——远离穷人和教会的方向。每次举办的时候，赛会都清楚地表明，有钱人只听从城市“民众”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主教的：“他们充满厌恶地对待穷人，这是因为民众并不（在欢呼中）叫嚷说穷人应该获得些什么。”[7] 如奥古斯丁所见，和大约两个世纪前斯米拉德的马格里乌斯所在的时代相比，世界并没有发生改变：民众依旧是赛会的“主人”；民众不喜欢穷人。
1701121806
1701121807
因此，有必要对奥古斯丁的批评的原创性略做分析。在听众看来，他对赛会的许多批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赛会长期遭受批评，但并非仅仅来自基督徒，它们一直是高调的反文化的批评对象。哲学家们经常批评说，赛会存在感官刺激，蕴藏着暴力，促使资助者格外爱慕虚荣。[8]
1701121808
1701121809
只有奥古斯丁和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才从两种赠予相冲突的角度看待赛会，这是新现象；他们也从两种爱的冲突的角度看待赛会：“对城市的爱”和“对穷人的爱”互相竞争。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布道者们有意针对城市公益的神话。城市的恩主们用心经营这样一种自我意象：他们戏剧性的慷慨行为出自对城市的深爱。因此，赛会的赞助人可以被塑造成基督教布施者邪恶的复制品。对城市的爱和基督教慈善是一对孪生子，两者都被认为受到强烈的爱的驱使。就剧场本身来说，它并不像很多哲人抱怨的那样仅仅是残酷和堕落之地；它还是联结社会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剧场是一种“反教会”。用一位东部帝国的作家的话说，剧场在高光的场合召唤出的野性的热情和灼人的团结感，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撒旦的教会”。[9]
1701121810
1701121811
教会和竞技场：一场角力？
1701121812
1701121813
通过如此布道，奥古斯丁有意设计了两个世界在头脑中的冲突。他把城市和教会并置，将其描述成两种截然不同、看似无法并存的赠予方式。通过这么做，他和与他同时代、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帝国的其他区域布道的基督徒，创造了一种关于晚期罗马社会中教会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表征”。在这种“表征”中，教会与城市存在经常性竞争。
1701121814
1701121815
这种布道引出的生动对比常常误导学者。在论及晚期罗马城市的变化（以及整个帝国的变化）时，学者习惯于描述教会和城市之间为争夺对财富的控制而进行的直截了当的角力。用阿纳尔多·莫明利亚诺明快的语言来说：
1701121816
1701121817
原本用来修建剧场和水渠的钱，如今被用来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社会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修士和司铎的精神与物质条件更有利，而对帝国的古老制度更不利。 [10]
1701121818
1701121819
但我们需要一直铭记，在晚期罗马帝国中，实际生活的变化并不像基督教布道者们期望的那样迅速。教会和城市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被缚在一种零和争斗中，通过掏空有钱人的口袋而从中渔利，教会最终从斗争中胜出——这样一种观念因为两点而经不起推敲。
1701121820
1701121821
第一，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的都只是赛会的自我意象。但我们需要谨慎，不能把这种自我意象混同于它们的实践。对公民生活公开呈现方式的预期是，赛会应当非常昂贵。一位恩主被预期会为了他的城市而耗尽个人财产。但在现实中，这极少发生。赛会往往经过长期的预先筹备，操办时也精打细算，很少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地位的血的洗礼”[11] 。在有钱人的总体财务预算里，城市竞技活动的花销相对来说是个小头，最好的类比可能是18世纪英国议会候选人选举时的花费。除了少数例子，那些花销不会达到过分的程度。真正关键的是，候选人需要在选举时声称自己已经为了讨好选民而极尽其能事了（就像在晚期帝国的赛会中一样）。这是因为一场争夺激烈的选举（连同与之相关的所有闹哄哄的宴请和赤裸裸的贿赂）和罗马的赛会是类似的。两者都浓缩了社会意象的整体：英国自豪于自己是一个有“自由选举权”的国度——这种“自由选举权”需要拉票；晚期罗马城市自豪于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民”的聚集地——这些自由“人民”需要用娱乐招待。[12]
1701121822
1701121823
第二，我们越是深入研究全帝国有钱的基督徒的行为（例如我们从博尔塞纳的圣克里斯汀地下墓穴的墓碑上窥见的），越是会意识到他们中很少有人把教会中的施舍和对城市的慈善看成决然对立的，即便教士阶层坚持这种看法。毫无疑问，很多有钱人两样都做。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奥古斯丁时代的非洲宗教会议，谴责了安排赛会的主教之子。作为市议员阶层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对城市慈善的义务和兴趣。[13] 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城市中扮演的公共角色与自己的基督教虔信之间存在什么不协调。他们对教士阶层呈现给他们的“二选一”毫无感觉。这个选择题与他们合乎赠予者阶层成员这一身份的实际生活没什么关系。
1701121824
1701121825
“在人眼中他们可能没价值，但在上帝眼中他们有”：穷人和社会边界
1701121826
1701121827
总而言之，基督教在晚期西罗马世界的崛起，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施舍取代城市公益。与公共赠予的受益人从市民变成穷人这种直白的替换相比，我们面对的变革要更为深远。穷人作为一个负载了重要意义的关注对象，其出现涉及一场想象的革命。让我们花点儿时间，对这里面可能涉及的方面加以考察。
1701121828
[
上一页 ]
[ :1.7011217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