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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研究时对基督教对晚期罗马社会的影响有相当清楚的意识，但很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基督教归根结底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佛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进入中华帝国这一有些淡漠的世界（在5～7世纪）类似，基督教也是一种“对不可通约性充满渴望”[14] 的宗教。基督徒需要在与其信仰的巨大精神抱负相称的尺度上，创造其自身的社会意象。他们倾向于通过在社会中放置一系列鲜明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标记”来实现这一点。这些标记的功能就好比起床铃声。他们会一并挑战信徒和非信徒，让他们意识到基督教信息所打开的、宽广得无法想象的、通向人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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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那些声音最响亮的基督教鼓吹者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性状况的极端处境上。和基督教扩展到穷人的布道洪流同时出现的，是对禁绝性欲的各种形式的急速抬升，包括守贞、退隐修道院，甚至还有对特定群体中教士的独身要求。这并非巧合。阐述这两个主题的，往往是同一批作者，比如哲罗姆，他把对藏在贵族宅邸深处的贞女的颇具张力的勾勒，[15] 与对元老身份的基督徒式的赞扬——他们穿过成堆的乞丐，在走向元老院时向他们施舍，并在自己建立的收容所里为穷人的伤口擦药——结合在了一起。[16] 向穷人的扩展与对守贞和独身的采纳，均被当作逆着人性的正常取向而行，两者都带着一种出格的英雄主义色彩，展示了基督教超自然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能够激励基督徒去做像禁绝性欲和爱穷人这种非凡的事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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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赠予穷人倾向于被呈现为一种最纯粹，也最有挑战性的利他活动。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种利他主义想象的影响力。晚期罗马社会（就像其他任何古代社会一样）的世界，在各个层面上依靠高密度的互惠性礼物网络得以聚合在一起。互惠性礼物的范围，从邻里、协会内部友好的互相服务，到城市里的恩主与他们的“民众”的欢快对话，而通过这种对话，公民的欢愉这项礼物会旋即得到荣耀和欢呼作为回报。这个世界看上去遵循着铁打不变的互惠法则，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梦到对乞丐施舍被认为是一种噩运，这种梦境预兆了死亡：“因为死亡就像一个乞丐，只接受却丝毫不给予回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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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基督教作家和布道者附着在终极的、非互惠的礼物——给穷人的礼物——之上的那种刺激感。用拉克唐修写于君士坦丁统治初年的、富有挑战性的话说，这种赠予表明：“唯一真正的、确实的义务就是去供养那些贫困的和无用的人……必须丝毫不去期待回报……在人眼中他们可能没价值，但在上帝眼中他们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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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很多基督教作家所呈现的针对穷人的慈善，与20世纪50年代存在主义作家所呈现的“慷慨”很相似。这几乎是关于潜在的无边界性的骇人宣言，但这同样是一种想象性的征服行为。把如此无用的人认作基督教共同体的一部分，无异于以基督之名宣称对整个社会的权利，直到它的尽头——那最黑暗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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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对穷人戏剧化的态度，在基督徒中间制造了一种想象的困境。在出色的研究《古代晚期意大利史料中穷人的形象》中，克里斯特尔·弗洛伊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困境。正如弗洛伊所指出的，在基督教布道中，穷人的形象令人炫目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穷人要么被当作“他者”，要么被当作“兄弟”。穷人究竟是“他者”（被看成活在基督徒认为应该冲破常识去到达的社会的最边缘，就像拉克唐修的作家暗示的那样）还是“兄弟”（被看成邻人和同为教会成员的伙伴）？基督教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根据穷人形象位于的不同的想象极点而变化的。[20] 让我们在4、5世纪的基督教布道者和作家那里跟踪这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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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可能并非有意为之，基督教布道也要为晚期罗马社会中穷人形象的恶化负责。穷人常常被看作极端人性状况的代表，是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被责罚到社会外缘的人。全罗马的基督教会都被他们的布道者督促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人身上。借用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讨论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穷人形象时的精当表达来说，这种布道的想象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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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一种制造穷人的认识效果：先是制造出一种最独特、最戏剧化的最底层人群形象，再将之强加于较低阶层整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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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基督教作家们积极地推动了这种“制造穷人”的趋势。404年或405年前后，诗人普鲁登修斯在书写3世纪的殉道士圣劳伦斯时，借机勾画了一幅罗马穷人的形象，其怪诞程度不亚于一幅巴洛克风格的绘画。据说，作为罗马教会的助祭（负责财政事务），劳伦斯告诉迫害他的罗马大区长官，他会把传说中的基督教会的财富交给后者。他自然是这么做了：他把罗马的穷人都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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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跑遍全城，把残弱之人和所有讨要施舍的乞丐都聚在一起……那边是一个双眼全无的人，用一根棍子为自己不分东西的和蹒跚的脚步引路；一个膝盖破损的瘸子；一个独腿的人……这边是一个四肢都长满脓疮的人……他从所有的公共广场把这些人搜罗出来，他们之前就常被聚在一起，接受教会母亲的喂养……这个穷人团队挤在一起，构成一幅破烂不堪的景象。他们用讨要救济的叫喊向大区长官问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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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场景里，普鲁登修斯把与他同时代的主教们的主张表达得十分清晰。[23] 教会财富的存在，只是为了照顾这种悲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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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顽固的社会形象。在我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的贫穷和领导权》中，我注意到了这种有关穷人的戏剧化表征的展开方式。[24] 直截了当地说，基督教作家的“制造穷人”修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至今依然纠缠着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史书写的“二元管状视野”[25] 。由于深受基督教布道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晚期罗马社会被不可挽回地割裂成了穷富两大集团，而穷人永远生活在一种可悲的贫瘠状态之中。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晚期罗马社会结构的粗糙形象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罗马世界中的中间阶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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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论断，我现在还想补充的是，基督教布道所投射的管状视野不单单有制造穷人的效果，它也“制造富人”，它倾向于把所有富人集团的成员都表现成一样的极端富有。元老院阶级内部以及城市精英内部在财富上的巨大差异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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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基督教布道的逻辑是鼓励富人对穷人施以援手，从而把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连接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能够被看作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无所不包。不单单是教会扩展到了社会的最边缘——在公共空间聚集的招霉运的乞丐群；通过有钱人的慈善举措，基督教被认为从恢宏的宫殿直接向下通达乞丐的茅舍。顶端和底层——巨富和赤贫——两者直接面对面，一切处在中间的社会媒介都被隐去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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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想象的巨富和想象的赤贫之间不需要中介，就使罗马社会悠久的批判传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染上一种更为极端的语气。如我们所见，先前的批判富人的传统一般来自富人自己监督他们的富人伙伴的行为。真正关键的区分落在“好”富人和“坏”富人之间——实际上也就是在你那样的富人和其他富人之间。区分并不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当安布罗斯在米兰布道时（374～397年，尤其是在4世纪80年代），他不只抨击了坏富人的生活方式，他是作为被压迫的穷人的代言人说话的。如果富人头一次被敦促去做他们兄弟的管理人，那他们也就可以因为成了他们兄弟的压迫者而被问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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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正义，而是呼号”：古以色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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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4世纪末，像安布罗斯这样的布道者的介入，表明穷人不能仅仅被说成“他者”——作为基督徒应该跨越穷富理念的鸿沟对之施以援手的乞丐；他们还是“兄弟”，是能够要求正义和保护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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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去看待穷人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他们吸收了非古典社会的精神资源，而这种精神资源缓慢但稳步地成了想象世界的一部分。在希伯来《圣经》中（在西部帝国中，不同区域读到的拉丁文译本并不相同），在《诗篇》的祈祷中，在先知们的责难中，在以色列王国生动的历史事件中，富人和穷人被呈现为彼此直接面对面。然而，在《旧约》的经文中，穷人并不是作为讨要救济的乞丐来面对富人。相反，根据古代近东社会的习俗，穷人能在有权势的人面前寻求正义。他们称自己是“穷人”，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刻意抛开其社会优势，把自己呈现为一种无助的、需要正义和保护的人。他们向有权势的人发起挑战，要求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他们是以原告而非乞丐的身份前来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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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穷人的呼号是对正义的呼号。呼号的人是自由身份的男女，通常属于小康阶层，有些甚至家资颇丰。这是受害者的呼号。但他们并非受害于贫困，而是受害于更有权势的人家施加给他们的暴力和压迫。[28] 正是这种祈求和正义的关系，印证了希伯来语里的谐音：“呼号”（ze‘aqah）被期待由“公义”（zedaqah）来满足。“公义”通过有权势的人赐给穷人的正义行动来实现。这个词在后来才逐渐有了“富人给穷人的救济”这层意思。这个“优美的词语并置”逃不过哲罗姆的慧眼。在408～410年，他注释了先知以赛亚的经典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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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寻求正义，看见的却是杀戮；寻求公义，却只听到呼号。 [29] （《以赛亚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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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到6世纪，基督教共同体对希伯来《圣经》语言和历史的吸收，缓慢但稳步地给基督教有关贫穷的话语添加了一种更粗暴、更坚定的肌理。穷人不单单是他者——一类在社会边缘战栗、祈求着富人的拯救的受造物。和以色列的穷人一样，他们也是兄弟。和其他所有“上帝之民”的成员一样，面对压迫者，他们有向正义“呼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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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帮手”：从“教会的穷人”到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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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旧约》独特的基督教解读。它的重要性的凸显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一在5世纪和6世纪得以确立，它即表明，基督教在晚期罗马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布道者依旧为胜过竞技场而努力，然而，要确保基督教在5世纪的城市里赢得最终胜利，最重要的却是对基督教意义上的穷人（源自《旧约》）的重新界定。穷人不仅是乞丐，还是寻求正义和保护的人——对这种观点的采纳反映了一种发生在基督教共同体内部的越来越强的压力，它要求基督教投身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发挥与面向贫困者的慈善相比更宽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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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文本时，我们必须始终记得克里斯特尔·弗洛伊所注意到的关于穷人形象的双向运动。穷人的形象被急剧贬低，因为基督教的同情心聚焦在对“贫穷无用之人”施以援手上，它因而需要这种形象。然而，这种下行的对贫困者的关注，受到了关于穷人的观念的上行滑动的抗衡。这种上行滑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旧约》的语言有关。在古以色列，“穷人”从来不是指“贫穷无用之人”，他们反倒很像罗马的平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富人相比是脆弱的，但绝不是乞丐；他们属于社会的传统核心，而非边缘；他们是拥有权利的人，能够为权利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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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很多城市的民众就意识到，以色列的穷人更像他们自己，而非基督教布道词里凄惨的穷人。从希伯来《圣经》中借来的语言给古代晚期城市的普通居民提供了一种向有权势的人施压的新方式。这套语言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代言人，即基督教的主教和教士们。通过宣称自己是古以色列先知的现代化身，像安布罗斯这样的基督教主教能够让权贵们注意到要求正义的“穷人的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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