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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行的滑动（在5世纪开始愈加明显起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在本书中我们会逐代、逐地区地考察这些后果。这种现象反映了基督教群体的社会结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基督教的韧性来自它在城市中间和较低阶级中的坚固基础。贯穿4世纪和5世纪，这个中间阶级依旧是基督教会结实的主心骨。很多神职人员也来自城市社会的这个阶层。因此，教会的成功不能像基督教布道者鼓吹的那样，仅仅用教会向非常贫困的人的延伸这一点来解释，它同样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有钱的城市恩主在赠予方面的转化。最好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地位较低的市民通过自觉担当以色列穷人的角色而向教会靠拢的结果。和以色列穷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压迫和贫瘠发出呼号，并转向他们的宗教领袖寻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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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基督教的主教们地位日隆，既非通过对极度贫穷者的育养，也非通过说服非常有钱的人把他们的慷慨行为从竞技场转向教会，而是通过赢得中间阶级。这个转变发生在公民体的成员开始把自己看成“以色列穷人”的化身之时。他们不把自己呈现为“他者”——例如乞丐，而是呈现为“兄弟”。在5世纪，他们进入基督教会时，也带进了一种犀利的资格意识。他们在要求主教的关照时，保持了之前作为城市的人民从城市恩主那里要求慷慨之举时表现出的那种恒心。这样一种主教和整个城市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出现得很缓慢。第一个清楚表达了这种观念的，大概是安布罗斯，那是在4世纪80年代的米兰。但等到6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结果已经变得明朗了。530年前后，在坎帕尼亚地区（今阿韦利诺）一位主教的石棺上，他被赞美履行了双重职责。他是一个施舍人——“穷苦人不变的慰藉之源”，同时也是一位“公民的帮手”。[30] 一旦主教开始承担这种双重角色，城市很快就要属于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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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城市：延续还是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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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们会在全书中不断探寻的这个长时段的演进，我们很容易觉得，即使基督教布道者提出了所有那些尖锐的对立，西部帝国的城市在4世纪和5世纪也没改变多少。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基督教的最终上位是因为教会成了公民生活的可行的替代。普遍的说法是：主教和教士替代了市议会；恩主的慷慨之举被从竞技场转向了教会；基督教仪礼和殉道者节日的戏剧替代了广场和剧院的神话；联系着公民身份的城市特权意识在主教对穷人的关照这个宽泛的标签下获得了新生。我们很容易觉得，越是改变，就越还是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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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错。“越是改变，就越还是它本身”被证明是一个合理的格言。罗马制度和罗马精英的行为方式，在4世纪到6世纪的基督教会中有多方面的延续。对这些延续的清醒的尊重，启发了一些关于拉丁基督教兴起的最为出色的现代研究。然而，有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这个格言不再被用作一种阐释工具，而是变成了一句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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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险需要抵制，因为这样一种取向——只强调基督教会在晚期罗马社会的出现过程中具有延续性的一面——有一种隐含的目的论。这种取向的背后存在这样的预设，即从古典的过去中继承的传统和价值注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以存留，以及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化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更深层次上的世界观和社会结构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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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持保留态度的学者表示，基督教不过是给本质上延续的历史添加了一些浮于表面的变化。主教或许是上了位，但日常秩序还是照旧；神职人员只是接过了地方权贵的职责和立场，声称更换了他们的宗教，实则却延续了他们的社会习俗，直到中古早期也鲜有断裂。这么来看，对“基督教带来了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答案应当直截了当：“鲜有什么不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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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学者则更怀虔敬之心，不管这种虔敬之心是针对基督教会还是古典罗马。他们表示，基督教确实改变了罗马世界。不过，他们坚持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转变，其间没有大的断裂。基督教自我认同于罗马文明的价值，进而保证了很大一部分罗马的尊严在中古早期的大公教会得以存续，即便是以“经过洗礼”的新形态。这就是说，基督教“取代”了罗马。我们所处理的，是“在一个逐渐被新的信仰征服的社会里，从过去继承的传统和价值的悠久存续”[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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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出于对延续性的强调，以上两种取向都坚称我们并不是在面对一个社会的残酷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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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让人舒服的叙事。这种叙事所倚赖的，是肯贝里·鲍斯在其近著《古代晚期的私人崇拜、公共价值和宗教变迁》中尖锐地称之为“互换式交易”的变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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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化的叙事一般来说倾向于把社会变迁表达为……一种互换式交易；描述元老院成员如何用他们的执政官长袍换来主教的法冠（miter）；市政官僚如何从修建环形剧场和浴场，转为承建教堂和救济所……单纯地相信一种实践、事务或社会角色被交换成了另一种，背后的预设是一种不加明言的目的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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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目的论会给人误导。它让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像是一种几乎被预定了的融合，这种融合发生在基督教的实践与早先非基督教世界的习俗之间。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被框定在这种理解方式下的关于罗马社会基督教化的叙述，无法恰当地处理那些伴随着基督教在晚期帝国的兴起而出现的崭新元素。我们现在需要转而去关注的就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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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尘世的礼物买下了天堂”：“天上的财宝”和礼物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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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个部分，我总结了那些主张非基督教的制度（例如城市公益）和基督教会的发展在其心态和实践上存在延续的学者的观点。我这么做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这些观点，它们讲出了不少真理。然而，我们需要对这些观点进行补充。这是因为基督教赠予的某些特定方面代表了某种新意，这不单单体现在所宣称的赠予对象上（向穷人赠予），还体现在赠予者的动机上，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对基督教礼物的超自然效应的强调上。我们处理的这个宗教赠予体系所在的宗教共同体有独属于自己的形象，它不可能轻率地从在非基督教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赠予形式中“互换”而来。一些崭新的东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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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绝不能低估基督教关于财富的常识在已然生根发芽后获得的缓慢但稳步的发展。属于370年之后一代的主教、布道者和捐赠者并没有步入一个想象的和仪式的真空，一个只能靠他们的罗马习俗来填充的真空。事实远非如此。他们参与进了一个因袭而来的、有关虔诚赠予的基督教观念的集合体，其中的很多成分是和同时代的犹太教共享的。观念集合体的框架则可以上溯近千年（跨越整部《旧约》写作的时期），上达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的希腊化时期的智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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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进入基督教共同体的富人呼吸到了相当新鲜的空气。关于礼物发挥效用的观念本身存在差异。无论如何，发生在基督教会里的赠予意味着打开了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任何基督教的礼物，无论大小，都以一种让人发晕的不相称感被认为会在彼岸的世界里被立即不成比例地放大。它变成了“天上的财宝”。这是布道者们持续从年轻的富人的故事里得出的结论。在这个故事里，基督对年轻的富人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19：21，以及《马可福音》10：21和《路加福音》18：22）他也向他的门徒重复这个训诫：“要变卖你们的家产去周济穷人，要为自己……在天上积攒取之不尽的财宝。”（《路加福音》12：33，参见《马太福音》19：24）属于各个阶级、拥有不同文化程度的晚期罗马基督徒，都严肃对待耶稣的这个教诲。这些话似乎暗示了天上和地下的联结，而一个非基督徒一定会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一个小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在5世纪中期，著名主教阿尔勒的希拉里葬于一副二次利用的古典石棺内，石棺上有一处铭文，部分铭文是全然传统的：希拉里“留下了肉身的外壳，飞向了星辰”。这也完全适用于任何多神教徒。然而，铭文接下来说，希拉里还带着他的财富前往天上。铭文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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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尘世的礼物买下了天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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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被轻视的财富竟以某种方式跟随着缥缈的灵魂上达星辰。此等观念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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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堂和尘世财富的连接这一崭新的观点，我们有必要稍加停留。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事实上，它给现代学者造成了微妙的尴尬。“财宝”这个词可不会出现在任何现代基督教会的词典里！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个时候基督教会的经济崛起，我们就不能有任何一个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督徒都不会有的道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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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犹疑的原因深植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约翰·帕里在讨论礼物赠予和金钱交换的关系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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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关系日益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区分开来时，那些适合各自不同关系的交换在象征和意识形态上也更趋于分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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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创造了两个截然分离的领域——一个买卖的世界和一个宗教活动的世界。把前一个领域的语言——如商业和财宝——和宗教领域连在一起，会让我们觉得吃惊，像是把两个无法相容的东西放在一起，这几乎像低俗笑话一样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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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完全不接受这种现代的限制。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处理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商业和宗教。在这两个领域中，一个领域的气息被认为极端不适合另一个领域。相反，他们想的是两个不同的交换轨道。[36] 纯粹尘世的礼物就好像是在一个高速回路上运动。用钱换来帮助。门客和庇护人交换恩典和拥护。城市恩主辉煌的礼物旋即就能迎来赞扬的欢呼声作为回报。所有这些交换都在此世。城市的恩主们在广场竖满了自己的雕塑，但他们追求的身后之名也是在活人的“新鲜空气”[37] 里流传的。他们希望自己的荣耀永存于世，但从没想过他们的礼物能随着他们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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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彼岸世界的礼物就不一样了。它们被认为进入了一个如此遥远的轨道，与人类的时间如此隔离，以至于留下了被不可通约的思绪萦绕的想象空间。尘世中的礼物和它可能带往那超越星辰的世界的东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不应该用现代人死板的眼光，来看待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在赠予时期待回报这件事。向上帝或是多神教诸神献上礼物总有对好处的预期。对研究晚期罗马帝国想象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宗教赠予模式的建构，这种模式不同于传统多神教的祭祀牺牲和还愿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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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基于一种形象性张力，它来自对两个彼此不可通约的领域的连接。基督教的礼物把尘世和天堂连在了一起。这是通过将交换、商业和财宝这些世俗语言（在短距离的、快速运转的世界中的）大胆地延伸到不可想象的天上的世界来实现的。已有学者正确地指出，鲜有其他文学像晚期罗马的基督教文学那样，如此大规模地使用金钱和借自商业活动的意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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