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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些深植于基督教通过共享经书从犹太教那里获得的过去。自前6世纪起，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货币干预和大规模共同市场的建立带来了商业的扩张，进而影响了犹太教关于宗教赠予的观念。商业语汇构成的隐喻传递了一种关于无限可能的意识，以及一种瞬间产生变化的能力。罪孽被看成欠债，而上帝的怜悯能让欠债一夜消除。赠予穷人的礼物可以看作向上帝的借贷，而上帝会回报以难以想象的利息。总而言之，现代人初看上去会认为，粗鄙异常的宗教想象的商业化会在那时候受到欢迎，原因恰恰在于它把人和上帝的关系与一种无限的意识融合在了一起。这种无限的意识应和着伴随货币化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可能性视野的惊人扩张。易变性、看似无限的利润机遇，连同这种经济形态的辉煌前景，都被借来作为贴切的表意符号，指涉上帝不可测度的怜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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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语言，同智慧文学一起，被犹太人和基督徒共享。基督的语录和寓言更添加了另一层维度。它们还强调，在人间不起眼的行动与其在彼岸世界难以想象的回响之间存在着令人眩晕的鸿沟。基督教布道者和作家们从基督的话里发展出了一整套颠倒大小的美学。他们强调了基督对那个向神庙的奉献箱投进她的小钱的寡妇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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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地告诉你们：这位穷寡妇所投入奉献箱的，比所有人投的更多。因为他们（其他人）是从自己的富余中拿出来投进去；而这位寡妇是从自己的缺乏中拿出来的。（《马可福音》12：43-44；《路加福音》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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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复提到基督许诺那些给穷人和他漂泊的门徒“（哪怕）一杯凉水”（《马太福音》10：42）的人会进天堂。施舍给乞丐的铜币和基本吃穿的礼物，与一种截然相对的观念——在天堂里，有超大的奖励在等候这些小小的施舍——对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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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精细的隐喻。它们把基督教赠予的例行实践和一种喜剧感融合在了一起。在奥古斯丁的希波，普通的捐款箱被称作“驷马车”。它被看成一辆四匹马驾驶的战车，轻轻摇荡，带着信徒的施舍品越过星辰进入天堂（就像先知以利亚本人曾经做的那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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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唯一一种在基督教圈子里流通的赠予观念，但它很快就广为传布。这或许是因为这种观念尤其适用于一个社会来源多样化的宗教共同体。首先，它夷平了赠予者的等级区分。把财宝放在天堂成全了普通的施予者。因为礼物的报偿被认为与礼物本身完全不成比例。英雄色彩的赠予不再被认为由真正的有钱人垄断。每份礼物，无论多小，都会把天堂和尘世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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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予的权利没有变成一项竞争性事业。家族间的激烈敌对曾刺激恩主们争相向他们的城市赠予财产。[41] 在上层元老院等级中，这一点能够看得更清楚。在4世纪，为罗马城的主要赛会筹资变成了一种财务的相扑。罗马贵族——深厚家底的拥有者——炫耀他们的巨额收入，以及他们准备用来支付家族性赛会的大宗金额，目的在于把新晋上位的元老院成员——通常有官僚背景——挤到镁光灯之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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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赠予与此不同。正如我们所见，有钱阶级的成员常常把他们去的教堂当作一个社会的都市绿肺。他们珍视教会里等级感的削弱和竞争节奏的放缓。他们发现，在教会里，只要他们频繁赠予，他们就不需要一次性赠予很多。每份礼物的背后都有着天堂的荣耀，这一观念让有钱的基督徒能够以一种轻得多的负担做定期奉献。通过在基督教会中的赠予，他们怀着无限回报的期待，参与了一种共同的宗教投资。因为在这种公共投资中，单个礼物的价值被放大了。上百份虔敬奉献的分量，为人们的慷慨之举提供了动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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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370～400年的拉丁西方帝国里出现在基督教中的双重面相。在一个懂得赠予的意义的社会中，一项新制度的地位愈加突出。上等阶级向来看重出资赞助一项备受推崇的公共事业那令人兴奋的“竞逐”。城市公益就是这中间最惹眼，也最能确保受到欢呼的一项。如今，在相对晚近出现的基督教会中，大把的赠予契机也出现了。不过，之前的赠予传统是高度个人化的，这些传统又是如何对一个一直以来都以擅长集体行动而闻名的群体发挥作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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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着实是个困境。理想情况下，赠予对全体基督徒开放，但这只是个神话。这很像一个19世纪的神奇故事的4世纪版本：曼哈顿的圣帕特里克大公教主教教堂号称是靠“爱尔兰家庭女仆的便士”建造的（事实上，圣帕特里克的最初工程靠的是主教对100名社会头面人物的游说，结果是每个人捐了1000美元）。[44] 此外，被研究现代宗教的社会学家称为“偏斜系数”的东西，看上去是宗教赠予中不变的规律：宗教共同体百分之八十的资金，往往是由支持它的百分之二十的会众贡献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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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晚期罗马帝国的情境里，动员了百分之二十的信徒的赠予偏斜系数是很不寻常的现象。它一定触及了共同体中一个庞大且多元的部分，其来源在精英阶层以下。在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教堂的镶嵌画地板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社会多样性在发挥作用。这时候的基督教会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把一个社会分隔程度如此高的赠予者群体成功捏合在了一起。这项成就的基础是，（有钱的基督徒带来的）新财富与早就习惯于参与集体项目的低调的宗教群体之间的创造性协同。尤为重要的是，驱策这个群体的成员的礼物观念不看重单个奉献的大小，这是因为每一份礼物都打开了一条从尘世直接通向天堂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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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只须放眼4世纪的教堂建筑就能看到，富有的捐赠者留下了遍布这些教堂的个人印记。不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与之相距遥远的高卢北部地区，很多基督教方形教堂都带有建造者的名字，其中很多是有钱的平信徒。[46] 名字被刻得到处都是。在圣亚历山大的圣地（位于邻近罗马的诺曼塔那大道），平信徒捐赠者的名字被刻在环绕坟墓的围栏上，以及支撑坟墓华盖的支柱底座上，这些名字挤压着地方主教的名字。[47] 从这些名字中，我们看到的是由对城市的爱所驱动的新一代恩主的产物。但这些恩主已经在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共同体里找到了归属感。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祭坛的支柱和方形教堂的路面上，它们不再见于广场雕像底座上的铭文。如今，这些礼物被认为赢得了遥远天上的喝彩，而不仅仅只是地上民众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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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同晶现象：转折时代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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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公益与教会中的虔诚赠予的对比，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似乎很清晰了。但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这种对比还没有那么清晰。这是因为礼物本身有多重含义。其中一些可以被看作古代传统的伟大的庇护行为；另一些则可被看成是为了消罪、感谢上帝，或是打开通向天堂的道路。“天上的财宝”这个观念，尽管之后被证明具有枢纽意义，却并不是唯一一个引导基督教慷慨行为的观念。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一项关于礼物赠予的晚近研究提醒我们注意的，礼物“不是给定的确定实体，而是处在竞争中的建构”[48] 。它们并不总是带着毫不含糊的标签。礼物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以及赠予者本人加诸其上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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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4世纪晚期这样的转折时代，这些“处在竞争中的建构”可以非常多样。并非所有的基督徒在做出赠予时都出于同样的理由。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明确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赠予，对很多人来说，施舍给穷人只是一个好习惯而已，它和传统人道主义行为的其他更多形态很容易混在一起。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长期以来都在实践这些人道主义行为。宗教赠予传播很广，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总是携带着布道者和基督教护教士们希望加诸其上的那种厚重的意义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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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我们在书页上和基督教主教的布道文里无法遇上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是在他们的墓碑上与他们相遇的。他们中有一个人名叫卡里西姆斯，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最亲爱的人”。他在4世纪的某时葬在撒丁岛西海岸的塔洛斯。我们对他的了解来自立在他坟旁一张小桌上的铭文。他的朋友和穷人为纪念他，在那张桌前进餐。铭文毫不困难地把很多世界合并在一起。卡里西姆斯被赞誉说“乐于资助朋友，他（也）遵守了有关（关照）穷人的戒律”。在铭文之下是一幅竞技场赛马的图案。小马正在欢快地奔跑，臀上烙着“XP”的耶稣基督文字图案，马的侧面是一棵象征胜利的棕榈。那些为卡里西姆斯树碑的人很显然选择了这个古代神话里与赛马场有关的形象，以突出他们的朋友战胜了死亡，以及卡里西姆斯平凡的基业为他们和穷人带来的欢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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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聚在卡里西姆斯桌旁的人里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由基督教领袖加诸宗教赠予实践上的、日益清晰且雄心勃勃的建构会引出中世纪。然而，中世纪最终还是来临了。本书的很大篇幅将会谈到，以卡里西姆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忠厚虔敬为代表的那些低调、向多重建构开放的实践，是如何在时光中受到打磨的。当我们从4世纪进入5世纪和6世纪，这些实践将获得愈加清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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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将要逐章看到的，这些清晰的意义不是立刻同时出现的，也不仅仅来源于那些教会领袖的设想。就像鹅卵石在大河的涡流里慢慢被打磨得更平滑，形状更有规则，那些附加在基督教赠予上的建构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基督教会内部不同集团间不断互动（常常还是有摩擦的）的结果——在教士和平信徒之间，在禁欲者和有家室者之间，在贵族、中产和民众之间。大公教的中世纪所继承的基督教赠予理念，看起来轮廓清晰；但它的背后，是350～550年这段不平静的岁月里整部拉丁基督教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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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研究4世纪时，我们需要暂时忘掉基督教赠予习俗的后果。在当时，基督教赠予还摇摆在新旧世界之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处境类似于接受了严格儒家训练的中国官吏面对佛教在他们之中兴起时的处境。他们恼火地发现，佛教宗教实践的兴起意味着事情不再像看上去的那样了。一位明代的官吏报告说，他所在省的佛教徒修造桥梁的热情高涨。这是一项任何中国君子一定会认可的公共事业。但这位官员发现，佛教徒在修造桥梁时抱着完全错误的动机。他们行事所依的信仰是，通过为修造这样一座桥梁做出贡献，他们能在另一种存在中获得个人功德。一种看似为公的行为（在中国悠久的公共慈善的传统里完全可以理解）实则是受一种拯救私己的需要驱动。这位官员感到震惊：“不恰当地混为一谈，他们只关心业报，只因此而（公共）行善……这完全有悖行善的精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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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罗马帝国史充满了类似的惊异。在写到晚期罗马帝国文明政体（在总论晚期罗马文明）的性质时，伟大的古代晚期历史学家亨利-伊雷纳·马鲁曾借助一个来自晶体学领域的意象。一些晶体经历了被称作假同晶的现象：它们的外表没变，但支撑外表的内部结构已经完全变了。[51]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基督教在这样的世界中的发展：这个世界的内部结构在迅速发生变化，但很多特征的出现造成了外表不变的印象——仿佛依旧延续了传统以及植根于古代世界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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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370年前后，这个故事还有待在未来完成，而这个未来对当时的任何人都是未知的。但先前低调的基督教，马上就会接受有钱人的大量涌入。一种经济系统和社会结构——其荣衰周期的属性促进了有钱人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戏剧性——似乎已经稳固就位，却在5世纪上半叶遭受了严酷的坠落。凝聚着古代城市对秩序的追求的各色城市花费，依旧吸引着富有的捐赠者。为理解这一社会图景和在当时依旧敞开的选项的多样性，我们需要从拜访罗马及其周边地区开始，而它们倒映在了一位多神教徒元老院成员的生平中，他希望自己首先作为一名强烈热爱他的城市的旧派人物而闻名于世。他就是贵族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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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Cameron，Christianity and the Rhetoric of Empire：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iscours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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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此书中A. Mandouze的计算：Saint Augustin：L’aventure de la raison et de la grâce （Paris：Études Augustiniennes，1968），6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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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ugustine，Erfurt Sermon 4.6，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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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gustine，Erfurt Sermon 4.6，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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