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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贵族身份作为一种社会疆界的观念也主导着他们的婚姻安排。贵族们能够根据他们家族的利益来决定，是将非贵族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还是允许他们进入。贵族们可以和下层通婚，这样就可以吸收积极上进的行省家族的新财富，他们也可以和上层通婚，与皇室成员成婚，[9] 但通常他们只是谨慎地互相联姻。和近代以及现代的欧洲贵族不同，罗马人并不是依靠长子继承制或限定继承制来累积财富的，他们世世代代维持财富的方式是精心计划的通婚，联姻是他们庞大财富的秘诀。在诸如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等人看来，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担任官职期间的敛财，但这样的收入并不是常有的，真正关键的是贵族小圈子内部远亲之间的联姻所凝聚的财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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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罗马城贵族的财富与其他家族的财富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是因为和君士坦丁合作而刚刚致富的暴发户；相反，他们是更早之前的暴发户。4世纪罗马城中的许多家族最初的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一位和君士坦丁完全同样冷酷的领袖——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塞维鲁一样来自非洲。他们平安地度过了3世纪的危机，到了350年，他们稳固地盘踞在非洲、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11] 他们代表着世家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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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人所值得一提的绝不只是财富，他们是贵族。要被看成“贵族”，他们就必须展现出相应的罗马式的贵族范儿。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就需要担任公职。不过与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文化不同的是，公职并不是他们的内部圈子能够提供的，官职必须由皇帝来任命。通过授予总督、大区长官、执政官等官职，宫廷能够最终触及贵族们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说白了，贵族需要一个官职（即使任期很短）来使他的贵族身份圆满。因此，罗马城中的贵族并不像他们所希望表现出的那样独立自主，他们既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体制，也依赖于较低级的行省贵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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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贵族在年轻时最初担任的是行省总督的职位，这种职位中最具名望的是非洲行省总督。在担任过这些较低级别的官职之后，到了中年，他可能会成为罗马大区长官，而一位贵族的最高荣誉则是执政官。在谈到4世纪的执政官职位时，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似乎是一个被剥夺了所有权威的官职。这一职位通常由皇帝自己担任，有时甚至由蛮族出生的军人担任。然而对于一位罗马贵族来说，执政官的职位仍然没有黯然失色，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位，充满了古典式的光辉。执政官是古代罗马诸王的短期化身，他们披着镶有金边的庄严的长袍，即将到来的一年将以他们的名字——具有与岁首庆典涉及的各种繁荣昌盛相关的魔力——命名。[13] 担任执政官就是成为罗马悠久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于4世纪70年代和4世纪80年代被任命的执政官们可以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这一荣誉能够追溯到870年前罗马共和国初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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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到4世纪的环境时，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城的贵族们认为他们获得荣誉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至少他们声称他们可以这么认为。在这方面，他们和行省中由于皇帝的支持而出现的新贵族有所不同，我们只要看一下传统上和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联系起来的著名的银盘，就可以鉴别出这种不同。这块巨大的银盘表明了罗马城外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被授予的高级官职的。银盘上的皇帝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身姿，悬停在可以说是纯银色的天空中；皇帝的头部被光环围绕；在宫殿的拱门所组建起来的框架中，他高高在上，端坐在王座上注视着远处，并将一份任命状下赐到王座下一个渺小身影的手中。这块银盘可能不是宫廷制作的，而是荣誉的接受者制作的。制作者可以将之放在家族的银器中，以特别提醒这一地区的贵族们，贵族身份只能够由宫廷赐予。[14] 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贵族身份并不是一种“由贵族授予的贵族身份”，这一身份来自上层。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只是一位行省贵族，他的家族是阿奎塔尼地区的市议员阶层，当他在379年获得执政官时，他说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和上帝的恩典一样，这是“难以言说的意志”施加在他身上的行为：“我何德何能？我一无所知。”[15] 后来的某位基督教主教在思索预定论和上帝的恩典时也可能会这么说，但这并不是罗马城的贵族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正如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那样（本章余下的部分里我们将关注他），他们将自己看成“人类中最尊贵的人”[16] ，他们认为高级官职是他们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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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风景：西玛库斯在元老院、罗马城和乡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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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4世纪罗马城中的大多数贵族是具有两面性的人物。我们只能从外部，通过赞颂性的铭文和同时代人们偶尔的提及来了解他们。不过有一位贵族，我们对他的了解的确要详细得多。他就是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他出生在340年前后，在402年以后的某一时间去世，他为后人留下了900多封信、一系列公函以及一些演说词。众所周知，西玛库斯的书信缺乏感情，它们都是公文，是写给无数的同僚和朋友以处理各项事务的——保持友谊、巩固同盟、获取支持、提携被庇护人的事业。每封信都平淡无奇，更确切地说，那些生硬晦涩的段落就像中国人名片上华丽的字符，为的是让收信人能够按照写信者的意愿把事情办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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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正是这些文献对我们而言的价值所在。它们是准备发表的，部分由西玛库斯本人整理，部分可能由他的儿子门密乌斯整理。[18] 这些文献中到处都不断重复着醒目的段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玛库斯为自己竖立的纪功碑。它们所展现的并不是西玛库斯的个性（就像我们希望现代的书信作者所展现的那样），而是西玛库斯希望同时代的人看到的他的形象。这是一座罗马贵族的雕像，它不是用石头建造的，而是用文字建造的。这些书信展现了西玛库斯的所作所为，这种事其他任何贵族也都做过，只不过他们的书信没有被保存下来。这些书信展现出西玛库斯屹立于友谊和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从罗马世界的一头延展到另一头。不过这些书信也展现了他的根基所在。他明显是一位“热爱故乡的人”，但他所热爱的并不是普通的故乡，因为他的故乡就是罗马城本身。本章和下一章将要关注的正是他在这方面的生活。西玛库斯的书信使我们有机会考察4世纪罗马城中的贵族们对“热爱故乡”之情的各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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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的确要比许多更狠心的同僚更为接近他的家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家族财产世代囤积的地区。在365年，他二十五六岁时，他是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乌姆（今巴斯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总督。373年，他是非洲行省总督，这一职位设立在元老阶层拥有庞大财产的地区。在任期结束时，他对遥远的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以维护他在那里的地产，这是他唯一一次访问地中海南部。384年，他担任过5个月的罗马大区长官；391年，他成为执政官。总而言之，西玛库斯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父亲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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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后来被称为“中等富裕”的元老。[19] 这指的是，在他这种地位的贵族中他是“中等”的。实际上，他十分富有。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并没有特别强烈。他被称为“演说家西玛库斯”，他最主要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作为一名管理者和一位廷臣取得的成就，而在于他作为协调者取得的成就——他既能够放低姿态，又是非同寻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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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日益认识到西玛库斯远不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根据克里斯蒂娜·琮尼奥的悉心研究，西玛库斯的书信表明，他是一位老练的元老政治家。阿兰·卡麦隆渊博而条理清晰的修正性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认识。[20] 不过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的这一发现并非基于对西玛库斯表面上的判断，而是基于耐心的、不断积累的工作。西玛库斯在他所出版的书信中留给我们的是一幅优雅的自画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探究这幅自画像背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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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端详一会儿这幅自画像。西玛库斯在自己心中勾画出美景，并将自己展现为其中一个光芒四射的人物，这一技能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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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风景的地标之一是罗马元老院。376年，作为一位年轻人，西玛库斯高兴地报告说他在元老院的演说受到了好评，“人类中的精英”支持他，[21] 这是一段令人记忆深刻的话。不过我们要记住，当元老院集会时，并不是这一类人中的所有成员都会出现在卡匹托尔山脚下、罗马城广场前那座屋顶尖耸的建筑的大厅中。西玛库斯的演说的听众通常只有50多人，不过他的话是真心的。对他来说，聚集在罗马城元老院中的“大议会”是他贵族生活的活动中心。正如一位法国学者的恰当评价，西玛库斯定期前往元老院，“就好像一位身体力行的大公教徒定期参加弥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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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将大议会看成一个亲密的贵族团体。罗马城的元老院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元老阶层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淡漠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君士坦丁的改革将元老阶层扩大到了2000人。在西玛库斯及其父亲看来，这些名义上的元老中只有大约80位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23] 余下的是“新”人。和他这样的少数家族所代表的熠熠生辉的高贵性相比，这些“新”人不过是一些苍白的角色。[24] 他很直率地表达过他对这些新同僚的看法（至少他跟同侪们这样说过）：“孩子们离这帮新人越远，他们就越接近真正的贵族。”[25] 无论西玛库斯所撒下的庇护关系网有多么巨大，他的所作所为显示，他无可置疑地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他和一小群自我认同清晰的贵族同伴占据了“真正的贵族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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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出他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罗马城及其邻近地区构成的狭小世界中。他定居在他熟悉的罗马城的山丘上。在西莲山上发现的宅邸可能是他的，那是一座庞大的复合型建筑，带着一个怡人的庭院，装饰着古典式的廊柱，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马尔库斯·奥勒留时代的末期。[26] 他在紧邻着罗马城的一个又一个庄园中移居，这些庄园都位于台伯河沿岸，有的甚至远至南面坎帕尼亚地区的那不勒斯湾。他将上述的整片地区看成他自己挚爱的故乡，这片地区的中心是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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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声称没有比初秋的坎帕尼亚更令他高兴的地方了。肥沃的土地欢快地“闪耀着”富足；丰硕的果实增添了果园的光彩；在古时的度假胜地巴亚，不时降下的阵雨清洁了空气；大自然将它的财富堆砌在餐桌上，以满足成群的宾客的需求；土地和海洋互相合作，提供了配得上众神的菜单。作为一位患病的老人，他感觉回到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湾振奋了他的精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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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切地描写了他在坎帕尼亚的庄园。它们并不仅仅是供他取乐的地方，每个庄园都附带着一块精心经营的地产，[28] 更重要的是，每个庄园都让人回想起罗马悠久的历史。西玛库斯的岳父——门密乌斯·威特拉西乌斯·奥尔菲图斯的庄园曾经的所有者是拥有惊人财富的霍尔腾西乌斯。在声名狼藉的西西里总督威利斯受审时，他曾经和西塞罗在法庭上交锋。奥尔菲图斯的财富（西玛库斯如此坚称——我们从当时的其他资料中得知，奥尔菲图斯不久前被指控贪污公款）都是清白的，因为这些是家族的财富——这些财富来自过去。奥尔菲图斯拥有的这座古代庄园说明：“运势自己从天上跑来占据了权贵的居所，因为这个地方的声望不允许有单调乏味的主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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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帕尼亚的各个城市及其邻近地区旅行时，西玛库斯发现了令人高兴的证据，该证据显示古老的公民价值观仍然存在，城市公益仍然很好地存续着。他曾经经过贝内文托，当时恰好是一场地震过后，当地的显贵们正在修复这座城市。他很高兴地看到“热爱故乡的人”正在做着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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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本身是伟大的，它的显贵们更加伟大，他们真挚地热爱着文学。他们的行为是出色的……为了装饰他们的城市，他们竞相倾尽他们的私人财富……破裂的石块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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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这是西玛库斯的坎帕尼亚，这是一幅仔细构建起来的心中风景。正如米歇尔·萨尔兹曼敏锐地观察到的，坎帕尼亚为西玛库斯提供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变化的世界的镜像”。西玛库斯也曾经在其他地方旅行，他曾经到访过特里尔，并且经常越过亚平宁山脉前往米兰，不过这些旅程并没有触动他，他也不指望用这些旅程来触动他未来的读者。他的书信透露出：“不情愿去赞美，甚至不情愿去详细描述缺乏传统的地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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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远远不能够确定坎帕尼亚各地是否全都“闪耀着”自然的富足。对坎帕尼亚北部的考古勘探显示，要前往那不勒斯湾，西玛库斯和他的随行人员会经过一片空荡荡的地区，那里是一个贫瘠的农业区，在共和晚期曾经是兴旺的农贸中心，而在西玛库斯的时代，村舍零星地散布在过去的废墟上。西玛库斯以及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不能将坎帕尼亚当作一个安全的粮仓，他们的财富仍然需要依赖于大海对面更加遥远的西西里和非洲地产上的收益，而那里总是存在诸多顾虑和管理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地主们并不居住在当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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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描述的坎帕尼亚的庄园——包裹在打磨平滑的大理石中，装饰着激动人心的弧形廊柱以及看起来浮在半空中的楼梯[33] ——还没有被发掘出来。他的庄园可能并不像行省贵族和廷臣们在帝国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庄园那样富丽堂皇，比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奥索尼乌斯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庄园，以及诺拉的保利努斯的庄园。实际上，西玛库斯并没有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特殊状态中，和4世纪其他“热爱故乡的人”一样，他处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体系中，这决定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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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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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适应更广阔世界的方式是不断写信。他写了大量的信。一些信是为有前途的年轻人写的，一些信是为处于困境中的行省人写的。这些信是这位大贵族最贵重的礼物。[34] 对西玛库斯本人来说，信就是他的生命线。这些信让他和最高的当权者保持联系，并且保证他的名字能够经常出现在高级官员、廷臣和将军们——任何皇帝的亲信——的眼前。正是通过这些信，西玛库斯扮演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角色。这些信就像蜘蛛网一样细密，它们在西玛库斯周围编织起了一张安全网；它们确保了这位自豪的罗马城贵族能够在政坛中屹立不倒（在4世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人都倒台了），或者，如果他倒台了，这张安全网确保了他能够东山再起。[35] 西玛库斯是一位幸存者。对于那些带着后见之明的读者，西玛库斯的书信能够在402年以后被当作一本生存技艺的教科书，阅读和模仿这些书信的贵族们将会从中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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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这些书信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用约翰·马修斯的话来说，西玛库斯将他的书信展现为一个罗马帝国晚期“友谊”的博物馆。他的书信是罗马式友谊的典范。[36] 对一位罗马人来说，“友谊”意味着通过互相帮助，不断和其他人保持联系。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的友谊，西玛库斯试图弥合罗马帝国晚期使社会上层分裂的许多裂痕。元老院中的同事、大区长官、宫廷中的宦官、蛮族出身的将军，甚至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米兰的安布罗斯），只要西玛库斯认为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他就会去联系所有这些人。他们像朋友那样见面，以古老的“友谊的协议”联系在一起。因此，西玛库斯会在书信中向收信者暗示，他们作为他的朋友应该立刻认识到他的要求的正当性，并且满足他的需求，没有比这个更自然的事了，几乎用不着去提醒一个“和友谊的职责协调一致的灵魂”哪些是应该做的。当然，他必定会在各种事务上为西玛库斯效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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