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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西玛库斯在和那些身居高位的通信者联系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老式的、表现得有点过头的同僚感。正是这种策略表明了他是一位贵族。作为罗马城的贵族,他是所有人的朋友,仅仅臣服于皇帝。他对自己在书信中总是保持着“老做派”而自豪,他在信中只写收信人的名字,而从不写收信人的官衔。“愿抬高官衔有助于他人提升自身地位”,但对于西玛库斯自己的朋友来说不必如此。[38] 根据4世纪的社会背景来看,这具有重要的政治考量。在西玛库斯的信中,罗马帝国政府授予西玛库斯通信者们的那种完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被悄然改变了。我们只须将西玛库斯在称谓上刻意保持老做派式的低调和这一时期的其他书信做一番比较,便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奥古斯丁作为主教时写信给当权者和与西玛库斯类似的贵族时,他问候的方式是极其拘谨的。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作为一个总是仰望着高层的行省人,他小心翼翼、恰如其分地关注着大人物们在身份地位和官衔级别间的细微差别。[39] 而西玛库斯并不是这样,对他来说,一个人要么是朋友,要么什么都不是。对我们来说,西玛库斯的900封信可能是枯燥的,但是他写信的方式能够使他的同伴或者他的后人永远不会从这些信中看出他曾经是卑躬屈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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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友谊”:西玛库斯世界中的多神教徒和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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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平静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曾经以神圣的友谊团结在一起)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基督教的出现。西玛库斯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神教徒”,他甚至被我们现代学者看成罗马“最后的多神教徒”之一。可能称他为“第一位多神教徒”更加合适,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罗马贵族中,他第一个适应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他被其他人贴上了告白式的标签——“多神教徒”,但这不会是他自己喜欢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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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这个词直到4世纪70年代才开始流行。这是一个只有拉丁基督徒才使用的宗教性词汇(希腊基督徒往往使用“希腊人”来称呼古希腊宗教的信徒)。最初这个词和宗教无关,“多神教徒”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只是“平民”——一个不享有皇帝授予的荣誉或者特权的人。基督徒使用这个词来羞辱那些没有为真正的皇帝——基督效力的人,这些人都是外人,他们并不完全是上帝的帝国中的一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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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也不一定是一个带有恶意的词。这个词经常作为一个中性词,作为一种对非基督徒的习惯性、方便的称呼来被使用。但这个词用在西玛库斯身上的确是非常不正确的。他不是一个“多神教徒”,他一如既往地崇拜所有的神,仅此而已。他只是没有以宗教派别的眼光把他的罗马人同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看成互相分开的自己人和外人。无论这些人的信仰是什么,他都希望将他这个阶层的成员们看成通过旧式的“神圣的友谊”而团结在一起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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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角度来看,西玛库斯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既不迟钝也不麻木。只是比起给他的朋友和同事贴宗教性的标签,他有更有意义的事要去做。我们现代人继承的是新兴的基督徒的看法,这种看法直到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才开始流行,当时西玛库斯已经30多岁了。我们很重视宗教上的差别,即使是在一个世俗时代,我们也往往重视宗教上的信仰(如果这个社会中存在宗教信仰的话),将之看成最深厚和最真实的感情。和现代人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在西玛库斯的世界中,情况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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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君士坦丁使基督教本身显得引人瞩目,甚至令人讨厌,但是在4世纪70年代的罗马城,就如同在帝国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基督教只是一个中下层宗教。这些人的意见对罗马城贵族们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西玛库斯的地位远在基督教会之上,他对基督徒们的宽容是由于距离上遥远的间隔,比如,他能够欣然庇护基督教的主教们。他写给他兄弟的信中提及了主教克莱门斯,克莱门斯来自毛里塔尼亚的凯撒利亚(今阿尔及利亚舍尔沙勒),西玛库斯正好在这个城市中拥有产业:“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在推荐一位主教,但说服我推荐的是他的事务,而不是他的教派。”克莱门斯主教并不是为了他的教会,而是为了他的城市前来恳求,为的是减免整个凯撒利亚城居民的税赋。西玛库斯希望他的兄弟能够赞成:“他作为一个好人应为凯撒利亚尽责——那是他的故乡。”[41] 在西玛库斯的世界里,一位基督教的主教首先是一位“热爱故乡的人”,教派领袖的身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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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我们对这一观念的考察脱离时代,我们要记住晚期罗马帝国中社会上层所保留的充满敬意的氛围,他们认为他们所传承的体制和宗教仪式是来自没有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往昔。这并不是说多神教徒都是不温不火的,而基督徒都是咄咄逼人的。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有一大群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他们可以同时具有多神教徒和基督徒的倾向。国家和城市仍然自有其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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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的存在绝不仅限于西玛库斯的罗马城内。正如克里斯托弗·戈达尔对4世纪意大利中部的皇帝崇拜的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向皇帝表忠心的庆典几乎保留了从前的崇拜仪式中的各方面内容,只是血祭被免除了,这是为了尊重某个基督教皇帝个人的喜好。然而,同意免除血祭并不会导致宗教的自我毁灭,献祭并不是所有多神教仪式的核心。庄严的游行、公共的宴会和壮大的赛会仍然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元素,这种类型的盛大庆典所唤起的某种敬畏之情堪比宗教“派系”的活动所带来的新奇刺激。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城市内——尤其是在罗马城内,庄严的城市大厅、广场、马车竞技场和从古代拱门下穿过的凯旋式的道路,都能够成为庆典场合中的风景,这些凝重而令人震撼的崇拜完全比得上任何基督教教堂中的崇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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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以下这一事实所揭示的更加清楚了:在4世纪70年代,罗马城中的元老并不都是多神教徒。只须举一个例子:著名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来自一个君士坦丁皇帝所提携的基督徒家族,[43] 然而,罗马城内的公共生活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贵族对于这座城市的义务面前,普罗布斯及其追随者们的基督教信仰失色了。对罗马城赛会时期所发布的铜牌的研究表明,基督教家族的代表们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和圆形大剧场主持的赛会的震撼、残酷程度绝不亚于多神教家庭资助的赛会,其激发出的那种强化城市和帝国崇拜的原生的、前基督教的肾上腺素,同样必会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44] 通过西玛库斯的书信,我们知道了许多这样的基督徒,西玛库斯和所有人——多神教徒和基督徒——联系,把他们都看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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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一条路”:西玛库斯、维斯塔贞女,以及胜利女神祭坛,3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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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玛库斯于384年接任罗马大区长官这一职位时,他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他最初的行动是试图撤销一项两年前特里尔的宫廷下发的命令。382年,格拉提安皇帝(367~383年在位)决定削减罗马城里维斯塔贞女团体的特权。由来自贵族家族的七位贞女组成的这个团体并没有被废除,但是它的免税特权被取消了。贞女们被禁止接受土地类的遗产(没有禁止现金上的馈赠);而且,贞女们不再能够免费享受罗马城中帝国官方的食品配给。一切就是这样,这远不是普遍取缔多神教的标志,而是一项不友好的预算削减,由远方城市中的一群官员拟定。这只是把之前削减基督教神职人员免税特权的措施施加到了多神教司铎头上。格拉提安的父亲——节俭的瓦伦提尼安一世已经削减了基督教会过于优厚的特权,这些特权是君士坦丁皇帝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在基督教会的光荣时代授予它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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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然,这一措施(就像那些不知名的人以财政紧缩的名义实施的许多措施一样)的意义不止于此。在罗马城中,这一措施被看成是在蓄意侮辱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共机构。取消贞女们的特权(尤其是她们所享有的食品配给)会让人们对罗马宗教和罗马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疑问,贞女们接受公共资金和特权是因为她们在为公共福祉祈祷。格拉提安的顾问们拟定的这一措施是极具争议性的,这就好比要挑战一个现代机构——比如一所大学或一个教会——的慈善性地位。他们所引发的这一问题注定会升级,尤其是格拉提安在383年被篡位者杀死,这让这一问题继续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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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希望这一特殊的问题升级。在西玛库斯(担任罗马大区长官时)撰写官文——著名的《第三封陈情书》(Third Relatio )——以支持恢复对维斯塔贞女的供奉之前,安布罗斯已经成为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摆出的姿态是:他是瓦伦提尼安二世(格拉提安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基督徒良心的守护者。他实际上是在威胁瓦伦提尼安二世,如果后者向西玛库斯让步的话,就会被逐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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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以这样的方式介入这一事件,将这一问题大肆炒作。他坚持认为取缔维斯塔贞女(的供奉)只是一个开端。他声称,格拉提安已经准备完全根除罗马的多神教,违背格拉提安的措施就是要完全复兴多神教:“建立一个祭坛并且捐钱给不虔诚的祭祀。”[46] 在384年西玛库斯与安布罗斯的冲突中,一个官方临时措施的意蕴被歪曲成了一种如此夸张的形式,并且会有如此长远的影响,这是很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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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的干涉使他好战的基督教主教形象不仅在他的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所有时代中声名显赫,但是在安布罗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让西玛库斯成名了。西玛库斯被安排在舞台中央,他被安布罗斯描述为整个多神教的维护者。在安布罗斯的作品中,多神教好像即将受到致命一击。西玛库斯越是令人印象深刻地被刻画为一个注定灭亡的宗教的守护者,安布罗斯对他的胜利就越是显得辉煌。在基督教的胜利舞台上,西玛库斯必须要显得像一位积极的、最后的多神教徒,因为在他之后再也不会有多神教徒了。安布罗斯努力地将西玛库斯的《第三封陈情书》(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是西玛库斯写给皇帝的第三份官启,这些官启中涉及他担任罗马大区长官期间处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复本收入他的书信集中,这份复本被当作安布罗斯主教驳斥西玛库斯陈情的介绍。这种将西玛库斯与安布罗斯的刻意并置,确保了西玛库斯将会在此后的所有时代中作为“最后的多神教徒”的典型被铭记,而他的《第三封陈情书》就是古代罗马宗教的天鹅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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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我们所见,西玛库斯并不打算充当“最后的多神教徒”,相反,他将自己看成第一位多神教徒。他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罗马大区长官,他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受欢迎的局面。罗马元老院的官方共识已经被一种闻所未闻的宗教撼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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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的回应“既谨慎又犀利”[47] 。西玛库斯对这一历史悠久的争论的看法可能是许多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同的看法。西玛库斯的《第三封陈情书》不应该被看成一位顽固的多神教徒的作品,相反,它被谨慎地设计,试图重新恢复元老院中多神教徒和基督徒成员们的共识。西玛库斯极力强调说,可以预期,所有有责任心和公德心的人都能同意这一点:无论他们个人的信仰是什么,罗马的宗教崇拜应该像一直以来那样继续下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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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西玛库斯感到震惊的是,格拉提安的措施中暗含着摒弃古代准则的意味。在罗马,公共财富——最初是由国家提供的收益——应该被用来对诸神进行公共崇拜,以保护罗马城和罗马人民。整个罗马帝国的安泰,尤其是罗马城本身的安泰,都要依靠维斯塔贞女们的祈祷。在一座3世纪的维斯塔贞女的雕像基座上刻着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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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她的道德修养及她在祭仪上的精湛表现,罗马帝国因她的功德而体会到了日复一日的幸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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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实实在在地相信,有一些不可见的存在徘徊在罗马城的上空,他相信这些存在“关心和保护着”这座城市,它们需要受到恭敬的崇拜:“对于一种高级力量所施展的仁慈来说,如果不对它保持崇拜的话,就会失去它。”[50] 通过禁止贞女们享受食品配给来削减对她们的支持,格拉提安打断了千年来用罗马的财富来换取诸神赐福的传统,而这是诸神与罗马的纽带。只有直接来自古代意大利及其行省土地上的财富才能够被作为礼物供奉给诸神。罗马拨给维斯塔贞女的那部分配给食品的总量并不算大,但是这种供奉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分量很重。土地上的产出,也就是维斯塔贞女们在食品配给中分享的部分,代表着土地和诸神之间的一种永恒的神圣交换,这保证了诸神对罗马帝国的保护,以及对罗马城这个伟大的人类居所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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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种神圣的什一税,从食品配给中拨给维斯塔贞女们的谷物被认为保持了提供这些谷物的行省的丰饶。如我们所见,在一个经常因为收成变动而徘徊在粮食短缺边缘的世界里,以这样的方式无视诸神是一件很严重的事。383~384年的情况证明了西玛库斯看法的正确性。罗马帝国的土地和诸神间礼物交换的中止带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干旱。西玛库斯警告皇帝:“渎神造成了这一年的干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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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玛库斯的恳求并非仅仅出于宗教上的担忧。他的《第三封陈情书》中的高潮部分是他通过罗马女神之口发表的演讲,这极其有力地支持了这位老派的“热爱故乡的人”的论点。多种多样的城市和各种各样的崇拜仪式并不是偶然形成的,神为每座城市分配了它们自己的守护神灵,这些神灵徘徊在它们守护的地方之上,这些神灵给予了每座城市自己的个性,并且掌控着城市总体上的命运。因此,宗教的多样性影响到世界各地。每一地区都应该遵循其特有的敬神方式,此乃上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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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习惯、他自己的宗教生活。神圣的智慧已经将不同的宗教分配给了不同的城市,以作为它们的守护者。每个人生来都拥有个体的灵魂,同样,每个族群都拥有其专属的神灵(守护神),看顾着它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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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元老院中的人)要求我们父辈的诸神之间和平相处,要求我们本土上的诸神和平相处。……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星辰,同一个天穹笼罩着我们所有人,我们身处的是同一个宇宙。……可以让我们通晓这一伟大奥秘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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