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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在含糊地请求宽容，这是在陈述：宗教上的多样性——而不是宗教上的统一——是世界结构的一部分。基督教皇帝可以坚持他们自己的信仰，但他们不会妨碍到西玛库斯，就像各个城市那样，他们可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神圣指引。就我们所知，西玛库斯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或许也相信有一个不露面的至高神，这个神并不在罗马人所知道的传统诸神之中，但它可能确实作为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们的保护神而进行了一些干涉。然而，这个神没有权利挤走更具有传统根基的其他神——罗马的诸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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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能够举出一些皇帝，他们要么有信仰，要么有信念。早先的皇帝尊敬我们先人的宗教礼仪，后来的皇帝也没有废除它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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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西玛库斯感到烦恼的一种观念是：一种宗教制度如同宇宙本身一样复杂和宏大，它贯穿各个时代，使人们臣服于个人想象中的独一的主宰，并且还是由一个宗教派别强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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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西玛库斯误解了皇帝的想法。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并不是偏执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专制君主。作为罗马帝国晚期体制中的一部分，制度性的利己主义几乎不会让一个遥远的城市举行权力下放的祭拜仪式。[55] 问题在于，谁能够宣称自己最受胜利女神权威的青睐。是远在罗马城的元老院，还是宫廷中的皇帝？因此，安布罗斯精明的决策在于，在他和西玛库斯的斗争中，他让元老院中的胜利女神祭坛（而不是维斯塔贞女们的特权）看起来像是问题的核心。正是安布罗斯，而非西玛库斯，确保了这位主教和大区长官的争论以“胜利女神祭坛之争”这一误导性的名称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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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382年，罗马元老院一直保存着一座祭坛。这座祭坛耸立在一尊美丽的、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之前，它最初是从塔兰托夺来的战利品。这座雕像是奥古斯都皇帝放在元老院里的，元老院在每次集会时可能都要在祭坛上以皇帝的名义焚香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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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来说，胜利女神的雕像及其附属的祭坛本身并不是他们厌恶的对象。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必要的。对于一位4世纪的基督教皇帝来说，这种认识用不着安布罗斯之类的主教来教导。皇帝们受到的吹捧总是促使他们将自己看成受到胜利女神青睐的人，这种观念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365年，西玛库斯的父亲为了向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致敬而建造了一座桥。这座桥横跨台伯河，将特拉斯提弗列和战神广场连接了起来。有翅膀的、巨大的胜利女神的铜像面朝着皇帝的雕像，刻在护栏上的铭文将胜利女神尊称为皇帝们特别的、神圣的“伙伴”。[56] 根据罗马帝国晚期的观念，胜利女神是皇帝的守护天使，她和皇帝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天上就已经建立。[57] 这一时期，胜利女神的雕像出现在帝国各地，然而这些雕像只和皇帝有关，没有显示出和元老院的关系。因为胜利女神是皇帝的伙伴，在任何地方，她的雕像都是为了皇帝本人而建立的；在任何城市，有皇帝的雕像才会有胜利女神的雕像。[58] 皇帝的胜利女神没有固定的据点，用不着和一座遥远的城市中的某幢建筑物联系起来。我们不妨设想，在那幢建筑物中，一小群骄傲的贵族聚集在一个古典的艺术作品之下，多神教徒的香雾从祭坛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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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的报告没有被采纳，安布罗斯的声誉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更加响亮了。而真正的赢家是皇帝。作为一个身处远方宫廷中的专制君主，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在拒绝西玛库斯的陈情时清楚地表明，他不需要依靠元老院或者古代在罗马施行的仪式来确保胜利女神对他的独一无二的、并且仍然是令人敬畏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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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玛库斯在384年的失败完全不意味着整个多神教在罗马受到了镇压。安布罗斯故意夸大了格拉提安的措施，维斯塔贞女们的资助被取消了，但是她们仍然继续集会和祈祷。其他的多神教崇拜仪式并没有被取缔，宗教团体仍然在接受捐赠，[59] 私人性质的多神教崇拜有慷慨的供奉者维持着。在这个世纪后期，塔姆希乌斯·奥格提乌斯修复了一座密特拉的圣所，地点在如今的圣西尔维斯特教堂（科尔索）附近。有一篇铭文用优雅的小字刻在一块被使用过的大理石板上，它表明，失去了国家的支持根本不会影响到奥格提乌斯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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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人维克托曾是上天与星辰的虔诚崇拜者，他用皇家所赐的礼物建造了一座太阳神的神庙。现在，他的重孙在虔诚上超过了他。他建立了这处神圣的洞穴。罗马，他也不需要你的资助。对于虔诚的人来说，宁可有所失而不愿有所得。一位虔诚的子孙将他的财产和天上的诸神分享，还有谁会比他更富有呢？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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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语言并不是基督教式的弃绝财富，奥格提乌斯并没有“变卖他的所有”。相反，这是一位“热爱故乡的人”的话语，为了他的城市，他自豪地接受了自己在经济上的损失，郑重地重新将之转化为他对诸神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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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玛库斯个人的心中风景中，古代的诸神也并没有消失。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理由存在于罗马帝国的行政结构中。罗马政府鼓励元老们担任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行省的管理者，他们将他们的贵族声望施加到了日常的行政事务中。罗马政府鼓励他们在他们管理的地区充当皇帝的代理人，他们可以声称：“国家就是我。”[61] 然而，由西玛库斯这样的旧世界的贵族所代表的国家并不是安布罗斯的基督教新罗马帝国。对许多元老级别的总督来说，帝国事务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多神教范畴，而他们所访问的城市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多神之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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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布罗斯声称打败西玛库斯的仅仅三年后，一份皇帝的批复被郑重地刻在卡普阿剧场前的一份铭文中。这份批复表明，至少在卡普阿，没有任何变化发生。为了举行悼念死者的多神教节日——鬼节，皇帝允许圆形大剧场在5月25日装饰满玫瑰。神圣的“拔祓”将会继续在本地的河流里举行。人们所熟悉的游行队列会从城市出发前往提法塔山的戴安娜神庙。在这座神庙中，虔诚的信徒们仍然能够看到作为还愿供品献给女神的狩猎标本。鹿角是由一位运动健将和诗人不久前奉上的，而巨大的大象头骨则是胜利的还愿供品，供奉它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苏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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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他心中故作镇定的语调相比，西玛库斯的心中风景正日益显得不适。在西玛库斯步入中年前，罗马城发现，皇帝的自我中心主义已经部分地剥夺了一种古老的想象系统，而这一系统在罗马社会上层中维系着他们城市的集体尊严。元老中最虔诚的人（其中也有西玛库斯）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危险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如果诸神离开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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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焦虑所在。作为罗马城杰出的居民，西玛库斯发现他和他的贵族同伴们被夹在人民——需要他们去热爱、款待、喂养的罗马人民（就算只是为了能睡得安稳）——和一个遥远的宫廷中间。和任何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一样，宫廷以冷漠、时断时续的方式提供物质资源，以此来显示对民众的热爱。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西玛库斯是如何通过和罗马人民的持续对话来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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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positio totius mundi et gentium ，ed. and trans. J. Rougé，SC 124 （Paris：Le Cerf，196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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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gustine，Contra Secundinum 3. 阿尼齐家族的宫殿最近已经被发掘出来了，参见 H. Broise，M. Dewailly，and V. Jolivet，“Scoperta di un palazzo tardoantico nel la piazzale di Villa Medici，” Rendiconti：Po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 72（1999-20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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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Probous的总体性论述，特别参见Lizzi Testa，Senatori，popolo，papi ，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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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no. 1265，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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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Niquet，Monumenta virtutum titulique：Senatorische Selbstdarstellung im spätantiken Rom im Spiegel der epigraphischen Denkmäler （Stuttgart：F. Steiner，2000），25-35，以及第270～281页的铭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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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Badel，La noblesse de l’empire romain：Les masques et la vertu （Seyssel：Champ Vallon，2005）；B.Näf，Senatorisches Standesbewusstsein in spätrömischer Zeit ，Paradosis 40 （Freiburg，Switzerland：Universitätsverlag，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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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adel，La noblesse de l’empire romain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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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adel，La noblesse de l’empire romain ，12，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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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cques，“L’ordine senatorio attraverso la crisi del III secolo，”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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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555. 阿尼齐家族的婚姻，参见最近的著作A. van den Hoek，“Peter，Paul and a Consul：Recent Discoveries in African Red Slip Ware，” Zeitschrift für Antikes Christentum 9 （2005）：197-246 at pp. 210-12，以及第 230页的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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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ameron，“The Antiquity of the Symmachi”；Jacques，“L’ordine senatorio attraverso la crisi del III secolo，” 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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