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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的反对肯定是很大的阻力。这并不是因为女人们被排挤出了哲学团体，众所周知，伟大的毕达哥拉斯（这个计划所仿效的就是他）就欢迎女徒弟。[9] 然而，米兰的那群女人不是妈妈，就是想要生孩子的潜在的妈妈。她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儿子们的家产（在守寡之后，她们自己也要靠这些家产生活）消融在共有的产业中，去支持那些教授好高骛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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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亮明澈的善人们”：从加西齐亚根到塔加斯特，386～3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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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追求哲学团体的计划在385年失败了。十余年后，奥古斯丁在写作《忏悔录》的时候回顾过去，仅以一段话将这个计划一笔带过。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是因为当他写作《忏悔录》并反观过去的时候，上帝的意图在下一年中迅速展开，这就使得这个计划的成败显得不太重要了，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每个读过奥古斯丁的故事的人都知道，在386年夏天，他疾风暴雨式地经历了一场与新柏拉图派哲学文选（主要是普罗提诺的）的相遇。在这次相遇之后，他就决定过独身生活，并接受大公教的洗礼。到386年秋天，在奥古斯丁身上，一切均已改变——所谓的“一切”有一个例外，因为他身处的社会环境并未改变，而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规划自己的新生活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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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年8月底，奥古斯丁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加西齐亚根（可能就是瓦雷泽附近的卡夏戈，在米兰西北方55公里）退隐了。追随着他的这群人，在很多方面都和他在385年所设计的那种灵魂相通的团体颇为相似。[11] 在加西齐亚根的退隐，并不是一个全然相异的新起点，这也是对前一年的期盼的回归。我们觉得它很特别，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得以直接了解聚集在奥古斯丁身边的这群人——我们靠的就是他在当时创作的著述，即鼎鼎大名的加西齐亚根《对话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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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个团体是如何看待其中的成员的。十年后，罗马尼亚努斯的儿子里森提乌斯（当时16岁左右）用一首小诗描绘了他在加西齐亚根度过的时光。就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下，这群朋友共度光阴，“与您共享闲暇的自由，消受鲜亮明澈的善人们”[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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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是什么纽带将这群“鲜亮明澈的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呢？在外人看来，加西齐亚根的退隐生活是一件很古板的事。后来，奥古斯丁把这个时期说成“献身于基督教生命的赋闲”。[14] “赋闲”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它绝对包含着一种贵族气。在罗马城外或坎帕尼亚的乡村里，西玛库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消受着长久的“赋闲”。“厌倦了城里的烦心事”，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庄园里，“在幽静中平复伟大的心灵”。“赋闲”的元老们就像“退隐”的大公教徒，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在精心浇灌的花园里，“一起翻阅老人们有学问的著作”，他们重温自己认同的文化，相信那种文化能够使他们真正变得高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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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不只是闲暇的意思，它暗示着投身于思想性的追求。那些“赋闲”回来的人，必须对此有所证明。奥古斯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还和庇护人保持着关系，继续教导着他十几岁的孩子们。为了这些庇护人，他发展出了一套高深的思想性训练项目，这在一系列的对话录中被展现了出来。对话录《驳学园派》批判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西塞罗曾经持有的观点）。在该书中，奥古斯丁证明，人的理智能够追求终极的、彼岸的真理。但这就需要对思维进行训练，于是，接下来就有了下一篇对话录《论秩序》。它提出了一套思想性的项目，旨在锻炼心智，使它向更高的真理升腾。最后是《论幸福生活》，它说明，有可能通过凝思而享受生活在上帝面前的最高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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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话都是速记员写下来的，不过奥古斯丁随后还会重新校订。拥有速记员是很奢侈的条件，[16] 他们的在场暗示着一种乡间的贵族休闲，身边簇拥着殷勤的抄写员，但这只是一种趣味盎然的布景罢了。那些参与对话录的人都不是什么贵族，而是一群很有特点的闲人，其中包括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她凭着与生俱来的智慧受到了过分的恭维；[17] 还有奥古斯丁的两个堂兄弟，他们俩是完全没文化的。这两兄弟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普通市议员的文化水平有多低——如果他们的老爹不肯为他们的教育花足够的钱，达不到帕特利西乌斯为奥古斯丁所做的地步。但奥古斯丁也强调了，诸如两位堂兄弟之类缺乏教育的人士，在他的思想调理项目中也有一席之地：“他们就连（小学里的）语法也没有接触过……但他们在常识上的天赋是很强的，我觉得也可以参加讨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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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奥古斯丁特意表示，将参与“赋闲”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并非一种共有的上流社会的文化。对话录的目的是宣示一种新的基督教文化，要对各种文化程度、两种性别的人说话。按照秘传的传统，多神教哲学家们将真理隐藏起来，不让群众窥见；但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了，真理现已昭示于众，“靠一种慈爱的善举让所有人看见”[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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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饰的古典表象背后，加西齐亚根《对话录》的写作旨在表达一个宗教团体的热忱。在对话录《论幸福生活》的结尾，莫妮卡吟唱了安布罗斯创作的一首诗。[20] 它就是386年春天，正当安布罗斯与宫廷针锋相对之时，他曾经在他的大教堂里使用过的圣诗之一。可以说，奥古斯丁的对话录是一次普及知识的大胆尝试。依靠基督教会的宣讲，过去只有少数大哲学家才能获得的真理，如今被认为已经成了人人可以获得的东西。这样，对话录就回应了安布罗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尝试，其目的都是将高层次的神学传达给大众。因此，他才通过圣诗和布道，在米兰的大教堂里聚集了激动的群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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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奥古斯丁转变的阶段以及影响其思想发展的资源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因此，很容易忘记的是，那时候奥古斯丁最根本的转变就是皈依了全能的上帝。这位上帝被理解为一种“至高之美”，具有高级的柏拉图传统的色彩。普罗提诺（3世纪中叶的希腊哲学家）以神秘的情怀向他的追随者们解释了这种传统。普罗提诺的著作点燃了奥古斯丁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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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这些。但强调得还不够的是，奥古斯丁看待上帝的新方式深刻影响了他对宗教友谊的态度，正是这种友谊将他的团体结合在一起。一位新的上帝，就为这个团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奥古斯丁和他的朋友们不再自居为“慧明之子”，靠一种几乎纯物质的方式，靠对光明粒子的分享结合在一起。与此不同，他们变成了与柏拉图主义相亲相爱的人。他们看见了同一个被爱的对象，即“至高之美”，因此结合在一起。这种至高的美，既距离他们极其遥远，也萦绕在他们身边。他们不再是摩尼教徒了，因此他们放弃了一种横向性的紧密结合的形式（它被想象为相似心灵的混合，是一个教派的特征），转向了一种更严格的金字塔模型。每一个人都要努力追求一种美，它带来的超然欢乐将会使每个人忘却自我。所有人都被带动起来，共享一种高度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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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坚持说，只要“至高之美”的确存在，那么一起追寻这种美的人的友谊也就是确实的。[22] 那就是天国里的友谊，其基础就是共享上帝之爱的震颤，这就是奥古斯丁在对话录《驳学园派》里面企图说服罗马尼亚努斯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他们共有的对上帝（即“至高之美”）的爱是如此热烈、如此确定，定能达到目标；哪怕是罗马尼亚努斯的对手（和罗马尼亚努斯自己一样，也是高雅而有教养的尊贵人士），也会放弃官司，与罗马尼亚努斯一道“激情荡漾地”冲过去，和他一起品味上帝的美。[23] 这是一种共享的激情，能够消除一般意义上区别“你”“我”的门户之见。指望靠对美的共同追求来引导两位罗马的士绅放弃官司，这期望确实太高了。但奥古斯丁就是这么想的，欢欣的笔调跃然纸上，说明他已经把道路想清楚了。那是一种形式更紧密的精神纽带，要超过在他身为摩尼教徒时的体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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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记载了一次共享的神秘体验，并且用它作为该卷的结尾。根据我们在加西齐亚根《对话录》中体会到的气氛，这是挺自然的。著名的“奥斯蒂亚异象”说明，两个人确实有可能一同浸淫于一种直面独一上帝的意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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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年秋天，奥古斯丁和莫妮卡在奥斯蒂亚等待回返迦太基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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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终于来了，我靠你的天命安排而知道……她与我站在一扇窗边，望着外面的花园。这时我们经停于台伯河的奥斯蒂亚，借住于一处远离尘嚣的宅院……为了下面的行程，我们稍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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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彼此之间的交谈非常亲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腓立比书》3：13）在真理的临在下，即自身当中，一道探求。我们问道，在圣人们将要拥有的永生中，生命究竟是怎样的，那是一种“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哥林多前书》2：9）的生命。我们张开了心灵之口，尽饮源于你的“生命之泉”（《诗篇》35：10）的天上灵泉。洒上了这种甘露之后，尽管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但我们的心灵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思索如此巨大的奥妙……就在那时，我们努力探寻，在刹那之间，精神的力量达到了超越万有的永恒智慧。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持久些！这定能使人心醉，吸引住他，在内在的欢乐中赐予他这种意象……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马太福音》25：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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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罗提诺的门徒们而言，这样的神秘飞升很正常——只有一点显得特别：在古代世界里，神秘的飞升从来都是纯个人的。而莫妮卡与奥古斯丁分享了体验，母子一起进入出神的状态，这对信奉弗洛伊德学派的现代学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26] 奥古斯丁并不会如此装腔作势。几十年来，他们共同分享了浓厚的宗教体验：先是作为摩尼教徒，再是成为哲学团体的标兵，后来又在加西齐亚根的几个月里得到了极大的磨砺。对他来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上帝的追求理当是整个团体共同担当的，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奥古斯丁已然相信，他们确有可能目睹上帝，也有可能组织一个愿意共同追求这种意象的团体，在其中度过余生。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团体究竟应当采用何种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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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守贫的道路：从意大利到塔加斯特和希波，388～3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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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年，奥古斯丁与一群不一般的朋友回到了非洲。他们是退隐的官吏和出仕无望的求官之人，最后他们在家乡塔加斯特安了家。塔加斯特并非流放之地，它位于努米底亚的内陆高原，但四通八达，向东北方向可以回到迦太基，向正北方可以前往地中海边的港口希波。[27] 这个小团体属于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但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一群前途无量的家伙回到了家乡，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过成功，要么是为宫廷服务过（比如阿利比乌斯），要么是在宫廷所在城市持有过大牌的教席（像奥古斯丁这样）。事业本可以使他们在退休时获得尊贵者的特权。他们取得了成功，而他们那些安分守己的伙伴，那些平庸的市议员，只不过是在老家承担着地方政府管理的常规工作。虽然他们有些特殊，但人们还是乐于看到他们在塔加斯特安家落户，运用关系和新的财富来扶助桑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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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让塔加斯特人吃了一惊。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带给家乡的只是心灵上的兴奋，而不是招摇的竞技比赛。还有，就在10年之前，他们中的多数人曾是摩尼教徒，是“慧明之子”。他们仍然是一个封闭性的宗教团体，只不过他们现在给自己贴上了“赋闲”生活的传统标签，让人安心一点儿。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受怀疑的秘密教派的成员了，他们是一群赋闲的人，专注于通过祈祷和读书“模仿上帝”的目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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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们的过去与现状之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再也没有富有的庇护人了，再也没有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在根本上保障他们的安全，就像罗马尼亚努斯为青年奥古斯丁所做的那样，他们成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团体，他们根据“圣洁的协议”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本意是要依照哲学家圈子的传统，拿出自己的财产一起过日子，但几年之后，资源共享的意义已然改变，现在具有了基督教的意味：他们要心意相通，模仿最初的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使徒行传》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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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所谓“耶路撒冷团体”的建立，在拉丁西方被奥古斯丁和后世所有提倡修道生活的人当作奠基性的事件。由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了，最初的基督徒们变得“一心一意”了。从此以后（也只是从此以后），他们决心踏踏实实地把对上帝的一心一意转变为一个财产的共同体：“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他们的东西都是公用的。”（《使徒行传》4：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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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及其朋友就是这么读《使徒行传》的。其实，还有换一种方式阅读这个故事的可能性。例如，在安条克与君士坦丁堡，金口约翰就强调，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中间共享财产是为了分配钱财，满足穷人的需要。[30] 但这不是奥古斯丁的读法，那时候，他并不为穷人操心什么，一切都是为了团结。共享财富只不过是一个物质性的标志，象征上帝在心灵相通中激发出来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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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徒行传》的援引为这种大胆的尝试提供了支持。通过强调“一心一意”的团结，奥古斯丁及其朋友刻意与庇护制度所支持的生活划清了界限。靠着共享财产，他们就可以“自力更生”了，在理论上这个团体自己靠自己。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最初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也欢迎偶然的礼物，但他们可不打算接受庇护人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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