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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能为现状沾沾自喜，自以为拥有超出在别处（在修道院之外）的自身能力的衣食水平。他们也不能趾高气扬，自以为正在出入于那些过去在尘世中无法接近的人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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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出身的修士也受到了告诫，他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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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起那些摆脱贫困状态而进入这个圣洁团体的兄弟。他们应当为自己与这些穷苦兄弟的友谊而骄傲，而不是更看重那些有钱亲戚的社会地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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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奥古斯丁写的《规程》有点像是解决社会差距问题的禅宗。[13] 《规程》认为，每个兄弟姐妹（该文件同样适用于修女）都要忍耐数不清的怠慢，因为他们的同伴并不来自同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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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着装问题为例。我们知道，在晚期罗马社会里，服装的作用就是展示人的社会地位。这就解释了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在男女修道院中，衣服都是从一个公用的柜子里领取的。要是某位兄弟或姐妹碰巧拿到了一件破旧的袍子，和他/她当初捐献给修道院的质地高档的袍子不能比，情况会如何？作为对人性弱点的让步，《规程》允许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思保留一件个人的袍子。他们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他们的其他袍子必须放在公用的衣柜里。兄弟姐妹们都要自我调适，慢慢地接受这样的思想：他们的衣服和其他所有一切东西，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它们都属于集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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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决心贯彻这条规定，每周都要大声朗读《规程》，每个兄弟姐妹都要认识到团体之善高于个人的需求（哪怕是在琐事上，比如分发衣物）。对此的认识程度就是检验其精神成长的标准：“按这种方式，你对公益而非自我的关注越多，你就知道自己进步越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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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公益的关切是压倒一切的，理解这种关切的分量与长期影响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要转向更高的层次了。让我们考虑一下：在深思熟虑地写出来的《规程》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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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奥古斯丁、西塞罗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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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修道的实验在诸多方面都是应用社会理论的实践。修道院是一个微观世界，修道院里的生活揭示了一种巨大的、尚未完全实现的潜力，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上帝的全体子民的团结。奥古斯丁始终相信，基督教会那庞大得难以驾驭的宏观世界依然潜藏着爱得如火如荼的可能性。修道院只是这样一个地方：与别处相比，在这里，爱的火焰有机会燃烧得更加旺盛。就像放大镜在日光下制造出来的焦点一样，修道院将弥散的爱聚焦为一个炽热的焦点，正是这种爱将每个基督团体结合在一起。奥古斯丁坚信，修道院所培育的爱为那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那种未来超越想象，远在时间的尽头。那时候，爱的烈焰将会吞没全体被救赎的同伴：“在许多灵魂中间，一座城、一群子民将会升起，他们全心全意地奔向上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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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这座城于时间尽头终归团结时，是西塞罗的语言启发了奥古斯丁。正如我们所见，西塞罗非常关心社会的凝聚力，以及增强这种凝聚力并抵御暴力与私欲的条件。但究竟什么才是西塞罗最关心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在他们看待西塞罗的不同姿态中，我们可以感知安布罗斯与奥古斯丁之间的距离。安布罗斯撰写《论义务》的时间只比奥古斯丁构思《规程》早八年，但是，这两个文本看上去就像来自两个不同的年代。安布罗斯遵循西塞罗的观点，想要在原初的凝聚力已经被贪婪破坏之后，重新修复罗马社会，他发出了一种召唤，希望重返失落的团结。奥古斯丁也跟着西塞罗往下走，但他追随的是另一位西塞罗，他所追随的西塞罗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初之时，一个社会（尤其是他自身所属的社会，即罗马共和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是，社会在形成之后，如何才能维系一种公共的、共有的善，既然最初正是这种公益将社会凝聚起来的？人类围绕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奇迹，那么它是如何起源的？怎样才能继续维持下去？最终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它将在何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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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主教很久之前，奥古斯丁多年以来都在作为一名教师重复西塞罗的观点。[17] 西塞罗传授给他的东西，就是对于公益与私利之张力——在围绕着共同目标的团结与个人利益造成的分裂之间的张力——的敏锐认识。在西塞罗的社会观念中，这种张力是关键性的，他一直都在强调社会对公民个人之忠诚与能力的要求。他使用的“res publica”这个词（意为公益、共和国、公共目的）的意思是沉甸甸的，几乎无法翻译为现代语言。罗马人与“共和国”的关系改变了，西塞罗以此总结罗马社会的状态，并且解释既辉煌又悲惨的罗马历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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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塞罗的另一面，是奥古斯丁完全认同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意志的张力，因为它在追求两个潜在地相互对立的目标。根据这种观点，私欲是与公益相对立的。我们还不能忘记，奥古斯丁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张力。他在阅读西塞罗的时候，戴着一副4世纪集权官僚帝国的臣民的眼镜。晚期罗马帝国高度强调法治的观念。严格说来，如上帝的神法，皇帝的法律也是“公共的”法，它是全天下的法律，在这种法律的范围之外行动，就是企图追求“私人的”行动范围。按照统治者的眼光，不是私刑暴力，就是暗中违禁，在他们看来，“私”意味着叛逆与妖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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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也是一位宗教思想家。加西齐亚根《对话录》反映了他最初的乐观主义。随后，他重新回到了恶的起源问题，有可能这只是为了找到对摩尼教徒的回答。他开始将人类受苦到这个地步的悲惨状态理解为亚当堕落的后果，但这是怎样一种“堕落”呢？奥古斯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亚当的堕落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为，是一种造反；这种形式的前兆就是天使们同样自由选择的造反。他以一种类似于西塞罗的方式描述了这两次事件。在两次造反中，私欲都是与公益相对立的。上帝就是所有人的公益；撒旦的造反，然后是亚当的造反，都源于“一种拉丁语合理地称为‘私心’的爱”。[20] 奥古斯丁并不希望读者们（他们也是熟读西塞罗的）认可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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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强调公益相对于私欲的优先性，奥古斯丁已经比西塞罗走得更远。他以一种西塞罗从未做过的方式来捍卫公益：他剥夺了修士和修女的私有财产。对于西塞罗，公私之间的张力之所以剧烈，只不过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对于西塞罗，私人财富就是生活的事实。财富是贵族与生俱来的，简直就是一种有力的个性。在他看来，通过立法来平衡私人财富的想法令人惊讶、“糟糕透顶”。[21] 剥夺一位政治家的私人财富，就像是剥夺他的棱角个性——他锐利的表达、特别的性格、不容置疑的个性化的语调，而他要靠这些来为公益服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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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上，西塞罗关心的是忠诚，而不是取消私有财产。在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罗马读书人的心中，共和国早期的英雄们具有光辉形象，因为他们显示了一群有财产的人是怎样无限忠于自己所服务的“共和国”的。在黄金时代的“共和国”，罗马国家的公共财富与罗马领袖们的个人“贫穷”之间有一种巨大的不相称。领袖们衣着简朴，无心积累私人财富，这就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赞美的古代罗马人的品格：“那时的罗马人拥有一个资源丰沛的共和国……而他们自己却贫穷地生活在家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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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最英雄主义的不富裕。罗马的伟大的最开端就是一个不富裕的时代。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古斯丁偏偏要请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这个人物，鼓励穷人出身的修士为了修道院整体的善而练好自己的手艺，不要老想着私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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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尘世之国（罗马共和国）过去的领袖们使罗马作家们交口称赞，因为他们共同献身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将城邦放在私利之上。他们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刚刚还在为征服非洲而庆功，但他掏净了家底，也凑不出女儿们的嫁妆——那么，身为永恒之城，天上耶路撒冷的公民，你们应当如何对待“上帝”的共和国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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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句出现在了一个有些正式的文本中。假若奥古斯丁的信息流入了修士们的心田，那么很有可能，希波的一个手艺人会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或她）也能和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相比。不过，在修道院的小小“共和国”里，一个“兄弟”或“姐妹”的忠诚是以某种更激进的东西为基础的：彻底放弃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通过坚持修道生活的这个方面，奥古斯丁告诉我们，他并不满足于使私人目的服从于公共目的，那只是西塞罗的想法罢了。他想要的是消除私有，不富裕必须变成放弃财富。那么，他靠什么其他传统来论证如此激进的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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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割裂……而是整体的一部分”：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的“精神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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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奥古斯丁的社会观念中追寻“西塞罗主义”的因素，这是相对容易的。一直以来，我们都很熟悉西塞罗，他的思想在奥古斯丁或安布罗斯身上留下的印迹，已经被非常详尽地研究过了。[25] 但是，在修道的守贫问题上，西塞罗对奥古斯丁毫无影响。确实，西塞罗所坚持的观点是，对于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私有财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就正常的人类社会而言，奥古斯丁完全赞成西塞罗。和西塞罗一样，奥古斯丁毫不犹豫地相信，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在亚当堕落之后，除了强有力的国家所承认和保护的私有财产，人类已经不能要求更多了。只有帝国法律所承认的私有财产体制，才能克制骄傲、贪婪和暴力的恶劣影响，而这些毛病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状态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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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常社会中的一切都与建立修道团体毫无关系，一道玻璃似的幕隔开了两个世界。正常社会是由于堕落的人类意志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它属于命中注定将会消亡的现在。与其相比，心灵在修道院里的团结则是对未来的一种窥探，它显示了理想社会在创造过程中的第一个不成熟阶段。只有在时间的尽头，只有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社会才能完全实现。放弃私有财产就是通往未来的第一步，它指明了一条通往迥然不同的新世界的道路，在那里，私有本身将会消失。为了在哲学上支持这种野心，奥古斯丁借鉴了另一项更严格、更不一般的资源，那就是普罗提诺的思想。普罗提诺为奥古斯丁提供了他想要的东西，帮助他超越了公共义务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紧张平衡——这些让西塞罗操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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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的生活方式宛如栖息于浩渺的精神海洋的边缘。对他来说，人类生存状态中最大的谜就是解释这个事实：人类的灵魂明明已经沐浴过灿烂辉煌的太一了，为何还要陷入那许多狭隘、偏执的爱呢？作为一位希腊的形而上学者，普罗提诺并不关心罗马人在“公”与“私”之间的张力。他想要解释的是，人的灵魂（就像我们平时感觉到的那样）怎么就变成了这么一种可悲的、狭隘的东西。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割裂”开来，脱离了更伟大的统一体，而那才是灵魂应当回归的方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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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罗提诺，“私”总是和具有强烈贬义的善的“匮乏”有一定联系。因此，普罗提诺反复呼吁，灵魂要“回归”原初的整体，那才是它的正当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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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曾在那里，那时的我们与现在的我们并非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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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中的一部分曾为与完整的实在结为一体的神明、纯洁的灵魂、理性……并非（如同现在这样）另为一物或者割裂开来，而是完整的一部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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