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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与他的代理人很可能也是这样做的。在阿奎丹，保利努斯家族的另一支（保利努斯弟弟的后裔）似乎一直延续到6世纪晚期。6世纪60年代的波尔多主教利奥里乌斯很可能是家族的最后一位。据意大利诗人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的描写，利奥里乌斯曾经翻修过普雷尼亚克庄园。150年前，保利努斯的弟弟曾在此居住。利奥里乌斯慵懒地躺卧在半圆卧榻上，像古时罗马人那样，望着窗外潺潺流动的鱼塘，它们镶嵌于绵延的麦田之间，微风拂起麦浪，如同浓密的金发。[28] 韦南提乌斯读过奥索尼乌斯，至少，在诗歌的世界里，奥索尼乌斯笔下的田园风光依然如故，它并未被保利努斯单个人放弃财产的行为所破坏，它依旧在那里，在那些有古典品位、钟情舒适生活的人手中。即使利奥里乌斯当了主教，他仍属于那个阶级，他们依旧欣赏奥索尼乌斯及其模仿者（如韦南提乌斯）的诗歌。尽管身处法兰克王的统治之下，他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看来活得像个罗马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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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遣散那么庞大的财产必然是件大事，这跟大规模的财产充公没多大区别。这类充公在内战中被用于大刀阔斧地消减贵族财产，也被用于惩处行妖法或叛国罪。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在369年颁布的一道狰狞的法令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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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被判剥夺公权的人，对其财产要进行彻底调查……完整的清单……应该包括在农村的资产规模与性质……各部分的特色与魅力；建筑与土地上的设备；在地产上有多少奴隶……他们各有什么技能……金银、服饰、珠宝的数额……以及储藏室有什么藏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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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394年保利努斯放弃的财富，并且是以富有戏剧性的自我判罚、类似于剥夺公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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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保利努斯的声明显然铿锵有力，事情却进展得很缓慢。其后很多年间，来自地产的收入依旧源源不断。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的那样，他用这些钱筹建了贾米拉圣菲利克斯陵地上不同凡响的建筑工程，这些工程至少持续到404年，或许更晚。408年前后，保利努斯成为诺拉主教。他过世于431年，只比奥古斯丁晚一年。那时，波尔多的保利努斯（就像奥索尼乌斯曾经希望的那样）已经成为诺拉的圣徒保利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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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并非保利努斯的放逐地，也不是他的藏身地。西班牙腹地倒是藏身的好地方，搬到诺拉是为了靠近极其古老的世界中心。诺拉临近阿庇亚大道，穿越萨莫奈地区山岭，通往布林迪西与帝国东部。这一晚期帝国的税收脊梁连接着罗马与非洲，沿它而行的旅人会发现，要去诺拉很容易。奔赴宫廷的非洲主教们经常在诺拉停留，前往拜会保利努斯，并向他转交奥古斯丁的书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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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对保利努斯而言也并非新城，他自年少时就知道菲利克斯的圣体龛，因为它在家族地产附近。26岁时（380～381），保利努斯曾出任坎帕尼亚的元老级总督。作为总督，他为圣体龛加建了前廊，并整固了通向它的道路。[31] 当然，保利努斯的馈赠并不局限于诺拉一地，同西玛库斯一样，他所在家族与许多城镇都有联络。404年，他赠给丰迪的基督徒一座崭新的教堂——位于阿庇亚大道近罗马城之处。在他的言谈中，这个馈赠仿佛是城市恩主的善举。西玛库斯肯定会这么看，他为当地基督徒建教堂是“作为我爱这座城市的些许表示，并作为我的家族曾经在此拥有地产的纪念”。[32] 总之，保利努斯选择定居在这个满载家族回忆的地方，放弃财产没有使他离乡背井，那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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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以简单地把保利努斯在诺拉定居当作例证，认为元老级的捐赠者和庇护人在基督教会中仍然可以无忧无虑地保留原先的生活方式。虽然保利努斯还拥有家族地产，依旧面临着社会期许带来的压力，甚至连思维习惯都仍然继承自元老背景（这种种延续性带来巨大挑战，这的确令人心存疑虑），但他竭尽所能去证明，自己并不愿意被错认为那个旧的自我。出于这个目的，他强调自己新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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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又是怎样的贫穷？可以理解，现代学者在论及保利努斯时，总强调他在生活方式上的种种延续。地产收入依旧源源不断；他仍然认定阿奎丹的门客得听命于他，并就他们提供的服务打赏；他着手重建贾米拉菲利克斯圣地时，表现出大庄园建造者“对财产的关注”：种种迹象都让我们怀疑，保利努斯是否真的在任何明显意义上都变“穷”了。[33] 我们面对大元老贵族出家当修士，总会联想到其现代翻版——口口声声说要过俭朴生活的电影明星们——从而心生疑虑，随即跃入脑海的是邪恶的词组：“着名牌的贫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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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度怀疑会使我们忽略上一章的所见——晚期罗马社会中财富的具体符号。我们已经讨论过，富有并不仅仅是有收入，有钱须得昭告天下，并且自始至终以尽可能坚决且引人注目的方式。拥有并展现“华彩”，是富有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贫穷（不成功的教授、潦倒的乡绅或赤贫者都一样）就是失去这种华彩。一旦一个人的“小小的荣耀之光”熄灭了（借用奥索尼乌斯形象的词组），这个人就坠入了灰暗的无名状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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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彩”是定义财富的核心词。华彩预设了收入，然而实践中却几乎不考虑钱财；与它息息相关的倒是：人看上去怎样，如何穿着，如何饮食，如何出行，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沐浴有多频繁。财富以一系列明确的标志繁荣及好运的符号把富豪的身体包裹起来。相较之下，这种华彩在保利努斯和特拉西娅身上确实完全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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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用退却华彩的言辞，保利努斯跟他的灵修朋友们交流着他全新的生活方式。他用犀利精准的语言，从各个方面背离甚至颠覆4世纪富人的社会符号。在刻画自己和苦修同伴时，保利努斯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关于“贫穷”的写照：不是“无财富”，而是“反财富”。正如财富的表现是以一种特权的生活方式宿住于肉身；反财富的表现，同样戏剧性地以苦行的方式在肉身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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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利努斯不断述说这群他选择在贾米拉为伍的人的奇特之处。他的描述像是照片的反面，从它的阴影，我们可以拼绘出保利努斯这样背景的人如何展现财富的绚烂夺目。他与修士们不再居住于大庄园中；相反，他们统一住在可以望见贾米拉菲利克斯圣体龛的狭小房间中。他们不再靠一堆随众与世人隔开，而是与挤在下面家庭客栈里邋遢的穷人们密切接触。[36] 外出时，他们不再乘坐豪华马车，许多人只靠步行。修士维克多正是这样，他替在意大利南部的保利努斯和阿奎丹的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送信，每年步行数百英里，如同“一匹两条腿的驿马”。[37] 他们穿着极为朴素——暗色、粗料、褪尽了颜色，这与晚期罗马上层社会多彩艳丽的着装正相反。他们头发剪得很粗糙，倒像是罗马囚犯的光头发型，而不是晚期罗马贵族那抹了油的满头卷发。[38] 他们饮食简单，只喝最少量的酒，且酒器是土陶或木质：见不到银器。（保利努斯再清楚不过，他这个地位的人在餐桌上放银器意味着对财富的坚持：对于禁用银器，他比奥古斯丁更坚决。后者在希波主教餐桌上保留了银勺。）厨师出身农家，提供“农家饭”：“豆子与小米捣在一起，为了让我更快学会将元老的考究挑剔放在一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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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脸色苍白。”[40] 保利努斯与其他修士步履间尽显他们的饮食状态。再没有丰盛的食物提供足够的能量，支持作为贵族曾有的那种坚定有力的步伐——骄傲的步伐。他们选择了“庄板”，缓慢地移动。尤其是，他们不常洗浴，因而浑身裹着令人生厌的味道，在古代世界里，这是贫穷明确的标志。这味道总是令人不安，提醒着死亡的恶臭必得最终的胜利。这与富人刚刚从私人澡堂那神奇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世界中出来，彻底沐浴熏香之后，身上散发着甜美气息的那种生之愉悦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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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利努斯看来，与这群不光鲜的未熏香的人一起围圣菲利克斯墓地而居，是最合适不过的。菲利克斯在3世纪末时曾任诺拉主教。每年，保利努斯都赋诗庆祝这位圣徒的节庆。从诗中对菲利克斯的刻画看，保利努斯以他为镜。菲利克斯是搬到诺拉的一位富人之子。他甚至不是殉道士；他当司铎时曾遭受拷打，但去世时却在床上，时任主教，贫困至极。他放弃自己的那份家产，让给了贪婪的兄弟。他过世时耕种的园子是租来的。保利努斯渴望成为他那样的人，因为菲利克斯过着“那样一种生活，仿效上主基督在尘世的样子：曾经的富人，而今至穷”[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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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来”：模仿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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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关于贫穷即反财富的说法，对那个时代中与他志趣相投的人极具说服力，因为他的识别标志建立在对基督这个人的深刻认同上。[42] 他将对自己和朋友的身份认知扎根于上主下到尘世这一戏剧性事件，正如他在400年对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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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谨记我们是他的四肢，他在被判罪中征服，在不抵抗中获胜，在坠入死亡中重获荣耀，他确保，因他的十字架之迅猛掉落，我们将在复活中升起……“他就是我们的天主，没有别的可同他相比。”（《巴路克》3：3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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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是怎样的基督？保利努斯的基督完全是那一代人的基督。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这样一位基督：他在礼敬中的形象经过精心打造，令正面临某个特定神学困境的某个特定阶层的基督徒产生共鸣。让我们看得更仔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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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西方毫不妥协的尼西亚派信徒们在宗教热忱中呈现的基督这个人物，异乎寻常地充斥着似是而非的悖论。他们这派的胜利加剧了认识基督上的冲突。《福音书》的记载显示，基督有时是软弱无助的。然而，在尼西亚派看来，他还是神，他不是某个造物。我们无法从某种不是全神的存在——极端尼西亚派相信（常常是不正确的）阿里乌斯派的潜台词就是如此——来推断他的弱点。于是，尼西亚派在解读基督上面临尖锐冲突：基督是个不起眼的人，但同时基督又是“完全神性的”。解决这个理念困境的先是米兰的安布罗斯，接着是继承了他的保利努斯：上帝自己“为我们和我们的救赎”做出了决定，在基督身上，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袒露于完全的人之软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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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这个答案背后晚期罗马特有的细节很重要。安布罗斯与保利努斯的基督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信仰中人化了的基督，那是只属于晚期罗马的基督。他的谦卑更为夺目，因为他来自尊威的上帝有意识的自谦之举，而他依旧是尊威的上帝。在一个令人敬畏的俯就姿态中，上帝的华彩自发转暗。如果说在晚期罗马的社会思想中，权力与财富是为了生存必须牢牢抓住的东西，那么再没有什么“走下来”会比上帝自己“走下来”——在一段时间内，放弃自己握有的权能——更令人瞠目结舌。基督作为上帝，曾是贵族中的贵族，富人中的最富。然而，以其无限的善，他出于自由意志放弃了这种财富，他将神性的光辉掩藏于人之境遇的黯淡无光之下，但那光辉依旧在那里。借用后来被纳入拉丁教会礼仪的安布罗斯圣咏的歌词：基督，投身为人，其出现就像“一位巨人，双重本质”。[45] 他出现在人间，是神与穷人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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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的基督是“穷的”，因为他是用强大的自谦行为将华彩掩盖起来的神。“谦卑”和“谦卑的”是保利努斯论及基督时不断重复使用的词。保利努斯用“谦卑的”表示对世界的一种姿态，它的社会意义非常犀利，远非该词在现代的多愁善感的种种联想可以表达的：在罗马帝国晚期，谦卑的意思，直白点，就是“不重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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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保利努斯的基督很大程度上是大理石棺的基督。在这个阶段，罗马、西班牙和高卢南部的贵族基督徒就埋在这种石棺里。在他们看来，基督这个人物悄无声息到令人不安，他远不是中世纪晚期的“忧患之子”，受着赤裸裸的贫穷与困顿。相反，他有尊严地站在彼拉多的面前，身着朴素的、褶层分明的袍子，然而，恰恰是基督这种全然缄默的立场，令古代晚期的旁观者犹感沉重。这不是古时的哲人形象：架势十足，胡子拉碴，露着躯干，昭告着属于哲人的积极、英勇、敏锐的头脑。[47] 基督不是这样，他身着朴素的袍子——这身袍子不代表任何社会主张，朴素的衣衫令他的荣耀变得毫不起眼。他站在彼拉多面前，后者的宝座与长袍不堪重负地缀满了种种标识，象征世间统治者那未加驯服的傲慢。[48] 这是寂静无声的上帝在基督身上下到了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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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比带有预兆性，它也意味着，像基督一样，保利努斯与跟他类似的苦行者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像基督一样，他会继续行走于他的追随者之间。保利努斯没有打算置身荒岛、与世隔绝，像奈拉提乌斯·塞雷拉里斯驶过卡普拉西亚岛时令他震惊的修士们那样。保利努斯打算永远居于尘世之中。尽管被一群看上去明显是穷人的修士们包围着，他在贾米拉的生活绝不是封闭的，它向来自西方所有地区的拜访者开放。他这么做，是出于真正的意大利罗马传统。[49] 在给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的信中，保利努斯引用了当时版本的《以赛亚书》42：14：“我许久沉默不语，但势必不会永远闭口不语。”这是上帝的话。作为基督的追随者，他的穷人现在可以重复这句话：因为“上帝是强大的，现在，他强有力得让我们也保持沉默”[50] 。这样，皈依的贵族与他的圈子小心翼翼地从自己身上卸下刺眼的，令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在晚期罗马世界中与众不同的指示符；他们面向社会，充当基督的担负者，后者同样剪掉了他的尊威——不过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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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lmelle，Les demeures aristocratiques d’Aquitaine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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