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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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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4章 “灵的交易”：诺拉的保利努斯与财富诗，385～4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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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斯已经向圣菲利克斯大人还了愿”：祭坛上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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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408年，保利努斯每年都为诺拉的圣菲利克斯节庆赋诗一首，他希望通过这些诗篇让读者明白，他命中注定要在墓地侍奉菲利克斯。结果是，我们往往不假思索，认定保利努斯搬到了坎帕尼亚，在诺拉城郊贾米拉的菲利克斯圣体龛——陵墓——旁边定居下来。我们认为，保利努斯于395年到达诺拉，人生目标已然实现，即“在诺拉度过最后时日，为村野圣徒看顾祭坛”[1] ，接下来便是“年年岁岁的田园牧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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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关于保利努斯的生平（丹尼斯·特劳特），关于他通过通信建立起的人脉（西格莉德·穆拉切克），关于书信中的灵修内容（卡特琳娜·科尼比尔）[3] ——都显示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研究再现了他的技巧与坚韧，凭借这两点，保利努斯确立了自己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导地位。他的书信保证了居住在高卢与非洲的特定朋友群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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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十分清楚地揭示，大人物保利努斯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活在修士保利努斯的身上。或许，在那戏剧性的“走下来”中，保利努斯淡化了自己原有的地位；或许，为了模仿基督令人敬畏的俯就之举，他揭掉了高位者的符号，但即便如此，他还是继续享有贵族的最高特权——随心所欲地安排人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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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对自己司铎职位的态度。普通人一旦被祝圣，通常得留在选他的会众当中。因为在那个时候，在被授予司铎这个教会职务后还不可以到处行使职能。授受圣职是为某一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团体，并且仅限于这个团体，司铎不被鼓励在一个城镇接受圣职礼，再搬往另一个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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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愉快地忽略了这个限制。他在巴塞罗那被祝圣，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带着他的圣职与财富离开了这座城市。结果是，到了意大利，罗马主教西利修待他极为冷漠。西利修具备城市教士那种高度的集体责任感。教士应该跟自己的主教待在一起，正如宫廷官员按理该待在他们的政府部门里。跟官员一样，教士应该靠工作表现沿明确的晋升阶梯一步步攀升。对自诩苦行、不受约束的教士，西利修没有好感。就在十年前，即386年，他曾帮着将哲罗姆赶出罗马城。在西利修眼中，即使保利努斯声势浩大地放弃了财产，他还是太像古怪的百基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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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即便是保利努斯在诺拉的修道组织也像是典型的家庭基督教，而不像是在教会体制之内，它很大程度上是家庭事务。保利努斯很可能继承了临近菲利克斯圣陵的一座庄园，并将它变成了修道院，[5] 但这个组织与外部世界的边界模糊不清。他的妻子特拉西娅陪同他一起到了贾米拉，我们对她的行为一无所知，或许这纯粹是因为她觉得理应出现在丈夫身边，就像在贵族圈子里那样。但当时，就男女混居苦修的危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教士们都忙着对较他们二位更普通的基督徒们口诛笔伐，但贵族保利努斯与特拉西娅持戒同居却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人敢质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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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时的诺拉主教同样一无所知，没有证据显示保利努斯作为司铎曾服务于他。来自上流社会的教士与城市人民结成同盟，这曾对安布罗斯意义非凡，对保利努斯却没什么价值。他终究还是当初的地主，诗歌写的不是城市百姓，而是乡村农民。即使我们在佐证时考虑到作品本身的局限性（每一首诗、每一封信都有各自明确的目的），但他只字不提妻子、主教和城市，这种缄默本身就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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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年后的某个时间，保利努斯成为诺拉的主教。410～411年，哥特人入侵，他领导他的基督徒团体度过危机，那时，圣菲利克斯据说出现在城墙上。[7] 保利努斯于是又一次赋诗感谢菲利克斯。他讲到哥特人撤退后诺拉城的居民终于能够前往周边耕种土地。保利努斯有可能买通了哥特人。[8] 419年，在一场有争议的教宗选举中，他受邀担当仲裁者。他于431年去世，走得像个好主教该有的样子，全诺拉城的民众为他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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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基督徒，甚至犹太人与多神教徒，都来参加保利努斯大人最后的仪式……与我们一起，所有人都在哀哭，为这位被死亡夺走的庇护人、捍卫者和守护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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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最后的一幕（选自5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本）仅仅显示了自395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那时候，主教已经得是本地人，并且是该城的庇护人。而早在395年，保利努斯还不是哪个地方或哪个人的“庇护人、捍卫者和守护神”。令当时的人惊讶的是，事实恰恰相反：保利努斯享有贵族特有的搬迁自由。他不受制于任何城市、任何教会、任何常规的公共角色，他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财产的处理上，保利努斯决定，他的财富要用来打造圣菲利克斯的圣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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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保利努斯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4世纪的人在思考该如何将财富用于宗教礼敬时，脑海中会有多种选择。如前所见，当保利努斯宣告皈依时，他宣称要按年轻的富人的故事要点行事。他遵守了基督“变卖你所有的”的诫命。但要遵循“分给穷人”，方法有很多。并不是每一个皈依者都要像保利努斯那样，将钱花在对一位地方圣徒的崇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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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自己的决定，保利努斯借助了一种在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圈子里众所周知的古老敬献方式。保利努斯坚持把他的财富视为上帝的礼物。在他兄长被处死、他自己面临财产充公之时，这笔财富由菲利克斯为他保留下来：“您（菲利克斯）……将剑从我的脖子上挪开，将国库官员从我的产业上遣走。您替上主基督看管我和我的所有。”[10] 上帝通过菲利克斯保留了保利努斯的财富，保利努斯通过将它花在菲利克斯身上把它还给了上帝。保利努斯与特拉西娅卖地产的所得并没有“分发”给财产所在地的穷人；它没有被送往遥远的埃及或圣地的修道院（许多罗马贵族已经开始这样做）；它没有被用来捐建护理所；它也没有被送到遥远的边境去赎买俘虏（像安布罗斯那样）。保利努斯的财富缓慢但稳稳地流向贾米拉，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冻结在那些令圣菲利克斯的辉煌变得可见的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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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将财产作为还愿归还给上帝，是典型的保利努斯的做法，这既伟大又谦卑。首先，以这种方式施舍，保利努斯有别于通常的城市恩主。与恩主们不同，保利努斯不是站在不可动摇的高度进行施舍，来证明自己具有崇高的地位。他施舍，是为了表达深深的谦卑。他坚持那不是自己的财富，它被握在上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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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赠予不是出于与世间的某地或某个群体原有的关系。贝内文托城中贵族居民的“永不言败之心”曾让西玛库斯印象深刻，他们在地震后团结起来修复城市，这是出于世代相传的对自己家乡的忠诚。西玛库斯自己在参与其家族与罗马人民之间长年的对话时，也曾展现出“罗马人至高的热忱”。与他们相对，保利努斯的赠予朝向天堂，那是在他、上帝与圣菲利克斯之间永恒对话的一部分。无论贾米拉圣陵如何令人震撼，那些保利努斯力图“讨好”的“人”是看不见的，他们是上帝与他的圣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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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话向所有人敞开。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在对阿奎利亚教堂以及其他教堂与会堂中的镶嵌画镶板的例子中），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还愿性的赠予有种种规格，它并不专为大富豪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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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克斯的圣陵尤其如此。诺拉位于两地交会处，在此，那不勒斯湾前肥沃的加拉迪延伸至萨莫奈的山村。至少在保利努斯将他的财产带入圣陵之前两代人的时间里，菲利克斯的坟墓已经是一个宗教活动中心，它尽管并不广为人知，但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人们在圣体龛上发现了大量的涂鸦，其中多数仅仅是胡乱涂画，它们标志着一群群不识字的朝圣者迫切地要将自己的标记留在“菲利克斯大人”身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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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捐献的气氛蔓延到了周边农村。东边的山上养着大群的猪，用来作为罗马人的部分食品配给。人们相信菲利克斯保佑着这些猪。甚至远在贝内文托的人们也把最好的猪选出来敬献给他，有些猪实在太肥，能够到达圣陵本身就是一个奇迹。[12] 到达后，它们就被宰杀，来实践主人在家就立下的对菲利克斯的誓言。穷人们知道又会有一顿还愿的猪肉大餐，故而聚集在一起，十分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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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在他的诗中不断流连于这些场景，它们为他笔下的菲利克斯崇拜增添了乡村味道，它们也显示保利努斯不是这个圣陵的唯一捐赠者。尽管他的慷慨令人注目，但并非独一无二，它因袭了由成千上万个比他卑微得多的人定下的捐献方式。对这种礼敬，他全心全意地认同。[13] 尽管不曾用诗化的语言，但菲利克斯圣体龛上的涂鸦所表达的意思跟保利努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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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斯已经向圣菲利克斯大人还了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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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保利努斯是如何还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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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功……由菲利克斯做”：打造圣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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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拉的考古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卡洛·伊巴尼斯塔的著作和托马斯·黎曼的权威性专著——让人颇感意外，[15] 它们展现了保利努斯规划建筑的速度与野心。保利努斯到来后的七年内，原本朴素的菲利克斯圣陵完全改观。倘若财富曾在城外的某一地留下它的足迹——它曾在西班牙和阿奎丹的晚期罗马庄园中留下烙印，那便是在保利努斯打造的新教堂和与之毗邻的环菲利克斯墓而盖的建筑。新教堂长115英尺，宽66英尺，除了晚期罗马的顶级庄园宅邸，再没其他地方的大殿比它宏伟。其路面（由多种色彩的大理石划分成不同区域）被托马斯·黎曼判定为这个时期最精致的切割工艺的例子。[16] 仅铺设菲利克斯圣体龛的柱子、地面和门窗框，就使用了11种颜色的大理石，它们来自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将这么多的珍贵石材集结起来不仅需要财富，而且需要权势——运作庇护的关系网提出享有特权的要求，其方式与西玛库斯为儿子的赛会调集野生动物和马如出一辙。保利努斯似乎可以动用政府的梁柱、未曾用过的石料储备，以及官方的运输渠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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