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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基督教罗马，300～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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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君士坦丁修建的教堂大体在城市边缘，城里的教堂发展很慢。图中所示的山是贵族宅邸的主要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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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帝国教堂是用来还愿的不朽建筑，它们宣告君士坦丁完胜对手。他将雄伟的拉特兰教堂建于曾经痛击马克森提乌斯军营的营址上。312年，君士坦丁打败了他。教堂位于君士坦丁的宫殿侧翼。他在这个城市居住时，在这里召见朝臣，这个宫殿有个私人礼拜堂（今圣十字教堂）。[10] 尽管拉兰特的教堂是君士坦丁赠予罗马主教当主教座堂的，但他建它却是为了自己更大的荣耀，而不是让当地基督徒享有更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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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为，梵蒂冈山上的陵园中圣彼得墓上方巨大的教堂是由君士坦丁兴建的，但他可能只不过是破土动工而已，是他虔诚的儿子们，尤其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将其落成并献礼。那时，它已是毫不掩饰地专为彰显基督徒皇帝之虔诚而打造的帝国的纪念性建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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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意义上的郊区，帝国财富的足迹更加清晰。皇家陵园紧挨着诺蒙塔纳古道的圣阿格尼斯墓，毗邻拉比卡纳古道的彼得和马尔切利努斯的共同墓地（圣彼得与圣马尔切利努斯堂）。这个陵园专为君士坦丁家族内的女性亡灵而设，君士坦丁的姐姐君士坦提娜的墓位于圣阿格尼斯墓穴旁，是今天的圣科斯坦萨教堂。但它初建时并非教堂。它的穹顶上装饰了许多快乐的小天使，正踩踏着收获的制酒的葡萄。这座为伟大的公主兴建的欢乐的世俗墓地，后来被一些人说成了“巴克斯之墓”（the Tomb of Bacchu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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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筑既壮观又非常个性化。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的墓（今皮格内托门）上方巨大的高塔，使旁边葬着圣彼得与圣马尔切利努斯的地下墓穴相形失色。这座建筑富丽堂皇得不可思议，祭台由200磅白银铸就，高耸的圆顶距地面70英尺，为海伦娜灵魂而敬献的供品就摆放在这个祭台上。感恩祭中，祭台的布置包括1个35磅的纯金圣盘和3个沉甸甸的镶着宝石的金铸圣杯（各10磅重）。4个巨大的银烛台，每一个重200磅，另有20个略小的银烛台，它们令墓中充满烛光。数百磅的甘松、香脂与多种香料掺杂在灯油中，使整个建筑散发着非凡的香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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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没给过罗马普通人去的教堂类似的赠予。他是典型的城市恩主（不过属于帝国级别），给了基督徒巨大的场地，使“他的”子民可以在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富丽堂皇中集会。有此恩赐足矣。巨大的教堂特别适合基督教这一相当“节庆化”的宗教。普通信徒不必常常去教堂，但是他或她在年中的盛大节庆——复活节和殉道士的纪念日——必定会出现。君士坦丁在罗马城边的建筑完美地契合了这种盛大场合，但在罗马城内，除了一点象征性的礼物，君士坦丁的大方并没有惠及本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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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在罗马城边一掷千金，而城里的罗马教堂平淡无奇，这种悬殊在君士坦丁与他的继承人时代很典型，它标志着一个过渡的时期，以皇帝与宗教机构间怪异的同盟为特征。前者极度奢华；而后者仍然带着普通人的特色，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缺乏传统的社会地位。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可与其平信徒比肩的资源，教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罗马基督教会的财富积累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史）并不始自君士坦丁，它真正的开始，是在4世纪最后数十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铸就这段历史的不仅有罗马主教和他的教士，还有基督教中富有的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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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了冠名教堂”：罗马教会中的私人捐赠与教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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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慷慨地捐巨款给自己盖在罗马的教堂，这容易让我们低估罗马教会本身在进入君士坦丁时代时已经具有的财富，它可能非常可观，但这笔财富是以旧的方式取得的，它并不来自单个大金主，而是来自众多大体低调的人士的捐赠。当君士坦丁时期的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建自己的教堂时，他捐了413索里达（拉特兰教堂每年灯火专款的十分之一），以及一个仅55磅的银盘和一个小金碟。[14] 我们见到，在4世纪，伴随着私人——包括教士与平信徒——赠予，罗马教会内部有一个缓慢的财富积累过程。在这个缓慢且基本不为人知的过程中，4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基督教在罗马的最终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它远远超过君士坦丁壮观却有限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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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长期的重要意义，罗马教会的财富累积过程显得出奇地悄无声息。史学家要追踪它，只能通过生动但难得要领的史料碎片，最难以厘清的是罗马单个教堂的资金来源。城里许多教堂都有独特的名字，它们被称为“冠名教堂”。这个术语对史学家而言具备一切专业术语皆有的含糊性，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其意思却显而易见，他们觉得这个词无须解释，于是，我们只好通过创建教堂的语境去揣摩它的确切含义。在罗马法中，“冠名权”这个词用来指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的财产，这种方式确保新主人拥有完全所有权，而实际上，这个词掩饰了复杂的情境。关于冠名教堂的创立，我们只能粗略一看。英诺森任教宗期间（401/402～417），有“名媛”头衔（高官的女儿或遗孀）的维斯提娜修建了一座教堂，敬献给米兰殉道士热尔维与普罗塔修斯（今奎利那雷山上圣维塔莱教堂）。教堂由英诺森身边的三名神职人员安排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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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妇人在遗嘱中规定，让专家对她的饰品与珍珠进行估价，她将之变现后用这笔钱建造一座教堂。这座教堂落成时，英诺森用这位贵妇指定的资产，在其中设了罗马的一个“冠名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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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冠名教堂”的收入来自城里的地产——一家面包房、一座澡堂和一个收费站——与分布在伊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的地产，总收入是1016索里达（相当于奥索尼乌斯家产收入的估值）。这份有关维斯提娜的“冠名教堂”的材料保存在罗马教会档案馆中，十分珍贵，它让我们窥见一座教堂如何由平信徒发愿并通过变卖个人珍贵的饰物得以筹建。而且，教堂的维护费用与神职人员的薪水都来自维斯提娜在乡间的田产和依然繁荣的城市经济。[15] 一个世纪后，维斯提娜所捐建的教堂的司铎们仍然自称为“维斯提娜冠名教堂”的司铎。如此一来，兴建这座教堂并供养它的平信徒捐赠人的名字与它所纪念的圣徒的名字变得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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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432年，10座这样的“冠名教堂”得以建成。499年，至少29座冠名教堂有司铎服务，尽管这个时期所建的教堂绝不止这一种，但“冠名教堂”是以罗马堂区制的脊梁出现的，每一个都或多或少带着平信徒提供的私人财富的标签。正是通过这种教堂，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基督教由350年前后实际上的隐匿状态变成了全城上下都能感到其存在的宗教。这些教堂以星星点点的瑰丽呼应着山丘上傲然而立的贵族宅邸，即使规模小些。正是在这些教堂中，罗马城找到了它众多的小保利努斯，而不是君士坦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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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的一个朋友可能真建了一座冠名教堂。他是我们在上一章遇到的潘马奇乌斯，396年，保利努斯称颂他通过宴请穷人而将宝藏放入天堂。他可能跟建立潘马奇乌斯冠名教堂（今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的是同一人。这座教堂位于圆形大剧场上方通往西里欧山的斯考里路的半坡上，由一座房子改建而成；前廊由巨大的大理石柱子作支撑；基座上刻着首字母，说明石柱来自帝国仓库；墙上画的是《旧约》场景，配有解释的长诗；大门上的刻字表明了潘马奇乌斯这所改为教堂的房子如今的作用：仅大门的华美就足以“展现里面住着一位多么伟大的神”[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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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个冠名教堂的创建人是保利努斯的朋友还是另一位潘马奇乌斯，罗马的消息都与诺拉的一样清晰。到4世纪末、5世纪初，在全城的教堂中都可以见到真正财富的足迹，这个变化几乎没有被载入任何书面文献，而它很可能是罗马基督教兴起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富人们决定将他们的钱放到基督教堂，但是，这对于基督教团体的组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富人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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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冠名教堂，学界的主导观点是由研究基督教罗马的伟大史学家查理·皮特里提出的。他认为冠名教堂的财富来自平信徒永久性的基金，每一座教堂都基于最初的平信徒捐赠，各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其结果是，罗马冠名教堂不像现代集中管理的教区治下的堂区教堂那样直接隶属主教，它们更像中世纪的弥撒堂，或现代与之对应的、收受捐赠从而资金充裕的牛津、剑桥的学院。[18] 按皮特里的观点，我们可以想象，每一座冠名教堂的暗处都站着一众平信徒。我们可以认为，古代庇护的观念和对城市赞助者有权处理自己赠款的尊重，催生了对捐赠者的忠诚，这确保了这些教堂享有在罗马主教治下程度罕见的独立性。我们可以想象，在罗马主教和新冠名教堂的司铎与庇护人之间，总少不了“种种关系紧张的秘闻”[19] 。对研究基督教罗马的现代史学家来说，揭开这些平信徒庇护人的面纱独具乐趣。许多学者断言，在城市教会斗争以及专属各个教会的传说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见到罗马敌对家族之手在发挥作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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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与皮特里的分歧也恰恰在于冠名教堂享有的自主程度。朱莉娅·希尔娜反对维护捐赠者及其家族利益的永久性基金的存在，其论据很有说服力。她指出，这种基金在罗马社会实属罕见，对一个家族而言，通过长期的基金来维护其利益，麻烦要多过它的价值。城市的捐赠者更喜欢通过单笔、一次性的捐赠而为人所知，这类捐赠可以即刻收获荣耀，因此，捐赠者的家庭不需要被想象成永久地出现在他们捐建的冠名教堂中。该让人记住的，已附在冠名教堂的名字中：那与众不同的献礼，是这座教堂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在纷乱的4世纪晚期，许多基督徒家庭势均力敌，互相竞争。修建新教堂并捐款供养是颇为轰动的事件，可以收获相当的荣耀。不需要将某地的教会世世代代绑缚在某个临近的家族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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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学术讨论中，最重大的未知是捐赠者究竟是谁。要判断平信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担任所建教堂的独立庇护人，有赖于我们对其资源与社会地位的了解，这是我们不确知的。为此，让我们看看4世纪罗马居民的社会结构，以便弄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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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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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皮特里以一人之力阐明，罗马教会史中从达马苏斯任教宗（366～384）开始的那个阶段简直就是“第二次建教”。[22] 凭借博学和可靠的历史直觉，皮特里将罗马普通教堂的财富流入与虔诚的平信徒贵族——而不是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活动联系起来。用皮特里的话说，4世纪晚期与5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贵族济世——为了罗马基督教会的利益，为了继续他们由来已久的古典行善济世传统——的黄金时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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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特里自己提出警示：“不可让‘贵族’一词欺骗我们。”[24] “贵族”在4世纪的罗马有多重含义。并非所有罗马贵族都如西玛库斯寄望的那样，他们也不像现代学者想象的那样（据西玛库斯的观点）。我们若只着眼于罗马贵族中最显赫的少数，便会将他们生活的繁华都市变成异常刻板、令人窒息的地方。这可不是4世纪罗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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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基督徒富人都跻身贵族的核心圈子。恰恰相反，除了极少数，其他都是“新”人。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上，掌管罗马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声称管控着这座城市的大贵族世家。罗马作为一个整体，是后君士坦丁时期社会的缩影。很大一部分富有的居民是贵族，但并非西玛库斯坚持的排他意义上的贵族。他们通常是政府公职人员，靠俸禄为生；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自公开的帝国品位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在波尔多或提姆嘉德行省任职的兄弟无异；[25] 他们不像西玛库斯及其同僚，在城里拥有异常显赫的地位和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但是他们在那里，顶着令人垂涎的“最著名的人”的头衔。我们发现早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就有来自外省的资历尚浅的元老们把名字刻在圆形大剧场的座椅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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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聚集在以西玛库斯和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这些罗马城的贵族为顶峰的社会金字塔的中间坡地。众所周知，要精准地确定这些团体的财富与社会状况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看不见的阶级。但是，近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把握他们的财富与眼界要更容易些。考古显示，4世纪的罗马城小宅邸遍布，它们不像贵族的豪宅那么宏伟，这些宅邸常常硬是在拥挤的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它们没有真正的贵族府邸中的大花园或广场般的庭院，却也在其主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炫耀着象征财富与地位的种种标志物。房子有其华彩，它们都外饰彩色大理石，但是大理石与大理石之间差距很大，它们缺乏真正的贵族宅邸所独具的广阔空间，不得不用单个拱形客厅的富丽堂皇来弥补。[27] 至少在四处，这种房子的客厅与庭院最后成了基督教堂，因为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中，房产是富人可以献给罗马教会的极为珍贵的礼物。[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