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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对深闺的着墨值得关注，因为它包含了对当时价值观的质疑。哲罗姆并不打算在家外打造修道院，相反，他希望收信人将整个府邸变为修道的堡垒，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再没有比这更与罗马习俗相对立的了。贵族府邸向来是半公共的空间，开阔的庭院与宽敞的客厅原则上向全世界开放。在这些宏大的开放空间中，亦如在广场上一样，罗马统治阶层处理城里的种种事务。将与女性闺房相关的私密性延伸到整个府邸，是把广大的世界拒之门外。这是在打造一个比通常含义更为丰富的“私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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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罗姆笔下，闺房同化了府邸。他将它描绘为充满灵修快感的、完全用于《圣经》阅读的花园。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对《圣经》的冥思被认为是激发情欲的撩人体验，完全不亚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作品中太一那令人战栗的美。它涉及对狂喜的探求。与此同时，哲罗姆翻译了奥利金的《〈雅歌〉注疏》，这一著名的传自以色列列王时期的爱情诗篇，在奥利金与其他基督徒的解读下成了写给探求灵之甘美的人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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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利金而言，新郎“触碰”爱人身体之时是顿悟的一刻，这发生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24] 与普罗提诺同时代的奥利金及其希腊语读者把这种神秘觉悟的瞬间视为当然，但是哲罗姆比奥利金更为多彩。当他写到拥有炙热的青春肉体的贵族姑娘尤斯托奇乌姆身处贵族府邸的深闺，与世隔绝地体验这种战栗之时，没有读者（无论是4世纪的还是现代的）会不去想那诗行——“愿他触碰你的肚子”——的所指，或许，它并不仅仅指身在图书馆中的教授的纯洁心灵的振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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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对狂喜与顿悟的态度已经正经得有些古怪。我们得出结论，这些章节显示哲罗姆“无与伦比的文字品味，与他污秽的心灵”[26] 。然而，正如我们在讲奥古斯丁时见到的那样，古代晚期的人们在表达灵修快感时，不像我们这样受到语言的困扰，他们会留意到比这更令人不安的方面。在哲罗姆的设计中，灵修训练将尤斯托奇乌姆从教会的共同生活切割开来。哲罗姆建议保拉将尤斯托奇乌姆留在家里。她不去基督教罗马的重要圣地朝拜，她要避开在殉道士纪念日聚集的人群，相反，殉道士们会来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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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之极端非比寻常。为纪念殉道士而守夜（郊区重要的教堂在黑暗中发光，如巨大的灯塔）是罗马城基督教团体宗教生活的高潮。富人需要一连串像费洛卡鲁斯在著名的《354年日历》上标明的殉道士宴会并不是无来由的，通过出席这样的聚会，富人基督徒跟穷人和其他有共同信仰的人建立起联系。这是小规模地重复古代贵族与罗马人民的对话。[27] 唆使富有的虔诚家庭退出这样的活动，是个危险的信号。哲罗姆在上流社会中高调鼓吹完全与外界隔离的苦行，旨在打造一个由精选的灵魂组成的世界，其成员自觉优于普通信徒。这构成威胁，有可能破坏罗马城基督徒的团结，破坏达马苏斯和他身边的人曾经那么辛苦地维护的独一无二的“神圣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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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的作品中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令人腻味的肉体描写和对私密空间的强调，他希望读者会有这种反应。关于哲罗姆与女性研究的现代著述极其丰富，这说明他成功了。[28] 但是像《书信22》这样的信件，其目的并不单单在于封锁贞女与寡妇的肉身和宅邸，令其免受性的危害，它还为了让这些寡妇与她们的闺女关上府邸的大门，将外面的世界挡在门外。这个世界，较之想得到她们的身体，更迫切地想要她们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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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钟爱那赤条条的人”：哲罗姆论财富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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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钱议题，哲罗姆自觉有权使用比通常更为激烈的言辞。他声称自己是作为自发誓愿的沙漠修行老手从叙利亚来到罗马的，事实上，他对中东基督教所知极少，他的经历仅限于叙利亚一地。尤其是他关于贫穷的理念，带着明显的最强硬时期的叙利亚式虔诚。这个贫穷观的基础是，认同想象中绝对贫穷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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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贫穷理想，较之其他地方苦行者所接纳的要更为极端，它包含了彻底丧失社会自我。用来指称基督与他的追随者（修士）的词msarrqûtâ （取自srq ——剥光），在叙利亚人听来，比起基督的“走下来”［保利努斯这些人虔敬的核心（如前所述）］更加令人惊叹。[29] 对保利努斯而言，“走下来”让他联想到基督通过变成卑微的人类，“屈尊以征服”。因此，保利努斯与他的修士们精心谋划，将上流社会通行的财富标识调暗。聚集在贾米拉保利努斯身边的修士们，脸色苍白，发型鄙俗，穿着粗陋，构成了发人深思的一幕，而在他们背后如影随形的，是那史诗般的“走下来”。正如基督，纵使用尽办法刻意遮蔽其光辉，他也曾经是，并且实际上依旧是上帝（且因其沉默而更是上帝），所以保利努斯的修士们即使刻意自降身份，也仍然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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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修士们自我减损的观念走得更远。他们追随基督空掉自我，而远不止将权力与财富的标识变弱。它意味着将这个社会人彻底抹掉，有时，它甚至走向抹杀人类与动物的界线。有些叙利亚修士被称为“食草者”，在仰慕他们的平信徒完全可见的范围内，一群群修士像牧群一样转移，在俯瞰繁华城市的山上啃食野生草木。[30] 他们坐在村落边，住在干了的池塘底，头顶蓝天，无片瓦遮蔽。[31] 叙利亚的修士没有在社会上屈尊，而是退出了社会，他们的存在本身是对世界的嘲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犬儒派的直接继承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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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带着外来者独有的巨大兴趣，透过厚厚的古典传统的镜片看这些特别的圣人。他称赞他们为当代犬儒。在他看来，他们的生活彻底摆脱了物质，亦如他们盘踞的枯池中坚硬的岩石。在他最早的苦行生活宣言中，他创了个形象的词组：“沙漠钟爱那赤条条的人”[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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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很早就有了极端的设想。在他还在叙利亚的时候（379年），他就写下了传神的《保罗传》（Vita Pauli ）——《隐修士保罗的传记》。他将隐修士保罗塑造为对富人良知的恒久谴责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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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些人地产广布各地，甚至不知道它们在哪儿，不知道是谁替你们的豪宅铺上大理石，是谁使你们的庄园张灯结彩，一座又一座，一地又一地——我问你们，那位老者曾缺什么吗？你们喝水，用镶了宝石的杯子，他饮自天然泉水。你们的袍子镶着金线，他穿着甚至连最受你们盘剥的奴隶都不屑的衣衫……以最卑微的尘土为被褥，保罗躺下休息，必当在荣耀中起来。你们精心打造坟墓，那石头当压在你们身上，连同你们所有的财富——必当在地狱中燃烧。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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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从叙利亚北部带给罗马基督徒富人的冷酷无情的消息。那些年中，哲罗姆推动了扎眼的财富与赤裸裸的贫穷之间的对立。他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对照，聚集起累积的势能——财富相较于贫穷，如同财主与发抖的拉撒路，如同《旧约》中安躺于充裕的物质财富之上的犹太祖先与一文不名的使徒们，如同在婚姻中过性生活与守贞之纯洁，最后，如同基督与“尘世”。[36] 基督赤身裸体，与哆嗦的穷人打成一片，这种想法使哲罗姆可以作为庇护人的超我行事。就已经开始制作的装饰华美、专供富人的《圣经》，哲罗姆致信保拉：“羊皮纸深染紫色，金子流淌成文字，以宝石装帧——基督赤身裸体，躺在门口，正在死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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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哲罗姆在罗马城立足，贫富悬殊带给他的不祥感就不再被用于关照穷人；他将其留作他用，令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讽刺作家。[38] 在跟罗马富人说话时，哲罗姆轻易地步入了历史悠久、受人推崇的文学的姿态。他，修士哲罗姆，以穷人身份面对富人的坏毛病。跟早先的诗人和讽刺作家马提亚尔一样，哲罗姆搬出了贫穷的理想：“几乎总是要与财富保持距离。”就像不久前克里格·伍尔夫写马提亚尔那样：“对贫穷的钟爱给了他独特视角，某种许可……标出了（将他同富人）分离开来的……道德鸿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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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哲罗姆对罗马上流社会的描写不乏杰出的讽刺文学所具备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细节。他有力的笔触专在时髦富人日常生活中鲜活的琐事上找碴儿。我们得知多神教徒蜂拥着去拷贝他写给尤斯托奇乌姆的《书信22》。[40] 这是一部恶搞漫画集，收录的是他们可以认得出的人。哲罗姆写了“罗马城第一夫人”（可能是法尔托妮娅·普罗芭，即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妻子）：她在阉人随众的簇拥之下，从圣彼得教堂的广场招摇而过。一次，她亲自拳打乞丐，因为这乞丐得了一枚硬币后又再来要第二枚。[41] 他也描写了一个罗马教会的教士：长长的发卷油光闪闪，穿着漂亮的凉鞋，从一个时尚聚会赶赴下一个。教士到达聚会后，随即将夜壶递给上了年纪的捐款人。在亲吻老人额头时，他会伸出双手，并不是作为司铎要去赐福，而是去抓习俗中富人发给前来问安的门客的“小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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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可能过于尖刻，这还都是安全的作品。哲罗姆丝毫没有受到强大的平民主义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个阶段，安布罗斯受其驱动，在米兰布道，抨击富人的贪婪与暴力。事实上，哲罗姆的作品倒是在给罗马的基督徒读者打气。哲罗姆并没有将罗马当作注定毁灭的城市，因数个世纪以来的偶像崇拜而被败坏，不可救药。在4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恐惧依旧存在，古板的伪安布罗斯在作品中经常批评占据城市文化高地的贵族奉行多神教。[43] 十年后，诺拉的保利努斯在给潘马奇乌斯的信中说，罗马城依然处于《启示录》的警示中。保利努斯眼中的罗马仍旧是巴比伦——《启示录》中被诅咒的大城市。[44] 哲罗姆笔下闪烁的光芒驱散了这种黑暗的想法，哲罗姆的读者不会见到一座被诅咒的城市。罗马的问题完全在于上流社会的基督徒颇为有趣的不端行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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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神圣的骄傲”：哲罗姆圈子里的婚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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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哲罗姆和其他所有罗马人深知的，上流社会有的不仅仅是宴饮、性与社交聚会，还有由婚姻市场驱动的一轮不间断的交际活动。哲罗姆敦促尤斯托奇乌姆及其母亲回避的那些宴会，跟18世纪英格兰的伦敦社交聚会一样，是展示女继承人的舞台。在那里，“贵妇元老院”开会品评未来可能的新娘。因此，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仔细考察那些得到哲罗姆苦修建议，并得以避开这种场合的妇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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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给玛尔切拉和保拉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可以一窥两位贵妇及其亲戚、姻亲，以及聚在她们周围的附庸所组成的广大关系网。但我们也必须谨记，与我们可能（但或许永远不会）了解到的整个罗马上流社会相比，这只不过是透过仅有的一条墙缝瞥一眼。这两群人相互关联，潘马奇乌斯是他们之间的纽带，潘马奇乌斯是玛尔切拉的堂兄弟，他（或许在这个时候）娶了保利娜——保拉的二女儿、尤斯托奇乌姆的姐姐。396年，诺拉的保利努斯描写的正是这个保利娜的祭宴。4世纪60年代，潘马奇乌斯曾跟哲罗姆一起求学，有可能是通过他，哲罗姆进了两个妇人的家。我们见到的这一组归为一类的家庭，可能已经选择了封闭自己。玛尔切拉与保拉似乎都很注意通过比寻常人家更仔细地选择朋友与姻亲，来保持内部共同的宗教传统。或许对她们而言，在选择配偶与姻亲时，挑选同为基督徒的家庭总是比赤裸裸的家族传承考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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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正如我们所见，罗马的贵族居民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跟行省的贵族一样，有许多层次。寻找联姻伙伴时，在贵族核心圈里稳稳扎根的家族常常顺着社会阶梯向下张望，这样他们可以吸收并利用在4世纪帝国体系中打拼的人获得的新财富与政治技巧。我们在奥索尼乌斯及其亲戚一连串向上攀附的联姻中见到了这一幕，他们由此跻身波尔多最古老的贵族家庭。（如前所见，类似的高攀的姻缘可能将普罗耶克塔的家庭与她丈夫的家庭——罗马贵族图尔奇家族——联结起来。）对较老的家族而言，向下联姻意味着注入人才与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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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保拉所在的家族不久前将来自行省的财富带入了罗马城。他的父亲罗加图斯据称是阿伽门农的后裔，我们或许觉得这个说法可笑，但是希腊行省的基督教家族早已宣称自己是荷马的后裔：一位葬在沃落斯附近的德米特里阿斯的贵妇声称自己是“阿喀琉斯家族”的后代。[47] 更相关的是，保拉拥有整个亚克兴城（靠近今希腊普雷韦扎城），它位于伊庇鲁斯沿海。[48] 据推测，她母亲是西庇阿家族与格拉古家族的后裔，这些古老贵族的做派尽管部分业已消散，但它们仍旧可能通过其母亲紧紧抓着保拉。她母亲的家族显然很乐于接纳来自积极进取的希腊家族的资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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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切拉发现自己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她曾经是一位上层贵族成员计划往下联姻的对象，4世纪60年代初，她寡居没几个月，母亲便提出将她嫁给一位杰出的人物——奈拉提乌斯·塞雷拉里斯。塞雷拉里斯当过执政官，他的家族长年控制萨莫奈，并且曾通过与君士坦丁王朝时期的“王族”联姻，而同皇帝攀了亲戚。但是他开始接近玛尔切拉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背运，他与一次企图推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失败叛乱有关。[50] 在这个时候，他试图向下与一个富有的家族联姻，可能旨在给不稳定的地位找个支撑。玛尔切拉没有接受他。即使不是想要守寡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她也无论如何都会拒绝塞雷拉里斯——一个失败的显赫人物，因为这个投资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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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保拉与玛尔切拉似乎都来自处境尴尬的家族。她们的地位在普通“名人”之上——后者的石棺充斥着罗马的地下墓穴，但是她们依旧处在罗马核心贵族圈的边缘。贵族们看待像罗加图斯与其女儿保拉这样的行省富豪，跟19世纪晚期英法贵族考量迎娶美国工业家的女儿没什么两样。这个情况给了“新”人的家族有力的杠杆——倘若他们能够给可能联姻的贵族提供女儿或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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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可以极为富有，她们享有父亲的继承权。寡妇越快再嫁越好，女儿们也不被鼓励过久地待字闺中，她们被迅速推入婚姻市场，以利于一个上升中的大有前途的家族扩大经济和政治势力。[51] 在这个靠着女人的流通来运作的世界里，哲罗姆不停地鼓吹着守寡守贞——一种不流动的、献身圣教的状态。把终身守贞理想化，盛赞守寡，哲罗姆所做的无异于扬言要冻结罗马贵族结构中的两大流动力量。在臭名昭著的《书信22》中，关于尤斯托奇乌姆，他对保拉写道：“从这些事情中学会与身份相应的神圣的骄傲；你得明白你比她们都好。”[52] 这令人难忘的语句马上被其他苦行作者采用，它常常被解读成对基督教精英主义的泛泛颂扬。事实上（哲罗姆经常是这种情况），它极为具体。尤斯托奇乌姆要避免参加已婚妇人的沙龙，那是罗马的婚姻市场。对尤斯托奇乌姆而言，婚姻是要避免的；不仅如此，按照哲罗姆的观点，对于尤斯托奇乌姆这样一个被拣选的灵魂，婚姻本身就是下嫁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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