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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可能过于尖刻，这还都是安全的作品。哲罗姆丝毫没有受到强大的平民主义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个阶段，安布罗斯受其驱动，在米兰布道，抨击富人的贪婪与暴力。事实上，哲罗姆的作品倒是在给罗马的基督徒读者打气。哲罗姆并没有将罗马当作注定毁灭的城市，因数个世纪以来的偶像崇拜而被败坏，不可救药。在4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恐惧依旧存在，古板的伪安布罗斯在作品中经常批评占据城市文化高地的贵族奉行多神教。[43] 十年后，诺拉的保利努斯在给潘马奇乌斯的信中说，罗马城依然处于《启示录》的警示中。保利努斯眼中的罗马仍旧是巴比伦——《启示录》中被诅咒的大城市。[44] 哲罗姆笔下闪烁的光芒驱散了这种黑暗的想法，哲罗姆的读者不会见到一座被诅咒的城市。罗马的问题完全在于上流社会的基督徒颇为有趣的不端行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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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神圣的骄傲”：哲罗姆圈子里的婚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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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哲罗姆和其他所有罗马人深知的，上流社会有的不仅仅是宴饮、性与社交聚会，还有由婚姻市场驱动的一轮不间断的交际活动。哲罗姆敦促尤斯托奇乌姆及其母亲回避的那些宴会，跟18世纪英格兰的伦敦社交聚会一样，是展示女继承人的舞台。在那里，“贵妇元老院”开会品评未来可能的新娘。因此，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仔细考察那些得到哲罗姆苦修建议，并得以避开这种场合的妇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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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给玛尔切拉和保拉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可以一窥两位贵妇及其亲戚、姻亲，以及聚在她们周围的附庸所组成的广大关系网。但我们也必须谨记，与我们可能（但或许永远不会）了解到的整个罗马上流社会相比，这只不过是透过仅有的一条墙缝瞥一眼。这两群人相互关联，潘马奇乌斯是他们之间的纽带，潘马奇乌斯是玛尔切拉的堂兄弟，他（或许在这个时候）娶了保利娜——保拉的二女儿、尤斯托奇乌姆的姐姐。396年，诺拉的保利努斯描写的正是这个保利娜的祭宴。4世纪60年代，潘马奇乌斯曾跟哲罗姆一起求学，有可能是通过他，哲罗姆进了两个妇人的家。我们见到的这一组归为一类的家庭，可能已经选择了封闭自己。玛尔切拉与保拉似乎都很注意通过比寻常人家更仔细地选择朋友与姻亲，来保持内部共同的宗教传统。或许对她们而言，在选择配偶与姻亲时，挑选同为基督徒的家庭总是比赤裸裸的家族传承考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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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正如我们所见，罗马的贵族居民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跟行省的贵族一样，有许多层次。寻找联姻伙伴时，在贵族核心圈里稳稳扎根的家族常常顺着社会阶梯向下张望，这样他们可以吸收并利用在4世纪帝国体系中打拼的人获得的新财富与政治技巧。我们在奥索尼乌斯及其亲戚一连串向上攀附的联姻中见到了这一幕，他们由此跻身波尔多最古老的贵族家庭。（如前所见，类似的高攀的姻缘可能将普罗耶克塔的家庭与她丈夫的家庭——罗马贵族图尔奇家族——联结起来。）对较老的家族而言，向下联姻意味着注入人才与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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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保拉所在的家族不久前将来自行省的财富带入了罗马城。他的父亲罗加图斯据称是阿伽门农的后裔，我们或许觉得这个说法可笑，但是希腊行省的基督教家族早已宣称自己是荷马的后裔：一位葬在沃落斯附近的德米特里阿斯的贵妇声称自己是“阿喀琉斯家族”的后代。[47] 更相关的是，保拉拥有整个亚克兴城（靠近今希腊普雷韦扎城），它位于伊庇鲁斯沿海。[48] 据推测，她母亲是西庇阿家族与格拉古家族的后裔，这些古老贵族的做派尽管部分业已消散，但它们仍旧可能通过其母亲紧紧抓着保拉。她母亲的家族显然很乐于接纳来自积极进取的希腊家族的资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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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切拉发现自己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她曾经是一位上层贵族成员计划往下联姻的对象，4世纪60年代初，她寡居没几个月，母亲便提出将她嫁给一位杰出的人物——奈拉提乌斯·塞雷拉里斯。塞雷拉里斯当过执政官，他的家族长年控制萨莫奈，并且曾通过与君士坦丁王朝时期的“王族”联姻，而同皇帝攀了亲戚。但是他开始接近玛尔切拉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背运，他与一次企图推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失败叛乱有关。[50] 在这个时候，他试图向下与一个富有的家族联姻，可能旨在给不稳定的地位找个支撑。玛尔切拉没有接受他。即使不是想要守寡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她也无论如何都会拒绝塞雷拉里斯——一个失败的显赫人物，因为这个投资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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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保拉与玛尔切拉似乎都来自处境尴尬的家族。她们的地位在普通“名人”之上——后者的石棺充斥着罗马的地下墓穴，但是她们依旧处在罗马核心贵族圈的边缘。贵族们看待像罗加图斯与其女儿保拉这样的行省富豪，跟19世纪晚期英法贵族考量迎娶美国工业家的女儿没什么两样。这个情况给了“新”人的家族有力的杠杆——倘若他们能够给可能联姻的贵族提供女儿或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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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可以极为富有，她们享有父亲的继承权。寡妇越快再嫁越好，女儿们也不被鼓励过久地待字闺中，她们被迅速推入婚姻市场，以利于一个上升中的大有前途的家族扩大经济和政治势力。[51] 在这个靠着女人的流通来运作的世界里，哲罗姆不停地鼓吹着守寡守贞——一种不流动的、献身圣教的状态。把终身守贞理想化，盛赞守寡，哲罗姆所做的无异于扬言要冻结罗马贵族结构中的两大流动力量。在臭名昭著的《书信22》中，关于尤斯托奇乌姆，他对保拉写道：“从这些事情中学会与身份相应的神圣的骄傲；你得明白你比她们都好。”[52] 这令人难忘的语句马上被其他苦行作者采用，它常常被解读成对基督教精英主义的泛泛颂扬。事实上（哲罗姆经常是这种情况），它极为具体。尤斯托奇乌姆要避免参加已婚妇人的沙龙，那是罗马的婚姻市场。对尤斯托奇乌姆而言，婚姻是要避免的；不仅如此，按照哲罗姆的观点，对于尤斯托奇乌姆这样一个被拣选的灵魂，婚姻本身就是下嫁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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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帮贵族大声斥责我”：苦行的召唤与财富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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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哲罗姆预料到了他的倡议会令罗马贵族震惊。十年后，396年，在给贵妇富丽娅（保拉的姻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的信中，他告诉她，他触及守贞与守寡话题的那一刻，就已经预见到高位者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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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知道自己正将手伸入火焰。就让贵族们起来反对我，让那帮贵族大声斥责我——说我是巫师、流氓，是该被轰到世界尽头的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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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得记住，如果说哲罗姆在操控自己的面具上很有技巧，他同样擅长嘲讽对手的态度。他喜欢被人恨。然而，倘若仔细研究与哲罗姆通信的家族，如果说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话，倒是基督徒富人圈中的男性成员在对待自己的女儿与寡妇时，态度灵活且没有性恐慌。这反映了某种意识（在向上流动的家族中并不鲜见），即并非所有晋升的策略都得通过婚床实现。我们所讨论的城市并不完全由一个封闭的贵族集团统治，而这一集团中的女性只是被当作人肉夹钳，将一块块巨大的遗产连接起来。阿尼齐家族可能通过一连串堂兄弟的婚配巩固了他们传奇般的财富。没那么显赫的家族可以动用更为多样的策略，这给相当数量的标新立异的人提供了空间，他们完全甘愿退出婚姻市场。安布罗斯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和弟弟都不婚；他的姐姐玛尔切丽娜早在355年就成了“教会贞女”。似乎没什么人在意这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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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罗马人（多神教徒与基督徒都一样）完全不会像哲罗姆期待的那样，被守贞的观念吓住。但是，他们看重另一种守贞观，跟哲罗姆提出的不一样。他们珍视在家守贞，牢牢地挂靠家庭，并得到地方教会认可。早在哲罗姆从东方给罗马带来新奇的苦行专业技能的几十年前（确实，早在4世纪40年代），修女艾瑟拉的父亲——哲罗姆在罗马认识的——在她出生前曾梦见“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位贞女，在一个小玻璃瓶中，它比任何镜子都更为纯净”[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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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瑟拉自出生就被选定当家庭贞女。这个家庭中当时既有多神教徒也有基督徒，她的贞洁与定期祷告确保她的家庭得到超自然力的保护。4世纪中期，在过渡性的宗教世界里，维斯塔贞女仍然广受尊崇。在半数成员依旧信奉多神教的家庭内，艾瑟拉充当天堂与家园的结合点。这实在没什么值得奇怪或令人特别惊讶的。倘若像维斯塔这样的贞女对罗马这个国家有好处，那么家中有贞女——即使是基督教贞女——也可以对罗马宗族有裨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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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人所关注的是，这些个人对召唤的响应不该阻断财富由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同的途径。在哲罗姆结识玛尔切拉与保拉的时候，她们都已经（4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段）与亲戚一同做出安排，令家族主要资源改道，以便财富的潮流可以绕过她们，流向下一代。财富的流动将不会因为这两位妇人不再婚而受到阻碍。玛尔切拉保留了继承权，但为了买下母亲的那部分，她不得不卖掉珠宝首饰。[57] 我们从“最著名的人”——贵妇维斯提娜——通过变卖首饰捐建了一座教堂可以看出，这断不是一笔小数额的钱。首饰不仅贵重，还被当作传家宝，带着浓浓的传承味道。这一点，后来的法律（390年在米兰颁布）说得很清楚，它规定，这种珠宝是“华贵之家的装饰”，不可以因教士和身份不明的穷人而变卖它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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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玛尔切拉不一样，保拉只是让自己的继承权绕开自己，流向儿子托克索提乌斯。他留在罗马城延续家族传承，而她自己很快前往圣地与哲罗姆会合。然而，她在伯利恒为哲罗姆建造一座修道院、一个救济所、一座碉堡和一个大型图书馆期间，从不曾缺过钱。[59] 在这些所有的个案中，要紧的是代代相传。上了年纪的妇人像寡妇们一样，为自身自由与孩子们的利益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或是保护她们当贞女，或是为将来出嫁备下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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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重要的是，历史研究者要避免只借助哲罗姆书信中夸大其词的、不全面的描述去看4世纪的罗马城。这个时候，问题的关键不是整个家族的命运或潜在的整个时运的衰败。正如约翰·科伦所注意到的，即使在受到苦行影响的基督教家庭中，“财产的小心经营”也是不变之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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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介入罗马事务带来的冲击仅限于几个家庭，但是这种介入引发的紧张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影响了比这大得多的基督徒圈子。在罗马城，哲罗姆的到来与离开恰巧赶上新的发展，4世纪80年代见证了罗马会众中日渐加剧的宗教与文化分层。正如我们所见，这个发展可以在地下寻到踪迹：在地下墓穴中，殉道士的圣体龛旁出现了越来越显赫的家族陵园。社会分层破坏了罗马基督徒关于一个不可分割的“神圣子民”的理想，这种社会分层，再没有比日益加剧的文化分层来得更为露骨。某些家族竭尽所能，力图在热忱度与追求学问上将自己与同类拉开距离。哲罗姆正好对这些家庭深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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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不仅仅涉及几个遁世精英的灵魂与他们自选的上师之间的关系。哲罗姆倡导的这种苦行的虔敬是很烧钱的，它涉及向埃及及圣地的修道聚居地转移巨额资金，它还包括维持高水准的学术所需要的可观开销——组建图书馆和制作书籍。这里有种危险：与这些新的艰巨事业相比，支持基督教罗马的地方教会可能开始显得缺少魅力。富有并且虔诚的人，他们的财富有可能会消失，去往遥远的地方；它可能会被花在移居海外的学者的神学积怨上，而不是在罗马教会的广场上被分派。这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是另一回事。但在4世纪90年代和5世纪的头十年，想想这有可能成为现实就足以敲响警钟。这种可能性给罗马事务增添了紧张感，（当然）也为时刻准备着的哲罗姆的笔提供了写更多书信和短论的素材。既然这样，对哲罗姆而言，关键问题就不是性或钱，而是文化追求的代价，还有这些追求者所投靠的不同庇护关系网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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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ameron，“Filocalus and Melania，” Classical Quarterly 87 （1992）：140-44 at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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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lzman，On Roman Tim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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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lzman，On Roman Time ，19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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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rome，prologue，Origen on the Song of Songs ，PL 23：1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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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S. Rebenich，Hieronymus und sein Kreis：Prosopographische 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72 （Stuttgart：F. Steiner，1992），21-51；和M.H.Williams，The Monk and the Book：Je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268-76。关于哲罗姆这个阶段及其后的生活，我强烈推荐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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