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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Sivan，“On Hymens and Holiness，” 82-83；参见 R. Lizzi Testa，“Vergini di Dio-Vergini di Vesta：Il sesso negato e la sacralità，” in L’Eros difficile：Amore e sessualità nell’antico cristianesimo ，ed. S. Pricoco （Catanzaro：Rubettino，1998），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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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Jerome，Letter 127.4.3，5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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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Codex Theodosianus 16.2.27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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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Jenal，Italia ascetica ，2：474-507. R. Lizzi，“Una società esortata all’ascetismo：Misure legislative e motivazioni economiche nel IV-V secolo d.C.，” Studi Storici 30 （1989）：129-53. 第149页第89条注收录了哲罗姆书信中的所有相关篇章，或说明保拉放弃了她的所有财产，或说明她为在修道院中大兴土木保留了大量财产，两者数量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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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J.Curran，“Jerome and the Sham Christians of Rom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48 （1997）：213-29 at p. 227. 尤其参见 J. Harries，“‘Treasure in Heaven’：Property and Inheritanceamong Senators of Late Rome，” in Marriage and Property ，ed. E.M. Craik （Aberdeen：University of Aberdeen Press，1984），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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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7章 罗马与耶路撒冷之间：女人、庇护与求知，385～4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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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灵魂之所向”：罗马的女性与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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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上流社会中的许多人抱有狂热的求知欲，我们断不可低估这种求知欲。这种求知的执着由来已久。哲罗姆倡导隐修与高强度的对《圣经》的冥思时，曾号称这是他从东方带给罗马的令人振奋的新事物。实际上，在他之前早已有许多多神教的先驱。在他前往的那些府邸中，邀请东部行省的灵修导师入室教学的传统至少可以往前追溯一个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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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年前后，杰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人普罗提诺从埃及来到罗马城，发现自己被一大群狂热的罗马人围着，其中，女性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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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女人极为迷恋他，其中包括葛米娜（他住在她的家里），还有她的女儿（她和母亲一个名字，也叫葛米娜），以及阿里斯顿的妻子安菲克利娅……这三位都孜孜不倦，将自己献给了哲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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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指导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同聆听普罗提诺教导的人差不多。追随普罗提诺学习的圈子并不来自贵族中的最高层，他们来自3世纪军事危机中涌现的新贵。普罗提诺时期的多神教石棺常常显示被葬者和哲人们与缪斯诸神在一起，其中最抢眼的部分石棺的委托方是新的官僚贵族成员，包括士兵与行政官员。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在3世纪）相当于4世纪时新封的“名人”。无论是在普罗提诺的时期还是哲罗姆的时期，就我们所讨论的男人和女人而言，对高贵的追求包括了培养真正高贵的心灵。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抗衡，甚至超越在罗马比他们地位更牢固的家族。因此，对他们而言，赞助学者和宗教导师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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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哲罗姆对身体上的苦行的强调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他仍然继承了3世纪伟大的灵修导师们。但是他没有回望多神教徒普罗提诺，他回望的是基督徒奥利金。跟普罗提诺与奥利金一样，哲罗姆周游的圈子要求女人与男人同样热衷于求知。他向她们提供了《圣经》用来研习，《圣经》研习与新柏拉图主义圈子中对“太一”的神秘探索一样，摄人心脾，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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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哲罗姆这方面的行为做出说明。乍一看，它仿佛与他不相称，哲罗姆作为学者，强调必须通过译自原文的译本来掌握《圣经》的本义。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意味着让《圣经》远离神秘主义尝试，但是，这是现代的观点，它建立在现代《圣经》研究对所谓“客观的”和“历史主义的”偏好的基础之上。而对哲罗姆与他教导的人而言，事情则恰恰相反。整部《圣经》被认为是来自上帝的加了密的启示，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是为了可以在解密中走得更远，是为了学会穿透因为翻译不准确或误导而造成的第二重密码。一旦解除这两重密码，就有可能窥见上帝的智慧，它如太阳，躲藏在《圣经》最深处，放着光芒：“我找到了灵魂之所向。我当拉住他，不让他走。”（《雅歌》3：4）[3] 哲罗姆为指控别人而提出的那足以令人崩溃的苦行法甚至也与这种努力相关，因为只有当感官静寂下来，肉身才会有清静敏锐的知觉，会为《圣经》文本中暗示的神秘喜悦而狂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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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属于杰出女性读者诞生的那一代。她们受到探索《圣经》内在含义的感召，这种探索，既是学术性的，也是神秘主义的。据说，老梅兰尼娅读过300万行奥利金的作品和250万行较近的作者的文章。她读过的基督教文献（主要是专门的《圣经》注疏）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庞大300倍：“而且她读过不止一遍，也不是随便读读。她在书上耕耘，每一部都深挖七八遍。”[5] 她的孙女小梅兰尼娅也一样，411年，小梅兰尼娅刚在非洲的庄园安顿下来，就开始阅读与抄写。她一年完整地读四遍《旧约》与《新约》，并亲手制作《圣经》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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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静坐或书写时，她母亲常常会进房间。除非完成了工作或阅读，否则她不会应答，也全然不过问。意识到这一点，母亲会退出去，尊重她的沉默，带着钦慕与敬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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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钱”：儒菲努斯、哲罗姆与他们的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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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圣经》阅读（同年代更早的哲学探索一样）仿佛是种特别没有负担的超凡脱俗的体验，但是它以塞满书卷的世界为前提。罗马时期，哲人历来是生活简单而有厚重书架的人。卡利亚里（撒丁岛）出土的一座3世纪的石棺就刻画了这样一位哲人。他穿着简单的袍子，端坐着，从打开的卷轴向同样手持卷轴的弟子做着手势。他身后是个巨大的锁着的柜子，里面堆了另外16卷轴的书。最初发现这个石棺的人以为它代表了哲学话语，有关财富之虚幻，其实不是这样，上了锁的柜子和书卷正是哲人的财产。哲人及其后继的基督教解经者和灵修导师，尽管把自己献给了思想启蒙，但他们的文化世界远非经济无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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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所处的世界充斥着廉价的书籍，他们忘了哲罗姆倡导的博学深思的阅读传统意味着庞大的金钱投入。仅一部《福音书》抄本的花费就跟一具大理石棺一样高昂；兴建收藏了《圣经》所有经卷及其注疏（还不算其他基督教作品）的图书馆是留下真金白银的足印，这是丰碑式的壮举，其花费不低于兴建或翻修一座庄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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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和奥利金的时代（3世纪中叶）及哲罗姆的时代（4世纪末、5世纪初）并不仅仅是神秘主义尝试大行其道的时期。它们是书的时代。安托尼·格拉芙顿与梅根·威廉姆斯最近揭示，在基督教图书馆数量激增的背后，是书本制作的革命。正是在这个阶段，讲求实效的册页手抄本（装帧图书的直接祖先）替代了卷轴，这些手抄本加快了学术的步伐，引发越来越庞大的书籍收藏。某些基督徒学者拥有的图书馆大得惊人，3世纪40年代奥利金在巴勒斯坦滨海凯撒利亚创建的图书馆（后来由凯撒利亚历任主教保护）是“罗马学术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之一”[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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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希望他在灵修上的感召力可以建起类似的图书馆，并帮他成就同样的壮举。确实，这个阶段的基督教文化中最大的悖论之一（梅根·威廉姆斯在她新近的专著《修士与书》中进行了简明到位的探讨）就是，像哲罗姆这样的修士既宣称自己是彻底贫穷的倡导者，同时又毕生生活在大图书馆的阴影之下。他的文字工作都仰仗图书馆，他也无可救药地与投资图书馆的富人绑在了一起。在安条克，他依靠伊万利乌斯的图书馆；在罗马，他寻求达马苏斯的庇护；从385年（离开罗马城）直到去世（420年前后），他住在伯利恒，靠的是一个修道院的图书馆，这个修道院由罗马寡妇保拉专门为他兴建和供养，甚至还构筑了防御工事：总之，这极为不搭。但是，倘若哲罗姆不用其极富天分的华丽辞藻，来掩饰当他把忠于（如我们所见）极端贫穷理念的修士身份与绑缚在昂贵书籍上的学者身份结合在一起时产生的内在矛盾，那么他就不是哲罗姆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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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没有像他那样成功掩饰对富有庇护人的依赖的敌人，哲罗姆毫不手软。这一点，从他与阿奎利亚的儒菲努斯的关系可以看出来。儒菲努斯曾是哲罗姆的朋友，最后却成为他最致命的敌人。儒菲努斯是哲罗姆的翻版，同哲罗姆一样，他同时身为隐修的学者与富人的附庸。373年，他与老梅兰尼娅一起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并随同她到耶路撒冷。他在397年年底回到意大利后，除了去阿奎利亚的短暂出行，一直留在罗马城周遭（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住在梅兰尼娅的其中一座庄园中）。412年，因哥特人入侵，他成为难民，在西西里去世。他逃到西西里去的时候，同行的有梅兰尼娅的孙女小梅兰尼娅及其丈夫皮尼亚努斯。靠着一位非常富有的贵妇与她的家人提供的庇护，他能够以做学问为生，几近四十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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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哲罗姆不同，儒菲努斯没有涉足希伯来语。他满足于将东部希腊语的智慧引入拉丁文世界，他翻译了凯撒利亚的巴西尔的《规章》（Rule ）与《布道词》（Homilies ），还有大师奥利金关于《圣经》的注疏。导致他最后厄运的是，他还翻译了奥利金的《论首要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 ），它是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师最具挑战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奥利金通过展现浩瀚宇宙的演变，为意志的自由和上帝的正义做辩护，从而牵扯进了关于灵魂先在的冒险推测。[12] 因为翻译了这样大胆的观点，儒菲努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牵连，被判有罪，但他没有被异端的罪名吓倒，庇护他的人也没有。他们需要儒菲努斯，他在连接罗马与圣地之间所起的作用与哲罗姆一样重要。他的一名仰慕者曾梦见一艘船驶入港湾，船上载着来自东方的宝物：那是又一部译自希腊文的作品，译者正是不可或缺的儒菲努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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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老梅兰尼娅的资助与保护，儒菲努斯不可能专心于他不朽的翻译工作。梅兰尼娅在橄榄山上建起修道院，并且长年（374～399）在此居住，这标志着新的开始。此前，贵族来往圣地，都是作为朝圣者。要在圣地永久定居并且在耶路撒冷近郊建立修道团体，涉及一整套全新的财务安排。要有房屋招待经常到来的访客，必须有经费供养埃及和圣地的修道团体，这个负担可不小。因为尽管埃及的修道团体自称是自给自足的，但倘若缺了像梅兰尼娅这些外国富豪的大量捐赠，鲜有修道院能够支撑下去。[14] 更重要的是，在耶路撒冷长期居住，令梅兰尼娅与被她保护的儒菲努斯暴露在来自东部教会神职人员的神学仇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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