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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不义的管家的寓言故事中，基督鼓励富人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他们会将富人接入“永存的帐幕”（《路加福音》16：1-9）。这样的“朋友”在普通穷人中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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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些“朋友”不是穷人。对于穷人而言，燃烧的欲望仍然控制着褴褛包裹之下破败的肉身……他们所要的只有施舍。而富人应该把钱给“真正的”穷人，他们受赠会脸红，会感到愧疚，（如此一来，富人）可以撒播世间的财富，而作为回报，他们会收获灵性的奖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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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捐赠给在遥远圣地的神圣修士——而不是给当地身份不明的可憎的穷人，富人才能进行“灵的交易”。这定当将他们的“宝藏”放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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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骄傲！你们属于同一个教会”：约维尼安对哲罗姆，390～3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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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本地，哲罗姆引起的警惕有更深的根源。它不仅关于地方教会的资金流失到圣地；资金被转用到罗马之外的事项上其实被当作一种征兆，显示了城中存在更为广泛的令传统基督徒感到不安的发展变化。哲罗姆抬升寡妇与贞女的地位，唤起了深深的疑虑。这不是因为否定肉身本身令罗马人极度反感，也不仅仅因为（如我们所见）它将女性从婚姻市场抽离，影响到财产向下一代传承，而是因为它向罗马基督教团体引入了灵性分层，这似乎过于真实地反映了正在加剧的社会分层。关于后者，我们在讨论郊区基督教圣体龛旁出现的壮观陵墓时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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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的苦行宣传似乎挑战了罗马基督教团体的一个核心信念。这个团体不希望见到其成员被严格划入不同等级，不仅如此，他们也不希望见到划分这些等级的标准是基督徒是否已婚或放弃婚姻。守贞与守寡都有关性；它们与善工无关，不应该用来获得自动高于其他所有基督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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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一一个受洗的团体中，仅凭个人远离性生活这个长处而要求成为独立的阶层，在罗马基督徒中引起了实实在在的不安，这标志着较为老套的观念已经走到尽头。它将基督教团体理解为一个场所，在此，不同群体——贵族与平民——可以作为信徒同伴（更确切地说，作为“圣人”的同伴）往来。这种往来带着一点儿反主流文化的不屑。达马苏斯在他写的墓志铭中，以及伪安布罗斯在他的注疏中，都不断强调一个事实：基督徒依旧是一个特殊的整体，他们形成独一无二的“神圣子民”。现在哲罗姆与他的苦行支持者们都宣称，在这些独特的神圣子民中，某些人比其他人要神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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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已婚者而言是噩耗，让我们举个例子。382年（这一年，哲罗姆来到罗马），贵妇提奥多拉被葬入圣阿格尼斯教堂的地下墓穴。用她刚刚丧偶的丈夫的话来说，提奥多拉曾是“（基督教）律法出色的遵循者、信仰之师……因为这个，她如今在天堂极为美妙的芬芳中为王”[36] 。而现在哲罗姆与他的支持者仿佛在暗示，作为已婚女人，贵妇提奥多拉以及跟她一样的人都不过是二等基督徒；只有不在婚姻中的女性——寡妇与贞女，如玛尔切拉、保拉或尤斯托奇乌姆——能够自称完全遵循了基督教律法，是信仰之师，在天堂肯定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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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噩耗不仅是对已婚者而言的。并非所有在罗马的苦行者都对哲罗姆的观点感到满意。罗马肯定出过很多玛尔切拉和不少保拉，但是哲罗姆用不着她们，例如，他对安布罗斯的姐姐玛尔切丽娜的圈子视而不见。除了他自己身边的，其他贞女与寡妇小团体都被他视为“伪基督徒”。事实当然不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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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这样一位全心奉献的贞女的存在，单在哲罗姆的作品中，我们是无法读到的。乌科切娅是一位叫韦文提乌斯的成功官员的妻子，韦文提乌斯来自潘诺尼亚，曾在363～367年担任抢手的罗马大区长官一职——对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位外来者而言这绝不是小成就。389年，得到祝圣的潘诺尼亚贞女马克西米拉下葬，乌科切娅赠送了一具大理石棺，她这么做是“因为将我们连在一起的友谊”。马克西米拉具备一切全心奉献的贞女的所有素质：“坚定地服从基督的盟约，忠于自己的使命。”马克西米拉的崇拜者可以放心了，因为她们也会进入天堂，“如果心灵唤起那个被公平地赋予所有人的信仰”[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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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其妻子通过精神上的友情，与一位虔诚的贞女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政府官员，韦文提乌斯在罗马城郊的庄园应该与玛尔切拉的静修地或者哲罗姆到访过的宅邸没什么区别。但是马克西米拉对我们而言仅仅是个名字，没有像哲罗姆这样的人来让她出名。她于389年入殓，石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被发现，它被埋在韦文提乌斯家族陵墓中，在毗邻阿庇亚大道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后殿旁。[38] 石棺上墓志铭的要旨很清楚。对马克西米拉身边的圈子而言，那是共同信仰之下——而不是仅靠守贞——在一个受过洗礼的团体中共享的成员身份，这种身份提供了进入天堂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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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394年（即哲罗姆于385年离开罗马之后没过几年），哲罗姆倡导“苦行者完全胜过其他一切基督徒”引起的恼怒在修士约维尼安的论述中爆发出来。约维尼安是个苦行者，但他同样是保守派，是罗马理想的维护者——一个不可分割的神圣子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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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维尼安认为，那些主张守贞守寡有特殊功德的人有向罗马基督教团体引入新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类似于选民高于听者，为摩尼教下“圣教会”所特有，正如我们从早年的奥古斯丁那里看到的，选民与听者之间的分隔是摩尼教运动的原则。摩尼教依旧活在罗马，而且活得很好，选民为大家熟知。普通的摩尼教平信徒要向他们致敬——基于他们异乎寻常的苍白脸色和戒肉戒酒，这经常被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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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预见到他的寡妇与贞女会受到指责，说她们像摩尼教的选民，因为她们长期斋戒，脸色苍白。他说这种指控是无知的诽谤，不值一提。但事实上，他希望这样的寡妇与贞女也为敬畏感所包围，像摩尼门下“圣教会”中的听者对待他们的选民那样。这正是约维尼安所担心的——在受过洗礼的信众团体中出现二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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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潜在的发展并不是没有社会后果。如我们所见，与哲罗姆通信的家族来自罗马上流社会中立足未稳的那部分，他们需要与下面富有的平民保持不同，也要与上面目中无人的贵族有所区别。他们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靠把财富导向宗教事业的方向，新的对守贞的推崇会进一步影响这种财富流动。基督徒中无可更改的不同的两个等级——无性生活的与结了婚的——可以通过超现实的灵的交易结合起来：如同在摩尼教中，财富将走向完美者，而不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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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约维尼安援引了一个古老的主旨，即教会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圣人”团体，信徒因洗礼而平等。他给贞女与寡妇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哲罗姆引述他的话说：“切勿骄傲！你们属于同一个教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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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维尼安走得太远，他立刻受到教士们的谴责。他们正开始实行独身，将之作为他们在基督教团体中地位高于他人的标志。西利修与安布罗斯联手反对他。在神圣子民中，教士一心要比其他所有人更为神圣。尽管约维尼安没有能够获得教士在意见上的支持，但他已经触及要害。一旦允许在基督教团体内部基于“弃绝性生活”这一简单原则产生一群精英，那么钱就会追随他们而去。习惯上用于“善工”的钱，包括给穷人的和捐给教会的，会转而支持这个受人尊敬的独立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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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险真实存在。摩尼教选民原本的社会地位通常不高，而克己抬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开销极低，一般富足的听者们（如奥古斯丁还是年轻教师时）给的供养就足以支持他们。但是罗马基督教团体内部可能的选民（寡妇和贞女）却并非如此，她们这个群体包括一些全帝国最富的女性，她们不接受捐款，她们捐钱，她们的钱会给谁，没人能知道。梅兰尼娅与保拉的例子以及儒菲努斯与哲罗姆的职业生涯都显示，那些钱可能会远渡重洋——可能并不用于支持地方教会，而是用于资助自由职业的博学者之间的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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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4世纪90年代依然是个平静的时期。我们这些知道蛮族入侵即将开始的人，会轻易忘记在这段岁月中意大利曾经是何等平静。在罗马，仅凭特大城市的“伟大”就可以让潜在的敌对派别共存而不发生危机。但在和平时期，重要变化业已产生。在许多方面，哲罗姆与他的敌人之间生动的交流有误导作用，它们会掩盖声音较小却更具决定性的种种发展。让我们在结尾处点明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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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马苏斯为榜样，罗马教士缓慢而坚决地巩固了他们在这座城市第三等级的地位。与此同时，上层贵族与教士走得更近了。作为罗马主教，西利修（385年他驱逐了哲罗姆）因在内战期间保护前来教会避难的贵族而获得美誉。尽管这些贵族及其家族与篡位者有牵连（先是388年与马克西穆斯，接着在394年与尤金尼乌斯），但只要愿意成为基督徒，经由西利修居间调停，他们都获得了狄奥多西一世的宽恕。[41] （即使西玛库斯因为曾在颂文中赞扬马克西穆斯而被深深卷入篡位事件，他也曾向一座基督教教堂寻求庇护，但是，他一如既往地狡猾，确保自己一定不会逃入罗马主教的教堂，而是向独立的诺瓦蒂安派的分裂教会寻求庇护。[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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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显赫的基督教家庭对本地基督教团体的事务有了更直接的兴趣。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阿尼齐家族的例子看出。这个家族的首领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是基督徒，早已为人所知。如我们所见，390年前后，他被安葬在梵蒂冈山上毗邻圣彼得教堂后殿的宏伟的陵园里。他尽可能躺得离这位圣人的墓更近些，[43] 儿子们为纪念他而立的雕像甚至可以矗立在旁，[44] 但是普罗布斯并没有独享这块地方。圣彼得教堂后殿周围聚集了大量地位较低的官僚贵族成员的墓，它们的出现凸显出，即使在这个特权位置，基督教丧葬还保留着相对开放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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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普罗布斯与他的后人所希望的。将陵墓设在一个共同礼拜的地方，保证了普罗布斯将停留在公众的视野内。普罗布斯并没有像许多贵族那样，被安葬在郊区庄园的私人领地。他的陵墓及其周围的雕像耸立在一堆坟墓之中，并且在一个基督徒会大批聚集的地方，它一直是个重要的纪念地，文艺复兴时期，这座坟墓以普罗布斯神庙而为人所知。1452年，工人打开雄伟的大理石棺时，发现内有残余的金丝。普罗布斯至死仍然是个显贵，下葬时身着沉甸甸的金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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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普罗布斯自己是直到临终才接受洗礼的。他属于更早的一代，仍然为君士坦丁宫中确立的习惯所主导。重要人物庇护基督教，但并不一定参与地方教会生活，在保留这种距离这方面，他们以皇帝为榜样。尽管人们称颂君士坦丁是最早的基督徒皇帝，但他从未在皇宫之外的任何教堂出现过。直到337年他去世之后，皇帝们才开始在公开场合出席教会礼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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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末和5世纪初，上层贵族与地方教会的距离缩小了。这个变化我们可以从小细节处见到。408年，阿尼齐家族另一支的成员阿尼齐亚·A.巴苏斯当上了执政官。他荣任执政官似乎是在非洲（在那里，阿尼齐家族拥有巨大的庄园）庆祝的，现场有一件陶制饰板——可能是一个盒盖，上面有一名执政官，左右分立圣彼得和圣保罗。它前所未有地将执政官职务的市政传统的神秘性与罗马基督教团体崇敬的两位庇佑圣徒的神秘性结合在一起。这标志着新的起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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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显示，哲罗姆已经有点过时了。他前往游说的团体没有以前有影响力，他们属于较下层的贵族。现在他们面临着被像阿尼齐这样的超级富豪家族超越的危险。他们的优势建立在诉诸“真正的”尊贵的基础之上，来自求知活动与更高的精神力量，像哲罗姆与儒菲努斯竭力劝他们去做的那样。这种优势还能保持多久？他们面临被基督教富豪淹没的危险，而后者与他们没有共同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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