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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希波的基督徒“人民”低估了这个贵族家庭的脾气。此时此刻，就在奥古斯丁把宣誓立约的笔递给皮尼亚努斯的时候，小梅兰尼娅就说了一个“不”字。[7] 一切到此收场。小梅兰尼娅的声音代表了巨富阶层，他们喜欢（就像诺拉的保利努斯那样）自由选择居住的地点，并且带着自己的钱到那儿去。群众被赶跑了。奥古斯丁不得不为这一事件做出解释，一方面是对感情受伤的同僚阿利比乌斯，另一方面是对小梅兰尼娅的母亲阿尔碧娜，因为她认为整个事件就是乡下小教会的拙劣伎俩，目的就是抢大人物的钱。这些前来避风头的贵族闷闷不乐地踏上了归途，回到了他们在塔加斯特城外的乡间庄园里。《小梅兰尼娅传》的作者格隆提乌斯干脆略过了希波的事件，对此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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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古斯丁给阿利比乌斯和阿尔碧娜写了两封尴尬的信，所以我们才知道了这一事件。这两封信表明，非洲乡下一个教会的信徒们的集体性贪婪可以在某个时刻强烈到何种地步。皮尼亚努斯的希波之行，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发横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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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像皮尼亚努斯所拥有的这般巨大的财富还不是当时的非洲教会能够望其项背的。这并不是说希波的教会没有钱。奥古斯丁告诉阿尔碧娜，作为希波的主教，他打理的地产相当于奥古斯丁家曾在塔加斯特所拥有产业的20倍。（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人的兴趣，让人想去估算具体数量。假如一个普通市议员的收入是每年50索里达，那么希波教会财产的收入就高达每年1000索里达。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它差不多相当于奥索尼乌斯眼中的“小”家族产业的规模了。）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这个规模的收入根本无法与皮尼亚努斯的相比，因为后者有可能高达每年12万索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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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非洲，无论我们的朋友皮尼亚努斯在哪个教会接受祝圣（我说的可不是当司铎，哪怕当主教也一样），与他过去的财富相比，他还是非常贫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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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尔碧娜家族的财富相比，非洲的各个教会永远都“不过尔尔”。在4世纪初，君士坦丁的慷慨捐赠基本上忽略了它们。在整个4世纪，没有一个非洲教会曾经发过大财，得到过某个元老出格的捐赠。从来没有任何非洲城市——迦太基也不例外——曾经吸引到一个安布罗斯这样的主教，当然也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过某个诺拉的保利努斯。一百多年来，从君士坦丁的时代开始，非洲教会的财产就被认为是以白手起家的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依靠的就是当地信徒（“人民群众”）来之不易的小额捐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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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410年来到非洲的罗马贵族们置身于一种相当别扭的基督教环境之中。年近花甲的奥古斯丁已经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了20年，从司铎做到了主教。因此，我们要先后退一大步，看看在非洲这片广阔的天地里奥古斯丁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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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非洲：多种景象，两大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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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说起“非洲”的时候，指的都是罗马非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北非，或者说阿拉伯语所谓的马格里布（实际上就是利比亚西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等地区）。对罗马人来说，这片区域就是“非洲”，这里的居民就是“非洲人”。罗马的非洲与我们现在的非洲不是一回事。除了埃及那片古老的土地，罗马人实际上并不知道这片辽阔大陆上的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就像无法逾越的沙海，将撒哈拉以南地区、赤道非洲和现代所谓的南非与地中海边的北非阻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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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是一位非洲的主教。终其一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地标就是希波城本身。“希波”（今阿尔及利亚波尼/安纳巴）这个地名源于布匿语的ûbôn（港口），这并非偶然。它是“诸王之港”。在古代，它曾是强大的内陆王国努米底亚通往地中海的一扇窗。虽然只有迦太基四分之一的规模，但希波毕竟是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第二大港口。数百年来，罗马以食品配给制的形式征收的粮食都从努米底亚高地直接运到希波，再运往奥斯蒂亚。[10] 身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身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交通枢纽之一。在希波这个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相当及时的地方，奥古斯丁的声音（采用著作和书信的形式）亦能够传向远方，至高卢、意大利和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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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波往东，条条道路都通往迦太基。身为主教，奥古斯丁在希波之外的地方度过了人生三分之一的光阴。为了参加非洲教会的各种宗教会议，他经常往返于迦太基。[11] 公平地看待奥古斯丁一生中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除了巨大的个人产出，奥古斯丁还是一位非常注重团队的人。他总是很注意，自称不过是许多主教中的一员。当整个北非的主教们聚集于迦太基召开大会的时候，他总是用自己的作家之笔、布道之言为宗教会议做出的决策服务。酝酿这些决策的人物有迦太基主教和非洲教会的名誉首脑奥勒留，还有奥古斯丁那些主教同事，其中包括他那位有能力的朋友阿利比乌斯。当我们谈论“奥古斯丁”的时候（尤其是在与非洲教会有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讨论的对象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智者，而是当时所谓“非洲教会”的代言人。在奥古斯丁身后还有一个团队，他们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他们构成了拉丁基督教中最强大的压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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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走陆路前往迦太基。骑马也好，坐马车也罢，一趟这样的行程总是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有时候他走海边那条路，更多的时候他深入内地。这是一个管理良好的道路系统，从努米底亚高地开始，沿着迈杰尔达河谷（古代的巴格拉达斯河）直至迦太基。沿着那条路旅行，奥古斯丁会途经一片人烟稠密的地方，一路上分布着一座座罗马的小城市，它们都自以为拥有悠久的罗马传统，就像西玛库斯在历史悠久的坎帕尼亚看到的那些城市一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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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谈到“奥古斯丁的非洲”之时，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独特而范围清晰的地区——它就是罗马北非东北部的四分之一，位于希波与迦太基之间。正如我们所见，这个地区在晚期罗马已经成为西部帝国的经济中心，在这里，城市的传统生活被非常有活力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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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古斯丁的非洲不过是整个罗马非洲的一小部分而已。奥古斯丁非常清楚，在他身后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其大小与意大利相仿，而多样性远远超过意大利。罗马非洲是由多个迥然不同的地方组成的。向南延伸200英里之远才是撒哈拉沙漠。苏尔特湾（今属利比亚）距现代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超过1100英里。哪怕就在奥古斯丁自己的教区，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从塞布斯河的冲积平原向着内陆方向走，直到努米底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麓，这一路有30英里。哪怕是在希波地区的内陆边缘，人们也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山区的村落里，人们都说布匿语，而不是拉丁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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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继续往南走，还有另一个与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巨大的努米底亚高地，城市的网格（在迈杰尔达河谷里相当密集）仅仅覆盖了一部分。这片土地广袤而干燥。努米底亚原野里的农业定居点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按罗马人的标准来看，那里的居民真是非常寒酸，他们的村落不具有任何形式的集体组织，经常被以田庄的名称来命名，村民们在田庄里劳作，被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束缚在土地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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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广阔的前市民化世界里，经济和社会的需求是依靠间歇性的农村集市来满足的。[15] 这种集市对大谷田的所有者很重要，但同时又令他们忧虑不安，因为集市一直都是激发暴力的焦点。谷物的收割是在初夏，而橄榄的收获姗姗来迟，晚至秋季和初冬。这两种收获都需要流动性的劳工队。在劳工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远道而来的雇工，这种劳工队就是“马克塔尔的收获者”在努米底亚东部的“炎炎烈日下”带领的，我们曾在第1章里见过他们。[16] 这种劳工队的成员是强壮却走投无路的男人，因为负债而依附于雇主，他们获得回报的盼头，只能寄于这片干土地上不稳定的粮食产量。和罗马人常有的想象不同，努米底亚并不是一个随手可取面包的面包篮，这片土地会遇到可怕的饥荒。在4世纪，粮食生产是由赋税和对利益的追求驱动的——二者都来自海对面，它与生态上可能的限制进行着斗争。无产者和佃农们年复一年地等待着，不晓得在踏上归程时自己能否在兜里装满钱，在肚里灌满地主的酒，一旦收成很坏，他们就得背上更重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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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40年代末，暴力的浪潮震动了努米底亚南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暴力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取消债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恰好了解到，这些暴力团伙是由基督徒率领的。阿克西都和法西尔（在其他方面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一无所知）被视为“圣人们的首领”。当时，被动员起来的团伙被其支持者称为“（主的）斗士”，敌人们则将他们称为“窖徒”。无论如何，“窖徒”原本是一个在宗教上属于中性的名词，它用来指那些聚集在大田庄的仓窖边讨生活的劳动者，他们盼着找到工作或者得到食物的施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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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窖徒”的了解主要来自奥古斯丁的记载。他将“窖徒”说成一种宗教现象。他说他们是危险的“疯子”，是一种作为恐怖分子的修行者，惯于凶杀、聚众斗殴甚至自杀。他给外面的世界这样的感觉：在整个非洲的乡村，“窖徒”一直都在威胁着法律与秩序；他们好勇斗狠，属于与奥古斯丁自己的大公教团体相对立的敌对教会。就这样，尽管这种现象是由于努米底亚农村的凄惨生活而产生的，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奥古斯丁的著作，而奥古斯丁自己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海滨城市希波。他总是把“窖徒”说成一种耸人听闻的宗教现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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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务必时刻注意奥古斯丁对事实的歪曲。当我们谈到奥古斯丁的非洲时，我们一定要牢记，奥古斯丁呈现出来的景象是经过一副宗教性有色眼镜刻意过滤过的。我们只能通过这副眼镜来观察那个广袤而复杂的世界。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奥古斯丁眼里那种生动而狭隘的景象，更加全面地看待4世纪的罗马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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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奥古斯丁有充分的理由不客观地描绘自己的故乡。就像安布罗斯一样，他自己也是派系斗争中的一方。他决心很大，企图结束妥协的时代，在一个在他眼中很落后的地区确立新的大公教秩序。从他在希波成为司铎（然后被祝圣为主教）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无法摆脱一场痛苦的斗争。与他的教会对立的基督教会，其性质与他的教会几乎相同，也与他的教会同样强大，同样有基础。他必须要与所谓的“多纳徒派裂教”做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站在一群强有力的主教身边（其中有他的朋友阿利比乌斯），拼尽了全身力气。这些主教下定了决心：他们的教会，也只有他们自己的教会，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非洲大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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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世纪北非的基督教历史，我们经常把多纳徒派裂教说成一条主线，但这种印象主要归功于奥古斯丁的论辩技巧。他主张，只有他的教会才是“真正的”非洲大公教会，因为他的团体得到了罗马帝国所有教会的承认。他认为，与他的团体相比，与他们敌对的教会对广大的大公教世界充耳不闻，宁愿割据于北非，沦为一个地方性的分裂团体。他们跟从的是多纳图斯。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并且在311～355年亲自担任该教会的迦太基主教。在奥古斯丁看来，多纳图斯是一个善于蛊惑群众的可疑人物。正因如此，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事们才将这些竞争者称为“多纳徒派”。他们下定了决心，其他人必须把多纳徒派教会视为一支冥顽不化的少数派——与其他教会格格不入，好勇斗狠，完全不值得尊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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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肖在他新出版的扛鼎之作《神圣的暴力》和其他著作中，令人信服地批驳了这种长期以来很有生命力的刻板印象。[20] 肖清楚地说明，奥古斯丁总是强调他们的对立派与其他教会格格不入，强调他们顽固地坚持本地的视野，自居为基督教世界中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教会，这就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百多年来，被他称为“多纳徒派”和“大公教会”的两个团体一直在整个非洲竞争，难分伯仲。二者之间的竞争也是基督教在非洲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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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两大教会的竞争肯定不是奥古斯丁所谓的灵性上的灾难。事实上，这种局面大大加速了基督教化的进程。在神学上，奥古斯丁将多纳徒派和大公教会的斗争说成是徒劳无益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同一种基督教采取了两种难舍难分的形式，充满活力地到处复制开来（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一个又一个村庄），双方都要表现得更有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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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帝国政府全面介入，大力支持奥古斯丁这一方（在411年以后这种局面才长期出现）之前，任何一方都没有在影响力和财力上形成压倒性优势。两派教会拥有差不多的群众基础，就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整个拉丁西方的其他教会一样。两派教会的人事组织都没什么特别的，市议会的下层成员、教师和律师提供了领导，普通市民和村民们构成了群众。尽管奥古斯丁经常批判两派教会并立导致的社会分裂，北非的社会在整体上并没有受到这种竞争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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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非洲的基督教雷声大雨点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受限制。多神教仍然广泛存在。就连很多基督教的平信徒也觉得自己犯不着介入主教和神职人员之间的争执。和罗马城的情况一样，在非洲的城市里，城市精英的上层仍然不关心教会事务。在领导城市的贤达人士中，还有很多是多神教徒。哪怕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市议会的“神庙”还在举行肃穆的仪式，年复一年地影响着与宗教无关的具体问题。神庙为群众提供了娱乐，维持着法律与秩序，还征收赋税。因此，基督徒内部的宗教斗争看上去并不是最重要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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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成为希波主教的时候（396年），他发现自己这一派在城里是少数派。他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占据上风。他没有办法说服地方精英们，他们并不打算把两派教会之间的分裂看得很重。在社会的顶层，多纳徒派和大公教徒相互通婚，很少考虑到双方主教们的看法。对这些人来说，血缘和阶级当然要比洗礼的水重要得多。那些贤达人士青睐、提携对立的教派，这导致奥古斯丁的宗教论争难以快马加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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