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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这些人支持大公教会的立场并不是简单地说服他们作为基督徒站在某一派教会这一边，还需要他们更加深刻地改变态度。必须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以一种尚不习惯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必须开导他们，让他们戴上那一副同样的宗教性有色眼镜来看待非洲，就像奥古斯丁和其他主教那样。在奥古斯丁担任主教之前的年代里以及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都还没有戴上这副眼镜。城市的“公民宗教”（我们在第3章里说过，这种宗教仍然很有活力）仍然吸引着他们，而两派基督教会之间的分裂却还做不到。这两派教会的教士们主要是一些忙忙碌碌却无关大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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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非洲的精英阶层对基督教的事情漠不关心，但大公教会和多纳徒派之间的分裂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现实。在西方的基督教化地区里，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拥有如此之多的主教。411年6月1日，两派教会都被召集起来，在迦太基召开了一次大会。这时，560多位主教列队入城，他们来自利比亚西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两派教会各自拥有约280位主教。[23] （直到600年，意大利也只有240位主教——与那些在4世纪非洲的城市和乡村里展开激烈斗争的主教相比，还不到半数。）那些从罗马前来避风头的贵族差不多就在两派教会举行大会的同时抵达了迦太基，他们很可能曾经目睹主教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城里的街道。在西方的其他行省，这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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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大公教会和多纳徒派之间的竞争中，411年的迦太基大会标志着形势发生剧变的高潮。奥古斯丁所属的大公教会不断派人去游说皇帝。皇帝们最终决定干预该行省的宗教事务，他们宣布多纳徒派教会是非法的。其建筑被没收，主教被流放并被逐出城市。支持该派的上层阶级平信徒受到了惩罚，他们留给多纳徒派教会的遗赠被宣布无效。没有人被处决（就像百基拉所遭遇的那样），也没有人被迫直接改换门庭——除非他们是刚好属于某个狂热地主的田庄的农民，他们只不过被剥夺了教堂，还要面临痛苦的抉择。领导地方的贤达们必须选择，究竟是听命于皇帝，还是效忠于本城的多纳徒派教会，因为皇帝已然宣布，那并不是真正的教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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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的是，鉴于帝国制度在行省社会的各个层次里确立地位与身份的权力，大批的平信徒加入了大公教会。他们还在观望，不清楚帝国是否会重新实施宽容政策。只有多纳徒派的神职人员是刚毅不屈的，他们的教会才是“真理的教会”。所谓的大公教会使用强力来确立自身的地位，这种行径充分证明他们是伪教会。多纳徒派的神职人员们从来都是这么坚持的：它是一个“迫害者的教会”，也就是以强力为基础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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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直到411年才开始形成。然而，在约十年之前的400年，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皇帝将会如此有力地干预。非洲的两派教会平等地看待对方。在君士坦丁之后的帝国里，岁月平静，二者都相当自在地极力扩张地盘。基督教在罗马北非遇到了难得的良机，但尚未变成支配性的宗教。整个4世纪，非洲的精英阶层和渡海而来治理非洲的行省总督们（他们来自罗马的元老家族，就像西玛库斯那样）都不假思索地接受君士坦丁设定的二元化世界。在这种二元化世界里，基督教正在生机勃勃地自由发展，却没有特殊的社会吸引力，只要基督徒内部的差异不会过分妨碍城市上层阶级的事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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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派教会都完全可以在非洲的城市里占据上风。但城市的精英阶层没有意识到，两派教会都充满了活力，它们将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相互竞争中，它们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对立也体现了竞争的精神，而竞争本来就是非洲城市的命脉。就像各个城市总是在竞争，两派教会也在竞争，并为此而抛撒着金钱。言语的交锋（通过奥古斯丁的大量作品，我们所知道的已经不少了）伴随着一场财富的战争，它是静默的，也是坚定的。我们拥有的史料虽然很多，但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却很稀少。现在我们就要去看看这场财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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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皇帝有何相干？”：自主的教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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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一定要缓一缓，公平地看待这种真实的宗教激情。正是这种激情激发了两派教会之间的对立，尽管二者相当相似。裂教的原因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多纳徒派指控大公教会一方，指责他们容忍了那些在303年的最后一次大迫害中叛教的主教。那些主教不但参加了多神教的献祭，还献出了《圣经》，导致经书被烧毁。大公教会一方回应道：这些指控都毫无道理；多纳徒派的主教也叛教了；无论如何，少数成员的失败并不会导致整个教会丧失圣灵的临在。但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事了。两派教会再也不能重归于好。这种僵局是怎么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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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派都非常坚定地坚持一种信念：坚持自己的教会必须具有绝对的灵性自主性。这条教义一点也不含糊。每个地方的教会都被看作当地唯一能找到圣灵的地方。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的主教和神职人员都坚信，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两派教会之间的激烈斗争。对方的教会只是一个空壳，并不拥有上帝；对方的主教缺乏圣灵的力量，从灵性的角度来看，他们乃是行尸走肉，他们无法给信徒提供救赎，他们的教会是伪教会，甚至要比多神教的庙宇更加凶险。多神教的神庙散发着熏香和祭品的烟气，一眼就能识破，但死的教会还在假装自己是基督徒的教会，其毒害一点儿也不比任何神庙小。这是魔鬼的最终诱惑，它让非洲人预先体验到了敌基督的时代，因为终极的邪恶以一种离奇的方式伪装了起来，其表现就是自称基督徒的皇帝们正在支持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教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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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信这种观念的教会里，地方教会的财富不能被简单地当成纯粹世俗的问题；这种财富被当成了一种证明，以财力的方式体现了每个教会独有的掌握圣灵的能力。和其他方面一样，教会的财力问题也被两派的主教们直接追溯到3世纪中叶的楷模——迦太基的居普良。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见，居普良讨论了宗教奉献的问题，他的观念是非常神秘的、内向视角的。只有真教会的成员献给主教的钱财才能被算作圣洁的奉献；只有主教才能重新分配这些奉献，将其当作圣洁的施舍。流入教会的财富被视为一个滴水不漏的系统，它被基督徒的群众奉献给主教，而主教居于每个信众团体的中心，负责保障圣灵的临在。奉献的活跃不仅增强了财力，还是一个清晰的标记，反映了圣灵在信众团体中发挥的效力。[26]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来自教会以外的财富与不经过主教再分配的财富，都是死的财富，它缺乏圣灵的力量。大公教徒和多纳徒派都坚信这一点。在他们的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也不会存在任何虔诚的奉献——在灵性上绝不会灵验。只有在正确的教会里做出奉献，罪孽才能被补赎，地上的财宝才能转移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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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46年一起有名的事件中，迦太基主教多纳图斯表明了看待教会财富的态度。他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君士坦斯皇帝试图干预非洲教会的事务。君士坦斯想把君士坦丁式的教会体制引入这个行省。在其他行省，君士坦丁的体制早就运行良好了。正如我们所见，为了要求人们顺从皇帝规定的基督教，皇帝赐予了各地教会各种法律特权，最重要的是，他还将皇家的财富注入了各地教会。346年，皇帝派遣的钦差们抵达迦太基，带来了分发给穷人的资金。这不是随意的施舍。各地教会只要接受皇帝青睐的“大公教会”而不是多纳图斯的教会，就会得到一大笔皇帝赐予的名为对穷人的救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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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帝没能料到非洲的宗教情结。多纳图斯立即做出了反应，他拒绝了皇帝的补贴。这句话使他青史留名：“教会与皇帝有何相干？”[27] 这句话并不指向抽象意义上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它充满了居普良的风格。只有主教才有权在教会内部分配财富。这是一个圣洁奉献的密封回路，其起点是教会内部的信徒将奉献献给他们的主教，然后教会里的财富再从主教圣洁的手中流出。与其相比，直接来自皇帝的财富是源于教会之外的，那是一种圣灵从未接触过的财富，那是没有福分的财富。多纳图斯就像安布罗斯那般自信（但他是比安布罗斯更早的一代），将自己当成正直的但以理，将君士坦斯皇帝当成了伯沙撒：“大王啊，你的赏赐还是留给你自己吧。”[28] 这是对君士坦丁体制毫不留情的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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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图斯可以说“吾道不孤”。不久之后，皇帝的钦差们携带着送给穷人的满箱金钱来到了努米底亚南部。在4世纪40年代，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是贫苦的农业区，刚刚经历过阿克西都和法西尔造成的震撼。面对即将抵达的钦差，多纳徒派的巴盖主教（亦名多纳图斯）将他的教堂变成了一个公共的谷仓。有人指责他守在仓库里，因为他企图坚守大教堂，抵抗围攻。但是，建在主教教堂里的谷仓不仅反映了应付战斗的准备，还象征着主教的作用——主教是唯一真正的分配者，他将食物分配给当地的穷人。[29] 在非洲发掘出来的很多教堂，旁边都环绕着谷仓。[30] 根据对立的主教们在迦太基大会上发的牢骚来看，有两种行为可以破坏一个乡村教堂的功能：捣毁它的祭坛从而亵渎它；夺走它储备的粮食，从而否定其作为宗教施舍中心的作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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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关权贵们的事，而属于民众的主教”：两派教会之间的财富与建筑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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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事件，是因为两派教会的辩手们发动过针锋相对的论战，奥古斯丁就是其中最多产的一位。但我们还可以实地追踪这场战争。最初，法国人在其统治下的北非地区进行了考古；然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现代国家又继续了这一工作。长期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出，在两派教会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全新的维度。在拉丁西方的各个行省中，只有在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北非我们才能看到，在城镇和农村里，同时出现了一种基督教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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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掘工作已经揭示出一个非常宏大、难以言表的事实。就像1000年前后的法兰西中部地区，北非的地面上开始“覆盖上了教堂织成的白袍”。每个教堂都提供了石制的证据，支持着某一派的教会。每一个都是发现圣灵的地方。在提姆嘉德（在阿尔及利亚南部）以北的高地，地面覆盖着教堂的遗迹：仅在努米底亚中部的一次普查中，就发现了73座教堂。许多定居点拥有三四座，甚至七座教堂。[32] 这些教堂的遗迹呈现出一个隐藏已久的非洲。奥古斯丁写得再多，我们也还是对其所知甚少，很难确定其中的各个教堂究竟是多纳徒派的，还是大公教会的，要想确定其年代，也很困难，4、5、6世纪的都混在一起了。但确凿的事实是，没有不屈不挠的热情，这些教堂就无法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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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观察几个例子。最壮观的，可能就是泰维斯特（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泰贝萨）大教堂，它是与圣克里斯碧娜教堂联系在一起的。看起来它是一气呵成的，必定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它位于城外的一个高台上，俯瞰着从迦太基通往努米底亚的大道。它的旁边有一家客栈，四面都是成排的牢固的仓房，每一间都用精巧的锁封闭起来。大教堂居高临下地面对着一个宽阔的庭院，每一面都有一座凯旋门，这是在刻意模仿城里的罗马式纪念建筑。登上宽阔的台阶之后，才能进入大教堂，这也和罗马神庙相似。进入内部之后，访客们会在右侧的墙上看见一扇门，它又通向了一个具有三重半圆形穹顶的小型圣堂，这是献给殉道士的。这个圣堂的外表是大理石，圆顶是金色的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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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维斯特大教堂的屋顶极其高，从天窗进来的光线很明亮。但与殉道士圣堂不一样，它的墙只是用灰泥抹了一下。和保利努斯的贾米拉不一样，这并不是一个豪华的珠宝盒。还不如说，整个建筑群就像一座冷冰的罗马纪念建筑，它是一座石头的“上帝之城”[33] ，就坐落在一座“地上之城”外，而那座城的古代习俗仍未烟消云散。就在这座巨大圣堂拔地而起的同时，泰维斯特的城市贤达家族也在忙忙碌碌地整修城里的圆形剧场，就和一百多年前他们先祖的所作所为一样。[34] 建造一座巨大的基督教堂、整修古代的圆形剧场——这两项大工程提醒我们，在非洲两派教会的相互竞争背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正在与城市生活的顽固传统相竞争，而与这种传统相比，基督教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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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维斯特大教堂有可能是大公教会的建筑。在南边很远的地方——提姆嘉德，多纳徒派正在发力，使教会的财富充分发挥作用。晚至368年，一位重要的市议员还在重修提姆嘉德古老的卡匹托尔山，被赞誉“有整修城市之功”。然而，到了4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的卡匹托尔山就要直面一座巨大的新教堂了。它是一个教堂建筑群，有541英尺长、380英尺宽。根据大教堂地面上的铭文，这是运用上帝的财富修造的上帝宫室：“按照上帝的尊敬的教士奥普塔图斯的命令，教堂开始建造并且完美竣工。”奥普塔图斯是提姆嘉德的多纳徒派主教。从各方面看，他都相当不一般。在388～398年，他是行省里的领袖。他和负责保卫非洲的将军们过从甚密。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像他这样能够因为卷入内战而被处决的主教实在屈指可数，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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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奥普塔图斯这样的人物在非洲终结了君士坦丁体制。奥普塔图斯已经不再符合传统的社会模式了：主教们应该领导一个有活力但在本质上层次不高的教会，真正的精英们对他们只是冷眼相看而已。奥普塔图斯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非洲的选择。安布罗斯是从社会顶层走进教会的，但和安布罗斯不一样，奥普塔图斯是自下而上崛起的，就像他的教堂一样。很有可能，他的出身是很卑微的，但是，基督教主教的职务给了他显赫的地位。他的大教堂告诉整个社会，他就是神圣财富的守护者，而这种财富来自千万个善男信女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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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奉献的浪潮并不仅仅表现在出现于大城市边缘的大教堂上，较小的城市也依靠群众的努力建造了一座座教堂。持久的竞争加剧了为建造教堂而聚敛财富的需求。在多纳徒派的门布里撒（这是迈杰尔达河谷最上方的一个小镇）主教被敌对教派逐出教堂之后，他的信众们马上就为他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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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大兴土木的浪潮，我们还是得去努米底亚看一看。努米底亚的村落提供了最生动的证据，证明卑微的群众具有怎样的热情。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集体性的奉献，来自亨希尔·基色利亚（这是一个位于提姆嘉德东北15英里处的小教会）的普布利乌斯、佩托尼乌斯和图尼乌斯就是例子。在后殿前方的镶嵌画上，他们宣布自己“依靠上帝的恩惠”，“立下了对上帝与基督的誓愿并且如愿以偿了”。他们还加了一条充满地方自豪感的说明：“加地尼人民万岁！”[37] 附近的各个村子则通力合作，建造了另外几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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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努西安人开始了工程，穆克里昂人奉献了5根柱子，库扎巴坦人奉献了6根柱子，大家一起铺了后殿，而装修主要由库扎巴坦人负责，司铎罗嘉图斯和助祭埃米里乌斯负责建筑设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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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豪感与神职人员的领导结合了起来，这就是非洲教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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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只有多纳徒派才强调自主性。4世纪末的某个时段，在提帕萨海湾的西岬（希波以西320英里处），大公教会的主教亚历山大修建了一座献给殉道士的教堂。海湾的对面就是有名的圣萨尔萨圣堂。亚历山大的铭文说明，作为教堂的修建者，他与世俗的世界没有丝毫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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