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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些身为圣徒赞助人和仰慕者的富有修养的平信徒虽看似默不作声，但他们实际上是以此方式对普罗旺斯的修士以及修士出身的主教持续施压，使他们强调自身苦行生活的极端趋向。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如下问题的持续争论：如何正确区分虔诚的基督徒和不甚虔敬的基督徒？修士之间同样展开了关于“如何区分真诚的基督教信仰和缺乏热情的妥协”的激烈争论。这样的形势也激起了对关于基督徒行为和基督教社会的各类问题——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本质到罗马帝国的命运——的争论。此外，圣徒间进行攀比的需求也促使他们开始探索基督教苦行的最高标准。这一探索以约翰·卡西安写于5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为起始，以440年萨尔维安发表谴责罗马帝国的作品为终结，并以一股贯穿普罗旺斯基督徒文化圈的激进主义思潮的面目呈现出来。那么，是时候关注这些形式多样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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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毫厘之金毁损修士之洁”：财富与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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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普罗旺斯圣徒首先遭遇的最著名的挑战来自一位神秘人物，此人即最近才在马赛定居的约翰·卡西安。卡西安很可能来自拉丁世界最东部的斯基泰，即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入海口附近，那里今为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卡西安在4世纪末曾游历埃及和中东，大约在5世纪10年代来到高卢。卡西安自称埃及正统修道精神的继承者，不过他并未谈及自己的事情，而是使自己如同他期望的真修士一般隐姓埋名。[10] 420～424年，卡西安完成了首部作品《修士守则》（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 ）。它通常也被称为《卡西安会规》或《建立修道院的基本准则》，成书后便被寄往有意建立修道院的普罗旺斯主教阿普特的卡斯托处。[11] 不久后，卡西安又在426～428年完成了《汇编》（Collationes ）。[12] 这是卡西安和他的朋友日耳曼努斯早前在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诸多拜访过的智慧的埃及修士那里获得的宗教布道词的总集。通过这套《汇编》，卡西安使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沿海诸岛。其中一部分《汇编》献给了勒兰修道院院长贺诺拉图斯，还有一部分送给了耶尔群岛的修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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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在所有作品中都宣称要揭示真相，为此，他总是令人不快地将混乱而脆弱的高卢式修道与有惊人稳定性的埃及式修道进行比较。如卡西安所言，在埃及，原始基督教会时期的宗教热忱仍然存在。而兄弟之爱——兄弟之爱基于抛弃财富与共享一切，这两点是首个耶路撒冷基督徒团体的典型特征——也仍然能在寄身于埃及修道院或隐居地深处的一些修士身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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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2章和第4章描述的耶路撒冷团体对奥古斯丁早期修道生涯产生过影响。《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人人共享的场景使奥古斯丁联想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时的极乐状态。虽然这种满怀兄弟之爱的极乐状态是奥古斯丁派修士们此生努力追求的，但这也是对未来的希冀，是仅在天国才能成就的伟业。这些记载对卡西安则有不同的意义。卡西安认为，为祈祷与沉思而形成的民间修道团体是一些埃及修士的现实体验。这就是卡西安写作这些论著的原因所在：他认为自己在埃及发现的（类似于早期基督徒的）基督教团体的生活经历可以被引入高卢修道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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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卡西安要如何实现计划呢？与马赛其他圣徒的作品一样，卡西安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无异于宣战檄文。这些作品并不是介绍埃及修道院的客观游记，而是折射高卢修士不足之处的明镜——尤其在《会规》和《汇编》中，卡西安更是集中于修道院的贫富问题，并以埃及修士的实例对在高卢所见的那些不甚虔敬的修士进行了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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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理查德·古德里奇在一项关于卡西安的富有洞见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卡西安批判的首要目标是高卢修士们对待财富的温和姿态。[14] 从图尔的圣马丁时代起，“高卢修道主义”很大程度上就仿效保护和赞助圣马丁的庄园主们的休闲生活方式。富有修养的苦行主义拥护者们仍然以其地产收入或教会赠予的年金（如果他们像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那样放弃自己的地产，并将其捐献给教会的话）为生。我们可以看到，修道院因为富裕成员的大量捐赠而免于经济困难，这些修士一般也毫不担心钱的问题——毕竟总有财富。实际上，他们是在一座略显简朴的庄园中实践一种节制需求的生活方式。自然，他们也延续这种长期以来与贵族圈子和哲学家圈子中的“闲暇”理想相关的、对财富漠不关心的态度。但对财富漠不关心并不等于没有任何财富。在卡西安看来，这种人不配为真正的修士，因为他们未受赤贫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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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认为，只有首先解决那些即将加入修道院的修士的财富问题，修道院才能存续、发展。欲入修道院的见习修士必须首先抛弃世俗财富，他此前的一切财富都不被允许进入修道院，即便是虔诚的捐赠。[15] 不过，奥古斯丁则允许这样的捐赠。与奥古斯丁的观念类似，勒兰修道院的圣坛上偶尔也会堆满由富裕的新入修士带来的各类物品、钱和文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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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仍然坚持修士彻底弃绝财富后方可进入修道院这一想法，而不允许“毫厘之金毁损修士之洁”[17] 的情形出现。一位修士被修道团体接纳之前，必先经历强调修士一无所有甚至其身着之服亦不为其所有的仪式。仪式上，修士会从修道院院长那里得到一件灰袍。[18] 这样的仪式如同晚期罗马帝国军队中授予军职和以示嘉奖的不可撤销的基本仪式。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修道院院长的赠礼并非军职而是赤贫。此后，修士的衣食用度便完全依赖于修道院的供给，修道院院长在其修道院中也如皇帝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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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剥离财富的修道院的内部景象，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摆脱希求财富的意愿的修道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摒弃财富成为加入其中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剥夺财富的行为常被视为自我屈从，甚至比对个人财富之放弃更显极端。财富与个人意志原本是相混的，而真正的“摒弃”则意味着两者皆弃。修道生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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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去我们的所有财产，并使我们与财富彻底分离。这样一来，除去修道院院长的意旨，将不再有其他意旨加诸吾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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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摒弃”意味着“消除主宰性”，即修士此时不再是任何人或物件的主宰，甚至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主宰。[20] 卡西安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充当着“伟大平均者”的角色。[21] 所有修士皆一律平等，因为他们都遵照修道院院长的意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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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卡西安的作品是面向富裕读者以及出身行省精英的新修士的。面对这些有志于修道生活的人，卡西安坚称应毫不妥协地夺去他们的一切所有物。与之相反，奥古斯丁则在衣食和日常劳作方面对出身上层阶级的修士做了相当的妥协。卡西安却并未提供如此便利。在他看来，修士们从进入修道院开始就应学会“不因为与穷人平起平坐而感到羞耻，即不以作为修士团体中的一员为耻”[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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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对《圣本尼迪克特规章》指导下的修道贫困的观念十分熟悉，从而容易忘记其中理想化的修道观念在5世纪的读者们看来是多么极端。在罗马人看来，卡西安观念中的修道院宛如一座奴隶集中营。在修道院院长的注视下，每一位修士都被期待以“即使在为最严苛骄横的奴隶主服务的奴隶们身上都未曾见到的方式”[23] 欣然完成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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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理想中的修道院实际上十分怪异，在那里，自由人成为奴隶，富有者成为贫民，其中既有一位高卢农夫在战乱饥荒之年所畏惧的一切，也有一位贵族由于蛮族入侵和内战导致的贫困可能经历的一切。高卢社会所遭受的损害，仿佛被某种魔法转变为完美社会形态的基础。而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这种如此极端的“自愿贫困化”观念对于那些最近才经历诸多“强迫贫困化”的贵族阶层是否会有特殊而无意识的吸引力？不过，相较于由内战和蛮族劫掠带来的全面经济崩溃，使原先的富人自降身份成为穷人的修道贫困状态至少还有自愿选择的可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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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西安的修道院观念中，修士不仅应遵循基督“走下来”的谦卑之道放低姿态（如蓬头垢面、身着黑袍的诺拉的保利努斯所做的那样），还应消除此前他身上关于财富和名望的一切象征，以及此前作为大人物带有的撩人暗示。他进入修道院以便认清在上帝面前的真实自我——社会灾难中的普通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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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即这世界中的无地难民，他应将自己视作从属于修道院地产的奴隶及杂役者，不要认为自己还拥有什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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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剥夺了财富，在“卡西安式”修道院中的修士们只得以辛勤劳动确保自给自足。当然，这样的话语有些虚张声势，毕竟埃及的修道院从未真正实现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卡西安所在的普罗旺斯的修道院同样并未实现，遵循卡西安教导的修士们可能会与赤贫相伴。定期的繁重劳作也日渐成为真正修道院的重要标志。不过，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完全经济独立仍然无异于痴人说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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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之所以如此执着于修道院自给自足的梦想，是为了证实他对高卢那些缺乏热情的修士的抨击。在卡西安看来，修士是作为有闲阶级食利者的真正对立面而存在的，他们也因其自给自足的特征成为社会唯一的生产者。除了修士，其他人则如乞丐般靠他人施舍过活。与修士相比，收取地租的地主、征收税赋的皇帝不过是依赖他人供养的寄生虫罢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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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西安认为修士是这受可悲规律支配的人类社会中唯一的例外。数千年来，人类社会以不愿劳作者对弱者的剥夺为特征。从大洪水前的巨人时代（《圣经》中与青铜时代同期的时代，这一时期标志着多神教徒观念中“黄金时代”具有的原初社会纯洁性的丧失）开始，那些强有力者“更乐于以掠夺他人而非以自己的手工或劳动技能为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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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十分注意卡西安关于修道院外部社会的言论中的严厉语调。他通过批判的眼光观察着世俗世界的社会结构。正如写作《论财富》的伯拉纠派作家，他并不赞同“私人财富是其神的幸运赠礼”这一大众观念。在记述伟大的埃及隐士“教父”摩西发放救济的情景时，卡西安并未将摩西描写为上帝赐予的财富的管理者。“教父”摩西发放救济，只为能使这不义社会中的不公现象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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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仍将肆虐（直至时代终结），是由于众人共有之物（经由上帝应允）被有些人据为己用或仅是据为己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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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卡西安而言，最重要的并非“社会不公（尽管它可能显得令人震惊）应从世上消失”的论调。卡西安所关注的是，在他的修道院这样贫瘠的环境中不应还有不公现象的痕迹。因此，卡西安关于修道贫困的激进观念使关于财富问题的旧式争论就此停止，这一争论被真正地挡在修道院之外了。古老的关于善财与脏财的区分在修道院内部也不再适用，因为修道院已成为一片并无财富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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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贪欲该受谴责，只是为了对修士财富进行完全剥夺。卡西安十分谨慎而细致地考察了贪欲的破坏性。他发现，贪欲的产生其实与黄金和广阔地产无关，它只是人内心令人恐惧的幽灵，诱使修士们做出可耻之事：小偷小摸，过度劳累导致的狂躁，对囤积食物或金钱的病态追求，怀有守财奴般对衰老、疾病与贫困之恐惧。这些修士遭受的个人诱惑十分怪异、卑劣，卡西安写作时也毫不忌讳情欲诱惑和春梦干扰。因此卡西安认为，平信徒读者最好不要阅读他关于修道院内贪欲的篇章。[30] 不过，这些关于贪欲的罪恶的篇章与修道院外的脏财无关，此前的安布罗斯和伯拉纠派作家们已经对这些脏财进行了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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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转变的发生。仅仅二十年前，伯拉纠派运动已表明，由苦行需求导致的对财富之完全摒弃与随后的一系列社会批判密切相关时会产生怎样令人震撼的景象。伯拉纠派的作品仍然在马赛十分知名，其中一些作品也仍被视为苦行劝勉的典范。但卡西安全神贯注地关注的修道贫困则使这些作品中讨论的内容变得不合时宜，震撼也烟消云散。财富与对财富的摒弃两大问题不再强烈交织，这使得摒弃财富的作者也不需要像《论财富》和《论基督徒的生活》的伯拉纠派作者们一样对整个罗马社会进行抨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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